隋唐五代文学·晚唐五代诗歌·晚唐的诗人群体

隋唐五代文学的内容·晚唐五代诗歌·晚唐的诗人群体

如何描述晚唐诗人群体的分布，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般来讲，对诗坛上流派、诗派等创作分布的描述，往往贯穿着两个主要的线索，一是诗学的线索，一是具体人事关系的线索。人们总是一方面归纳寻找出一些重要的艺术现象，一方面钩索诗人之间具体的传承交往关系，在这两者之间，发现其联系的方式，这就形成了有关创作流派、诗派、群体等种种的认识。对于初唐、盛唐、中唐来讲，利用这两个标准描述诗坛的分布，较之晚唐相对容易一些。初唐诗坛虽然没有产生超一流的作家，但其诗艺变化的脉络相对集中。盛唐诗坛出现了伟大的诗人，有着突出的创造力和鲜明的艺术个性，诗歌的流派分布线索比较清晰。至于中唐，不仅有韩愈、白居易这样的大诗人，而且交游密切的诗派型创作相当成熟。这些都为流派、诗派等创作分布的勾勒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晚唐诗坛的复杂在于，一方面，诗坛整体的创造力趋于贫弱，缺少开宗立派的大诗人，其创作的大势是在因袭中变化、调整，诗坛上不同的诗风之间，并未形成奇峰对峙、异彩竞呈之局面，而彼此的交融渗透却相当明显，因此如何清晰地勾勒晚唐诗学的分布线索，有着相当的难度;另一方面，从今天保存的材料来看，随着诗歌创作的进一步普及，晚唐时期诗人数量众多，诗学传承的线索增多，诗学的地域性内涵也有极大发展，因此诗人之间的人事交游关系也相当复杂纷乱。上述两方面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使得描述诗坛创作分布的难度增加。

自古以来，对晚唐诗坛流派的描述，就存在诸多分歧。晚唐人自己对当时诗坛上的一些重要诗人，曾就其诗艺之接近与诗风之相近，而目之为一个个小的诗歌流派与群体，如“温庭筠与李商隐同时齐名，时号‘温李’，二人记览精博，才思横溢，其艳丽者类徐庾，其切近者类姚贾”(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卷四)。唐懿宗咸通年间，有“咸通十哲”(《唐摭言》卷一○);还有并称“三罗”的罗虬、罗邺、罗隐，《唐诗纪事》卷六九云：“(罗)虬词藻富赡，与宗人隐、邺齐名，咸通、乾符中，时号‘三罗’。”这些概括对于描述诗坛的整体面貌来讲，是很不全面的。

自唐末以来，人们就试图对晚唐诗坛的流派分布做整体性的描述，唐末张为《诗人主客图》以“广大教化”、“高古奥逸”、“清奇雅正”、“清奇僻苦”、“博解宏拔”、“瑰奇美丽”六派概括了中晚唐一些重要诗人的创作^①;宋初张洎《项斯诗集序》勾勒了源自张籍的一脉传承：“吴中张水部为律格诗，尤工于匠物，字清意远，不涉旧体，天下莫能窥其奥，唯朱庆余一人亲授其旨，沿流而下，则有任蕃、陈标、章孝标、倪胜、司空图等咸及门焉。”(《唐文拾遗》卷四七)明代杨慎《升庵诗话》在此基础上，提出“晚唐两诗派”：“晚唐之诗分为二派，一派学张籍，则朱庆余、陈标、任藩、章孝标、司空图、项斯其人也;一派学贾岛，则李洞、姚合、方干、喻凫、周贺、九僧其人也。其间虽多，不越此二派。”(卷一一)当代学者对晚唐流派则提出另外一些划分，如余恕诚提出晚唐诗人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诗人群体，一是继承贾岛、姚合、张籍的穷士诗人群，工于穷苦之言，诗歌风貌的特征是收敛、淡冷、着意; 二是以李商隐、温庭筠、杜牧为代表，在心灵世界与绮艳题材的开拓上作出重大贡献的诗人群，诗歌风貌特征是悲怆、绮丽、委婉^②。陈伯海将晚唐概括成六个重要流派： 白居易追随者的通俗化派，元结和《箧中集》诸诗人追随者的作风简古派，张籍追随者的诗风理致清新、表达真切、属对工整的律诗派，贾岛追随者的苦吟诗派，受李贺影响的“瑰奇美丽”派，继承韩愈诗风的“博解宏拔”派^③。上述意见各有自己的出发点，可以说直到今天，对晚唐诗人群体的描述，并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

从目前保留的材料和研究的结果来看，晚唐诗人群体的勾勒，需要特别考虑诗人身世与际遇的分殊，以及地域上的差异。基于这两个因素划分出的诗人群体，是一种类型化的群体，它能大致反映当时诗坛重要的诗风流布。在具体的划分中，需要突破诗人具体交游关系的限制，以及一些传统上流行的流派区分。

具体来讲，晚唐前期(从长庆到大中)，诗坛上大致可以分为京洛台阁诗人群和幕府州县诗人群。前者以白居易和刘禹锡的唱和为核心，与之往来密切的有令狐楚、裴度、元宗简等人，此外，姚合、王建、张籍、牛僧孺、李德裕、徐凝、皇甫镛等人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唱和。这些诗人虽然很多是中唐诗坛的主力，但他们的创作活动在元和之后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如核心人物白居易就直到会昌六年才去世。同时由于他们身处京洛台阁，加之身份的特殊，因此其创作代表了台阁风尚，考察晚唐前期诗坛，不应忽视其影响和作用^①。这些诗人的创作在艺术上接续了元白之“元和体”的创作道路。元白之“元和体”是白居易与元稹在元和后期开始大量创作的一种具有独特内涵的近体五、七律和长篇排律。其内容主要表现文人的日常交往生活、远离社会生活的情怀，在艺术上讲求入实的趣味，发展了品味、反思与感悟等理性品质，对近体诗的内容与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创新。台阁诗人的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理性品质的追求。如刘禹锡的七律有意识地议论“公私感愤，古今成败”，在长庆年间与白居易密切交往时，创作了《西塞山怀古》《金陵怀古》等一系列议论“古今成败”的作品。由于精神世界的内敛局促，这些诗人的人生思考往往流于平庸琐碎。如刘禹锡在《杨师皋给事伤小妓英英》中感慨“但是好花皆易落，从来尤物不长生”;张籍晚年所作之《书怀寄王秘书》云“只于触目须防病，不拟将心更养愁”。这些诗人的主要作品是表现官居生活的日常内容，构思入实而不无琐碎。有些诗人比较注重语言的雕琢，刘禹锡的一些作品比喻生动，富于锻炼之功，如赠令狐楚之句“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州”(《郡内书情献裴侍中留守》)，颇受称道。清人方东树称，“以文语叙俗情入妙者，刘宾客也”(《昭昧詹言》卷一八)。

晚唐前期，长年生活在幕府州县的诗人，构成了台阁诗人群之外另一个重要的诗人群体。广义地讲，许浑、张祜、赵嘏、杜牧、温庭筠、李商隐等著名的晚唐诗人都属于这个群体。其中又由于地域上的差异而形成分殊。许浑、杜牧、张祜、赵嘏等长年生活在南方幕府州县的诗人，虽然没有密切的交往关系、诗学渊源，但彼此声气相通，诗风十分接近，诗风普遍呈现出清丽感伤的特色。李商隐主要生活在北方，其创作追求趋于深婉绮艳。温庭筠的情况比较复杂，虽然他在当时与李商隐齐名，但他的创作肌理实际上更接近杜牧、许浑等诗人，与李商隐有较大差异，时人将他与李商隐并称，只是取其辞藻艳丽而已。温庭筠同样有在南方长期生活的经历，这是他与杜牧等人诗艺接近的一个重要创作背景。这些长期生活在幕府州县的诗人，普遍保持了狷介的个性和理想的精神气质。杜牧“刚直有奇节，不为狺狺小谨，敢论列大事”(《唐才子传》卷六);许浑“乐林泉，亦慷慨悲歌之士，登高怀古，已见壮心，故为格调豪丽”(《唐才子传》卷七);张祜的个性纵恣激昂，时人谓之“真侠士也”(《桂苑丛谈》);赵嘏“豪迈爽达”(《唐才子传》卷七);刘沧“体貌魁梧，尚气节”(《唐才子传》卷八)。这与他们长期生活在幕府的州县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幕府作为晚唐社会独特的政治空间，为士人的个性和理想气质保留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而中晚唐时期，外官的地位，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有所提高，加之外官远离朝廷的政治斗争，因此州县官的政治处境要比朝官相对宽松。入辟幕府与任职州县，使杜牧等人的个性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但在政治中比较边缘化的处境，又使得他们的人生理想难以实现，只能寄托在审美的理想中。他们在近体诗中表现的美丽意境和工丽的辞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生活做诗意的提升; 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感伤失落的情调。李商隐的情况比较特殊，从身份和经历上看，他属于幕府和州县诗人，他身上也明显保留着相当执著的理想气质，但他长年生活在北方，与台阁诗人群有密切的交往，在创作成长的道路上，他受到令狐楚和白居易的深刻影响;从人生经历上看，他一生屈抑，对现实的冷酷、命运的无情有更清醒的认识。因此，他的作品融会了对理想的执著与理性地认识人生的清醒，形成了相当独特的品质。温庭筠从个性上看，也有放浪不羁的特点，他的创作大致接近杜牧等人，但在香艳题材方面用力更多。

咸通以后，诗坛状况更为复杂，目前的研究对此有不同的描述方式，而根据诗人身世际遇的差异，此时的诗人大致可以分为寒素、贵胄、干谒、隐逸四个诗人群体。

寒素诗人主要是指当时一批身世孤寒，家势单弱，长年展转于科场仕进之途的诗人。这些诗人很多并非困顿终身，但身世寒素和仕进坎坷，构成其人生际遇中最主要的内容，也成为影响其诗艺取向的重要精神背景。大中到咸通年间，继承新乐府创作传统的曹邺、刘驾、邵谒、于��、聂夷中等人，构成了寒素诗人群的早期成员。咸通以后，以“咸通十哲”为代表的一批寒素诗人，是这个群体最主要的代表，主要包括当时被称为“十哲”的许棠、张乔、喻坦之、剧燕、任涛、吴罕、张��、周繇、郑谷、李栖远、温宪、李昌符等，以及这些诗人的奖掖者薛能、李频。此外，曹松和李洞也因与之交往密切，诗风接近而属于这个群体。这个群体以五律创作为主，艺术上主要接续贾岛、姚合等人的影响。

与寒素诗人群形成对比的，是主要由贵胄子弟组成的贵胄诗人群，其核心成员是韩偓、赵光远、孙綮、崔珏、郑仁表等人。这些诗人诗风香艳，在大中末到乾符年间创作了大量反映狭邪生活的作品，艺术上主要继承了李商隐以七律表现艳情的艺术影响。韩偓等人的香艳诗在咸通、乾符年间十分流行，在上层社会中形成了好尚绮艳的诗歌趣味^①。当时有不少诗人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自己的创作也呈现出香艳的色彩，这主要包括秦韬玉、唐彦谦、韦庄、罗虬等人的创作，他们的创作有接近韩偓等人的一面，但更多地体现在笔致辞藻的艳冶，受到温庭筠的影响比较多。这些诗人不是贵胄诗人群的核心成员，但他们的创作体现了香艳诗风的广泛影响。贵胄诗人群在当时的长安诗坛占尽风光，与当时的寒素诗人群极少交往，诗风也迥然不同。黄巢之乱以后，贵胄诗人群在昭宗朝转化成学士诗人群，韩偓、吴融、徐寅、黄滔、翁承赞为其主要成员，其诗风追求平正典雅、用辞富赡，基本上没有香艳的笔致。有些诗人，如韩偓，由于深受李商隐诗歌艺术的影响，因此其后期的创作很有理性气质。

咸通以后，一批干谒藩镇、传食诸侯的诗人，则构成了一个相当特殊的诗人群体，我们称之为干谒诗人群，主要由罗隐、杜荀鹤、皮日休、胡曾、李山甫等人构成。这些诗人在唐末王室衰微的局势下，为了仕进而去投靠那些拥兵自重、对王室不无异志的藩镇。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是相当松散的，但因为遭遇近似，因此诗风也颇多共性。由于仕进坎坷，以及因投靠强藩而遭受的正统观念的压抑，他们普遍个性狷介，而坎坷的生活经历又使他们目睹了唐末社会大量的丑恶现象，因此其诗风充满讥弹怨刺之音，形成了鲜明的特色。需要说明的是，以“干谒”概括这个诗人群体，是就其在唐室灭亡之前干谒自进的特殊经历而言。从宽泛的意义上讲，唐王室灭亡之后，大批诗人投奔新政权，这也是一种干谒，其中著名的诗人包括入蜀的韦庄、贯休，入闽的翁承赞、黄滔、韩偓、徐寅，入吴的孙鲂、沈彬，入荆南的齐己，入南汉的黄损等人。但这些诗人的经历与罗隐等人明显不同，因此这些诗人并不能包括在干谒诗人群中。

晚唐后期另一个诗人群是由走上隐逸之途的诗人所构成，以方干、司空图、郑谷、王贞白、陆龟蒙等隐逸诗人和以齐己、虚中、尚颜等为代表的一批诗僧为主。方干等士人或因仕途不利，或有感于唐王室的衰微而走上隐逸之路;而齐己等诗僧，则是志尚恬退。唐末诸帝一反武宗灭佛之举，转而大力弘扬佛教，不少僧人受到极高的礼遇，一些诗僧还以文章才学供奉于内廷，在这种风气里，齐己等人一直保持了恬退的作风。这些诗人归隐后多潜心诗艺，唐末主要的诗歌理论著作都出自这些诗人之手^①。

上述群体划分，基本上可以囊括唐末最主要的诗人，反映最重要的创作现象。当然，在具体的划分中，有些诗人由于自身际遇的复杂而可以归入不同的群体，如郑谷早期属于寒素群体，而晚年选择隐逸，又可归入隐逸群体。唐末著名诗僧贯休与寒素及隐逸诗人交往很多，同时一生遍历藩镇，其诗艺主要与寒素及隐逸诗人接近，但又广泛吸收其他群体的特点，诗作的风格比较复杂，既有锻炼细腻的一面，也有“率意放辞”不无粗豪的一面。但他并没有将所接受的多方面影响加以融会，形成鲜明的个性特色。这些都反映出晚唐诗坛创作分布的复杂性。当然，我们可以从融合不同群体特色的角度来观察上述诗人的创作。但这一现象的存在，又进一步说明了描述晚唐诗坛的困难。因此，随着具体研究的深入，如何描述晚唐诗坛的创作分布，一定还会有新的认识不断出现。

注释

① 参见《历代诗话续编》第69—102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② 参见余恕诚《晚唐两大诗人群落及其风貌特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③ 参见陈伯海《宏观世界话玉溪——试论李商隐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载霍松林主编《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① 参见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第102—1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第43—49页;赵建梅《唐大和初至大中初的洛阳诗坛一一以晚年白居易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年博士论文。① 关于咸通、乾符年间艳情诗的盛行及与士风的关系,参见尹楚彬《咸乾士风与艳情诗风》,《文学遗产》2002年第6期。① 参见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第98—12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