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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散文(包括秦文)的起源、发展及其嬗变，都有自己的独特运行轨迹。
我国先秦文学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令人注意的现象，即：诗歌衰颓，散文勃兴。这便是记叙史实和表达哲理的散文取代了诗歌的统治地位，使中国古代散文得以迅速发展。这时，出现了我国诗史上的第一个“消歇”时代，即从《诗经》最晚的一篇作品《株林》产生的春秋陈灵公时(公元前613年)到战国屈原《离骚》出现的楚顷襄王(前298年)时期，这期间共315年。这就是说，从“诗经时代”到“楚辞时代”这两个高潮之间，诗歌曾经衰落了200多年，而这时，却正是我国先秦散文的繁盛时期。
为了具体了解这个问题的全貌和它的发展历程，在这里，我想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阐述。
先秦散文的发展历程
大家知道，最初产生的文学样式是诗歌，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晚于音乐与舞蹈。按照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的学说，诗歌是原始人在集体劳动中，依循劳动节奏、袭用劳动呼声而产生的;劳动音响的再现，就是原始音乐;生产行为的摹拟，就产生了原始舞蹈;原始的声乐，就是节奏同最简单歌辞的结合。这些文艺样式，都可以在书面文字发明之前产生，唯独散文不行，因为它的前提条件，就是书面文字的产生。散文，是一种最适于“实用”的文体，它是在文字创造之后，并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如书写材料等)的基础上产生的。散文的发展，同其它事物一样也经历了若干阶段之后才成熟起来的。根据现有资料来看，我国散文的发展，大体上有如下几个阶段：
一、散文的幼年时期
散文的产生是困难的(比之于诗歌、音乐、舞蹈)，最初阶段当然也是幼稚的。这可从甲骨卜辞中看出：
戊辰卜，及今夕雨? 弗及今夕雨?
癸戊卜，今日雨： 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郭沫若《卜辞通纂》)
上一则询问：今晚有雨，还是无雨?下一则也是询问天雨的纪录：今天的雨，来自何方?这说明，我国散文在卜辞时代，正处于萌芽状态。
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 《易·离》 “九四”)
困于后，据于蒺藜; 入其室，不见其妻。
( 《易·离》： “六三”)
《易经》爻辞中这两段记载就是说：一个来不及抵御的突如其来的袭击，结果房子烧了，人杀死了，遍地是弃尸。当然，也有的躲在山岩丛棘中幸而获免的。但是，当他回到家中(指战败者)，妻子却被抢走了。
这些现在看来充满稚气的文字记录，不妨把它作为我国散文的发端，可算是记叙文的雏形。
二、散文的成长时期
按照范文澜先生的看法，我国的散文发展到殷商至周初时期，已经处于相当成熟的阶段了。其根据就是那些商史遗文(按指《商书·盘庚》、《高宗肜(róng融)日》、《西伯戡黎》和《微子》等)和《周诰》的存在。我看即使不是“相当成熟”，至少可以说初具规模，虽然它不全具文学性质，但确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散文。中国的文化，是由北方(黄、炎族)的史官文化和南方(苗、黎族)的巫官文化逐渐融合形成的。史重人事，长于征实;巫事鬼神，富于想象，殷商尚巫，周代重史，两者合流，促成上古散文的正式诞生和发展。《汉书·艺文志》说：
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 《春秋》，言为 《尚书》。
《春秋》和《尚书》这两部散文的出现，正是我国上古散文日趋成熟的标志。下边将这两部书作简要的介绍：
《尚书》——即上古之书。原名《书》，后来称为《尚书》或《书经》，这原是一部记言的古史，也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散文集。全书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四个部分。主要内容是记录帝王或大臣的誓辞、讲话、文告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若干是文学性的历史散文。它是记言文之祖。
《尚书》有真伪问题和古文与今文之别。据记载，《尚书》原有100篇(《汉书·艺文志》)，秦焚书后，汉初搜集得29篇(实际28篇，据秦博士伏生口授所得)，用当时通用的隶体书写，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据传又从孔子故宅的坏壁里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较今文《尚书》多16篇，称古文《尚书》，这16篇后来也亡佚了。但古文《尚书》(不论是汉人孔安国壁中的或者东晋人豫章内史梅赜伪造的)，经过宋、明、清历代学者的大力考证，它实为伪作，已成定论，并为当代学者所公认。
今文《尚书》28篇，其中：《虞书》2篇、《夏书》2篇、《商书》5篇、《周书》19篇。它涉及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的夏、商两个王朝和西周的历史(春秋以前)。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古代社会制度以及阶级矛盾等情状，而且，还反映了古代天文、地理等情况，范围很广泛，问题很复杂。而28篇中，也有一些不很可靠的。《虞书》、《夏书》系后人所作，不可信。《商书》是殷商史官所记载的誓、命、训、诰。其中可靠的有《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等篇，确是商代遗留的文献。《周书》是西周初至春秋前期的文献。全书可靠者约有20来篇，其中重要的有：武王伐纣，至牧野誓师之辞的《牧誓》;周公将讨武庚、大告庶帮之辞的《大诰》;周公营建成周，遣使告卜及与成王答问之辞的《洛诰》;周公以王命告殷遗民之辞的《多士》，以及周公劝诫成王之辞的《无逸》等。大概这些作品都出于史官之手，其难读程度如同《商书·盘庚》。正如韩愈《进学解》所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而《盘庚》和《周诰》却正是商、周两代散文的代表作品，为春秋以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它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古代各诸侯国均设有史官，并都有记述本国历史的“春秋”。至今流传的《春秋》，是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史书，约16000多字。它记事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共记述了春秋时代242年间的大事。《春秋》记事，文字简括、平实、含蓄，对天子以及诸侯、大夫均含有褒贬之义。这就是后世所称的“春秋笔法”。它的文字表达比起《尚书》明白易晓，有了很大进步，标志着散文发展的重大变化，成为我国记事文之祖。
三、散文的成熟与发展高峰时期
散文的这个发展阶段，正处于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当时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条件的改进，文坛上也跟着出现了长篇大论的散文和系统的、成部的散文著作。如战国时期史家们所著的“言事相兼”(刘知几语)的《左传》、《国语》和《国策》，以及先秦诸子的大量阐发自己主张的论说文著作，等等。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完全成熟的阶段，并首次登上了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高峰。
先秦散文发展的具体历程，简而言之，即由简到繁，由低到高，由初生到成熟，由成熟到高峰。它的发展的大体线索是这样的：
比如叙事散文的发展过程：先是“春秋体”，记事三言两语、质而不文;继即演进为“左传、国语体”，已成为篇幅完整的散文，语多短句，简劲生动;后又发展至“国策体”，不仅语多长句，且能吸取民间养料，说理论事纵横驰骋，内容丰富多彩，形式也多变化。我们可以举例来比较一下：孔修《春秋》，原只是一部鲁国的大事记，叙事十分简略，而《左氏春秋》，(即《左传》)却大不相同了，它记事周详，结构完整，并富有文学色彩。比如，同样记载庄公十年的一次齐鲁“长勺之战”，在《春秋》，只写了13个字：
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
而在《左传》里却成了一篇完整的生动的《曹刿论战》的历史散文。它既写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又写了战场上的反攻和追击，并突出这次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刻划了人物形象，成了一篇既真实地记叙了历史事实，又艺术地再现了“长勺之战”这一历史事件的文学名著。又如，关于隐公元年夏，郑伯(庄公)灭弟共叔段于鄢一件大事，在《春秋》也只记下了9个字：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而在《左传》中却敷衍为一篇有完整过程的、记叙庄公一家母子兄弟骨肉相残和揭露儒家伦理道德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中的虚伪性的好散文——三个主要人物均为反面角色，栩栩如生。这就是说，我国的记事散文，经历了一个从简易历史实录到繁富的历史文学的飞跃的发展过程，已经初步具有后世传记文学和历史小说的基本特色。
诸子论说散文的发展，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即由语录式的“问答体”，演进为专题立论、论证严密、结构完整、并富于文采的论说文。比如，孔子的《论语》，就是语录体的散文，多结论式的断语，很少论证。墨翟的《墨子》，除少数是“语录式”之外，多数文章已是主题集中、论证详密，且有较强逻辑性的论辩文章。孟轲的《孟子》，虽然其中仍有类似《论语》的简短文篇，但在议论复杂事物时，却已蔚为长篇，如《齐桓晋文之事》，就是一例。至于庄周的《
庄子》以及荀况的《荀子》和韩非的《韩非子》等著作，那更是洋洋洒洒的大块文章了。它们代表了诸子散文中的最高成就。
先秦散文的分类及特点
从散文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先秦散文在表现形式和记叙内容上，也曾经历了一个从“言事分述”到“言事相兼”的发展过程。现存的古籍说明，先秦散文不论内容或者形式，都是十分丰富多彩的，但如果返繁为简的话，也不外两大类，即从语言形式上分，是两大体;从记叙的内容上分，则是两大类。
一、先从语言形式上分，可分为两体
(一)质言体——一般是直录王侯、大夫之口语，辞句质朴，不加文饰。凡是朝廷的诰誓、钟鼎铭文等文字，均属此体。如《尚书·周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和《召诰》、《洛诰》，以及《夏书》中的《甘誓》，《商书》中的《汤誓》和《周书》中的《牧誓》等等。前述的那些“诰文”，就是国君及大臣们的各种谈话记录;后边的“誓文”，就是夏禹、商汤和周武的一些战争动员令。举《大诰》为例，它是记录周武王死后，管、蔡叛国，周公率师东征之初的言论实录。全篇都是周公的谈话，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周公对当时国家面临困难的分析，并提出解决办法;第二部分主要是周公不惮词费，从不同角度对反对派进行说服教育。这些记言文章，脉络清晰，语言质实，不事文饰。在写作方法上，显然比《盘庚》有了进步。
(二)文言体——一般都是史官精心结撰的作品，条理细密，文字畅晓，多有文采。如《国语》、《国策》和《左氏春秋》等，而《左传》则更是“创文言体散文的极致”(范文澜)。这是仅就历史记叙散文而言，至于诸子的哲理论说文，那自然是属于这一体的了。
二、再从记叙内容上区分，也是两大类
一是历史散文，也称史传散文。这类散文主要由各国史官积累了大量档案资料，经过整理加工编纂成书。它所记载的大都是各国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事件，以及统治者同策士的言论。其代表作有：《左氏春秋》、《国语》、《战国策》等。
二是诸子散文，也称哲理散文。这些文章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各个学派阐述各自的观点和主张的论说文。主要著作有儒家的《论语》、《孟子》，道家的《
老子》、《庄子》，墨家的《墨子》和法家的《商君书》、《韩非子》，以及兼有儒法两家观点的《荀子》，还有杂家的《吕氏春秋》和兵家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
春秋战国时期的散文，比西周前的上古散文，有很大的发展。它们不仅是争鸣和游说的工具，也是叙事、记人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文学特色。两大类散文，虽有各自的特色，如历史散文侧重叙事，诸子散文主要说理，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
第一，文、史、哲三位一体。史传散文是记史实、传人物的，诸子散文主在论政治、讲哲理。但两者却又往往相互渗透，记事的历史散文常带有政论性质，说理的诸子散文又兼叙史实和讲述寓言、传说，涂上文学色彩和史书的特色。比如历史散文《左传》和《国策》，就具有史家之笔、策士之辞和文学批评之思辨，真正是文、史、哲三位一体。更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历史散文或者诸子散文，几乎都是用文学手法写成的，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就指出过，《左传》的文学描写收到巨大的艺术效果。说：它在描写战争胜利时“则收获都尽”;描写战争失败时，“则被靡横前”;描写国家强盛时，“则滋味无量”，描写国家衰亡时，“则凄凉可悯”。因此，它们既是上乘的史书或学术著作，同时又是出色的文学作品。当然，它们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性：历史散文的现实性，是通过对历史的叙述，对历史的褒贬而表现出来的;诸子散文，主要依靠直接说理和对现实问题进行论辩，反映现实比较直接，现实性当然也更强一些。
第二，高超的语言技巧，多样的文章风格。这时期的散文，不但思想精粹，内容繁富，而且语言既精又美，它比春秋前的上古散文更加规范化、通俗化。同时，它又善用比喻，博征传说，借助寓言，使纵然是理论文章也富有形象性，笔锋常带感情，使自己的散文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成为千古文章的典范。最突出的例子，恐怕要算《庄子》和《韩非子》了。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说庄周的文章最能“深于比兴”，“深于取象”(见《文史通义·易教下》)，善于运用比喻，巧于引物连类，形象地阐明抽象的道理。这正是集中体现了春秋战国散文的一个共同特点。这个共同特点同各家的不同风格结合在一起，于是，这时期的散文就呈现出绚丽多彩的风姿。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评论诸子散文时，曾经精当地指出他们的不同风格。他说：“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章来说，实在各有千秋。”
第三，广征博引，言之有物，从各个侧面再现了历史面貌。这一特征，在历史散文中表现最为突出，而在诸子散文中，也同样具有这个特点。这时期的散文，都是紧密结合当时各国的政治斗争和思想矛盾来进行创作的，那时的作家们常用广征博引的雄辩的事实和充分说理的方法，阐述各种思想、观点和主张;或者真实而具体地描述当时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这样，散文就能够从各个角度反映当时社会矛盾，揭露统治者的种种丑恶，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当时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成为一面十分可贵的既是鉴古又能戒今的历史镜子。
第四，言文分离，我国散文一开始就走上言与文不相一致的道路。这里的原因，一是文字的繁难，方块汉字，一字多音多义，比其他国家的拼音文字难学难写;二是受到书写工具的限制(甲骨、金石当纸，刀凿代笔)等等，使口头语变为书面语时，力求简约，加上修辞上的要求，于是，书面语与口头语就拉开了距离。这样，就使我国散文从萌芽时代言文就不能完全一致了。但这却形成了我国古代散文洗练精审、言简意赅的传统特点。
先秦散文兴盛的原因
大家知道，先秦文化，特别是战国时期空前繁荣的文化，是奠定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文化的基础。战国时代的散文，也特别发达。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儒、道、墨、法、兵等几家学说及其著作，都是产生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翻开战国史就可知道，影响极大的诸子书《论语》、《墨子》和《老子》，以及史传文学巨著《左氏春秋》和《国语》等，就出现在战国初期;而在战国中期，史书著述虽然暂时沉寂，但仍然出现了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孟子》和《庄子》。被伟大诗人屈原作为战斗武器运用的诗歌作品《离骚》，也是产生在这个时期。及至战国末期，更出现了三部巨著，即：集先秦诸子思想之大成的硕儒荀况的《荀子》和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子》，以及历史散文的杰出代表作之一的《战国策》等。另外还有由秦相吕不韦宾客自著所闻，最后写成了一部无所不包的“杂书”——《吕氏春秋》。实际上它是一部中国古代思想界的总结集。所有这些著作，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其影响至大至深。
那么，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会出现这样一个散文发展高潮呢?我看，主要是由以下一些因素造成的：
第一、是由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促成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是由新生的封建生产关系取代腐朽的奴隶制生产关系的重要时刻，经济变革，政治斗争，军事冲突和外交往来等等方面的活动，都要求用文字很好地来表达、来记录。于是，它向文学提出了重大挑战。诗歌，当然担负不起这个重任，就是《尚书》式的上古散文，也难于胜任。这样，就促成了新形式的散文的出现，以便为新形势下的新内容服务。
这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原因，起了带根本性的作用。它虽然具有普遍性，在各个类似的历史时期中都可能起作用。但是，不一定都直接发挥其促进作用。因此，春秋战国时期散文之所以特别发达，应当还有其他更直接的促进因素。我们进一步分析当时的历史情况，就可知道这个最直接的原因是：
第二、“百家争鸣”的结果。社会意识形态的活跃，学术界出现了“百家争鸣”和“处士横议”的新局面。散文创作也随着争鸣的需要而大大地发达起来。因为各阶级、各阶层和各个学派都在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于是就著书立说，大写文章。事实也正是这样，《左传》的作者就是为了宣扬他的儒家观点，而从事编著的;《战国策》的编者，也是为了记述纵横家的业绩，表达游说之辞而写的;诸子之书，更是为宣传各家政见和哲学思想才发愤著成的。比如韩非的《韩非子》，就是这样产生的。孟轲曾经袒露过自己著书的心境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这就很有代表性地说明诸子们勉力著书的来由。
第三、养士之风盛行，又是一个重要促进因素。社会阶层中“士”的出现，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战国时期养士之风比春秋时代更为普遍。国君中如魏文侯、齐威王、燕昭王等，都曾大批养士;贵族中著名的“四公子”，即齐的孟尝君、魏的信陵君、赵的平原君和楚的春申君，他们养士都达二三千人以上。“士”的流品很杂，既有孔、墨、孟、庄的“学士”，又有苏秦、张仪的“策士”，还有荆轲一类的“侠士”，以及“术士”和“武士”，等等。其中以学士、策士最为“吃香”，进可取卿相，退可著书立说，是当时学术界和政治界的最活跃人物。加上当时养士之风甚盛，各方争“士”，士也争相出谋献策，好树新说。在此情况下，作为表达工具的散文，当然也就大大发展了起来。
第四、也是文学本身发展的必然产物。诗歌的发展虽然经过“诗经时代”之后的一段沉寂，在战国时期又出现了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楚辞时代”。但是，它到底不适宜于表达复杂的内容。至于上古的散文形式(如《盘庚》和《周诰》等)，由于过分简古僵硬，也不适用于更加复杂的记言和叙事。同时，春秋战国时代，政治上分裂，各自为政，也缺乏划一的统治思想，也没有国家的传统艺术形式的束缚，华夏文化正处于形成过程，思想上、文化上阻力较小。所以，当时的作者们往往富有批判性和首创精神，敢于打破旧形式，自创新样式，并善于吸收民间的民歌、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和谣谚等新东西，来丰富、滋养自己的言论和著述。这样，就使得这个时期的散文，不但形式多样，而且思想聪睿，内容新颖，并富有文采。于是，散文就取代了先秦文坛上诗歌的统治地位，走上了繁荣兴盛的发展道路。
先秦散文对后世的影响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先秦文学曾经作过这样的评论：“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文史通义·诗教上》)其实，先秦文学不仅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即所谓“体”)，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两千多年来一直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先秦时代是一个创造力旺盛的时代，那时的学术思想如最有影响的“孔孟思想”和“老庄思想”，以及刑名学说，两千多年来，一直支配着我国的封建社会。这说的是思想文化方面的巨大影响，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影响，也是极其明显的。那时留传下来的若干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是千百年来后世学者们学习的光辉典范，取之不竭的源泉。
在史学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在我国，“二十五史”以及其他历史著作占有极高地位的叙事散文，究其渊源，就在先秦。像汉代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不仅从《尚书》和《左传》、《战国策》中采集了大量的史料，而且还学习了它们的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比如《史记·赵世家》中的一段讲一个大夫劝说赵威后“质子于齐”的故事，就是搬用了《国策》中《触龙说赵太后》原文的，只改几个字。东汉班固写《汉书》，也受战国散文的影响;在唐、宋古文家的史论著作中，很明显地看出先秦历史散文给它们留下的痕迹。唐代大散文家韩愈，就曾经模仿《尚书》，写过一篇碑志，叫《平淮西碑》。宋代古文家苏洵所写的《权书》、《衡论》，以及其他史论文章，在品人论事方面，都受《战国策》的影响。唐代古文家柳宗元，虽然写过《非国语》，但他只是在“圣人之道”上非难的，至于在文章上，他还是承认它是“深闳杰异”，作文是应当“参之《国语》，以博其趣”的(见《答韦中文论师道书》)。在史学著作中注重用词含有褒贬之义的“春秋笔法”和《左传》直书不讳的史家精神，即所谓“直笔”传统，一直为历代“良史”们所继承和发扬，以至成为史家撰史的原则。
在文学方面的影响，似乎比史学的影响更为广泛而深刻。
我国第一次出现的史传散文集《左传》，它那种叙事生动精练，传神肖物，记言寓有机趣文采，一直成为后世散文家和其他文艺家们的学习楷模。先秦诸子散文，对后世文学也同样有很大影响。比如汉初政治家贾谊的《陈政事疏》、晁错的《论贵粟疏》等，都可明显看出受荀、韩文风的影响;西汉扬雄《法言》、王通《中说》，都是直接摹拟《论语》的。魏晋时，老庄之学大盛，在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上，都打下了深刻的印记。嵇康的《养生》、《声无哀乐》和《释私》等论，阮籍的《通易》、《通老》、《达庄》三论和《大人先生传》等著作，都是用辞赋问答来发挥其老庄思想的。还有东晋时的若干玄言诗，“皆平典似《道德经》”。孟轲及其《孟子》，在唐代韩愈的心目中，一直是被尊崇的。他当时力排佛老，就是继承孟子力辟杨、墨的战斗精神的。及至宋代，其影响还是很强大。北宋王安石亲自解释《孟子》，其文也仿学《孟子》;他虽然讽刺荀况，但为文时却在学习《荀子》。
苏轼的文章，最得力于《庄子》。他的文集中《赤壁赋》以及清风阁、凌虚台、墨宝堂、超然台诸记，其思想、语言无不出于庄子;其文章的畅达，亦同《庄子》风格相近。另外，战国时代的许多优秀寓言和传说，广泛传布，以至家喻户晓，发生了深远影响，就是从先秦散文(特别是诸子散文)中流传下来的。
上述举出的若干事例，只是为了具体说明先秦散文对后世各个方面的影响。其实，它的影响所及的广度和深度，远远不是上述这些事例所能完全包涵的。在今天，两千四百馀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认真讲授和学习先秦散文，不正好说明它的影响之深远吗?
附图二十五：
春秋形势图
附图二十六：
战国形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