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清代诗文文献·清代别集的种类及特点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清代文学的文献·清代诗文文献·清代别集的种类及特点

清代别集,从内容构成来看,有文集、诗集和诗文集之分,单纯的文集较少,单纯的诗集数量最多,诗文兼收的别集介乎两者之间,往往是作家的全集。试帖诗和八股文一般单行,如今日学生作业,不入别集,偶尔也有作者不忍割舍,附若干篇于别集者,究非常例。清代虽已届刊本时代的末造,但因时间较近,留下的稿抄本数量颇多,其内容构成、流通方式和文献价值都与刊本有所不同,需要区别对待。

先说刊本。刊本相对于稿本,是正式出版流通的著作形态。中国古代作家的作品,起初都是由亲友或后人编集的,唐代白居易开始自己编订文集,后世相沿成例。清代作家的别集大多数是作者生前刊行的,也有少数为家人或朋友编刻于身后,如纪昀《纪文达遗集》就是作者卒后七年,始由家人在嘉庆十七年(1812)刊行的。这种情形决定了清代别集中的大部分刊本出于作者本人的取舍,即使委托别人删订或编集的,也经作者认可,代表着作者个人的意愿。阅读一部作者生前印行的别集时,我们就意识到这是作者自己认可的或者希望示人的面目。这就像女子化妆,经过修饰的面容虽非本来面目,但毕竟体现了她的理想和趣味,我们可以由此推断她的艺术目标。

清代雕版印刷业十分发达,只要有一定经济实力,刊行作品就变成轻而易举之事。有一事刊一集者,多为纪行、纪游之类,如王渔洋出使广州和陕西、四川,祭祀南海、西镇岳渎所成《南海集》、《雍益集》; 有一官刊一集者,如宋荦在虔州视赣关榷时有《双江唱和集》,孙元衡任台湾府通判时有《赤嵌集》;有一年刊一集者,如王渔洋早年的小集《丙辰集》、《甲寅诗》。这几类集子篇幅都不大,取其快捷易成,一般称小集。或出使远游,登览吊古,或经历事件,人情翻覆,小集总有其异域背景或新闻时效,为朋辈所乐观,稿本往往在同人间传阅,而作者也总是请读者随施批点或作序跋,于是小集就保留了大量的背景材料。清初的小集,还保留了许多序跋和评语,可见一时风气如此。王渔洋早年所刻《焦山古鼎图诗》《白门前集》《入吴集》《秦淮杂诗》《白门后集》《阮亭壬寅诗》《阮亭甲辰诗》《退寻草》《游西山诗》等,都有当时名家的序跋。如康熙三年(1664)刊《阮亭甲辰诗》一卷,有前朝遗老林茂之序,后有诸家评语。康熙十一年刊《游西山诗》一卷,有严绳孙、曹禾、汪懋麟序。顺治十八年刊本《金陵游记》一卷,收江南游记15篇,篇幅寥寥,却冠有杜浚、陆圻、施闰章、冒襄、尤侗、陈维崧六位名家的序言。这些序跋和评语保存了当时的写作背景和最初的读者反应,是最珍贵的第一手研究资料,从中可以发现许多涉及作品写作动机和本事的细节。到编合集时,有的序跋就被删去。如朱彝尊顺治十四年(1657)游粤诗草《南车草》一卷,有蔗余道者序云:“自变故以来,诗书之气,无所附丽。天下之才人,往往化为诗人。”此语极有味,而后编合集此序不存。即使合集能保存多数序跋,评语一般也被删削,作品往往也有不同程度的删改,当初写作和流传的那个原始氛围不复存在。所以说,小集是文学史和作家研究最重要的材料之一,也是清代诗文集特有的文献源,研究者应该特别注意,深入发掘其中的内容。

清代作家步入文坛,通常都是从刊刻小集开始的。若干小集问世,赢得一定声誉,有了一定地位后,就有了编合集的资本。清初名集往往有合若干种小集订为一册的,较正式的是选汰重编。王渔洋印行了若干小集后,在康熙元年(1662)由门人盛符升刊行《阮亭诗选》17卷,系由顺治十三年(1656)至十八年(1661)作品中选1222首(据目录为1217首)编成,前有钱谦益、李元鼎、黄文焕、熊文举、李敬、林古度、赵士冕、丁弘诲、张九徵、韩诗、王泽弘、蒋超、吴国对、叶方霭、唐允甲、顾宸、汪琬、施闰章、冒辟疆、魏学渠、杜漺、陈维崧、杜濬、程康庄、赵进美、丘石常、王士禄27人序及自序两篇。康熙八年又加上康熙后七年间所作,付门人王立极在苏州沂咏堂刊行了《渔洋山人诗集》22卷,诗作按年编排,但《阮亭诗选》所收作品又有部分删削,包括顺治十三年施闰章赴山东提学使任时所呈 《历下奉赠愚山学宪十五韵》《再赠愚山学宪时以越游草见示》,二诗以晚辈自居,语气甚恭;时过境迁,到康熙间王渔洋与施闰章已平揖论交,甚至在笔记中提到愚山请他论定诗集,语气不无自负。由此观之,集中不存少作也就不奇怪了。延君寿《老生常谈》曾说:“在墙上见人所黏诗草,案上见人所刻朱卷,论当从宽。盖能中式,能倡和,便好。若是刻了集,是出问世人,便恕不过去。此刊行之不可造次也。然有人吹毛索瘢,想来尚是有斑之豹皮,直得去吹索。绵津似不如渔洋,人能知之。当时有合刻诗稿,人吹索渔洋,不吹索绵津,是绵津死而渔洋不死也。古人谓盖棺然后论定,到盖棺了,人品学问已定,一切功名势位,穷檐陋巷,皆无分别,则真评出矣。”这段话前后讲的是两个问题,前面说诗文一旦版刻行世,就是正式定稿与世人相见,所以务必慎重。但他接着又强调,其实版行之稿并不足以论定一个人的成就,真正的评论必待盖棺而后能定。这种见解,从根本上说当然是不错的,但通常的情形,无论就社会影响而言,还是就文坛知名度而言,合集的刊行都是作者在文学上取得成功的标志。像前文所提到的邵长蘅刊《渔洋绵津诗钞》,这种由他人编刊的诗选,更意味着作者已是诗坛注意力的焦点,他的选集已足以畅销盈利。事实上,在康熙三十四年邵长蘅选刊渔洋、绵津两家诗之前,无锡侯文灿已在康熙三十三年刊行了《渔洋山人诗初续合集》18卷。侯文灿固然是渔洋故人之子,但渔洋诗若无广大的读者市场,他恐怕也不会倾巨赀刊刻偌大卷帙的诗集。从刊印小集到汇刻篇幅较大的合集,意味着作者已从普通诗人升级为名家,合集让我们间接地感受到作者在文坛的辐射力,当然它同时也遮蔽了作者早年生活、写作的部分经历。合集的编纂等于一次重新洗牌,小集的作品在进入合集时,往往被分体编排,取消了编年,标题常有修改,文字也有所润饰。总之,作品的早期印迹被不同程度地洗去,变得身份不明确。上文强调小集的可贵,道理正在这里,小集保留了作品的原始身份。

当然,也有些作家编合集甚至到晚年编全集时仍尽量保持作品原生态的,如庞垲《丛碧山房诗集》、黄秉礼《绿香山馆诗稿》,按职官履历分卷,保留了当年一官一集的面貌;李馥《居业堂诗稿》也保留了一年一集的形式。不过他们没有小集流传,并不能断定全集确无改易。根据现有资料来看,晚年汇刻的合集或全集,除利用旧版汇印者——这类集子往往版式杂乱,很不美观,通常都经作者本人或编辑者重加增删润色,使全书内容和文字臻晚年老成之境,少作往往在此时遭删除。有时特殊的政治气候或人际关系,也会影响作品的去取。我们曾将王渔洋临终前手定的《带经堂集》与旧刊诗文比勘,结果《渔洋诗集》较沂咏堂刊本仅抽去《送张元履之盱眙》一首,而易以《怀余大下第游江南》。想是前诗有“江左前筹失,中都王气空。佛狸南渡日,百战忆英雄”几句,恐致人讪谤,所以掉易之。康熙后期文网渐密,终酿成康熙五十二年(1713)的戴名世案。《带经堂集》抽换一诗,事虽细微,却也是山雨欲来的征兆。一般来说,全集虽有涂改历史的不足,但也有保存文献的功劳。全集往往收存小集原载的序跋,如汪士(原名征远)《栗亭诗集》共收11篇序,其中王士禄序题下注《沧螺集》《黄山纪游草》《京口纪游草》,龚贤、程守序下注《黄山近稿》,黄士埙、曹溶序下注《洞庭纪游》;靳治 二序,一注《黄山近草》;吴绮二序,一注《芜城录别》,一注《谷玉堂集》,都是为小集而作,只有黄宗羲、吴山涛及靳治荆一序是为全集而作。上文提到的《阮亭诗选》所收27家序,也有不少是小集原序。有些人的合集将这些小集序统冠以“旧序”之名,列于全集序后。那些小集大部分都失传了,赖全集保留其吉光片羽;有些名家的序跋,不见于本集,如龚鼎孳十四世孙彦绪编光绪九年(1883)刊本《定山堂诗集》,保留序文11篇,其中钱谦益序两篇,《过岭集序》今存于《有学集》卷一七,而《定山堂诗集序》文集便失收了。

出于作者手定的全集,代表着作者的晚年定论,体现了作者成熟的趣味和判断力,仿佛是作者愿意示人的标准像,而删除的作品则是他力图遮掩的斑疵,所以除少数敝帚自珍的作家,偶尔会在其他的场合比如笔记、诗话提到删去的作品外,多数作家都不愿意别人知道那些被自己剔除的作品,辑佚当然就更难容忍了。说得最深恶痛绝的是郑板桥,其《后刻诗序》有言:“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版,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李洽《夜谈追录》载前辈诗人欧阳辂临终前,写诗集刊本需要修改的文字十几条相付,嘱挖改板片,不由得感叹道:“后之读先生集者,慎勿以其所手删者窜入集中,亦吟魂所默感也! ”从作者的角度说,这么想是很正常的,但后人为存先贤遗文,喜好者欲见其全体,研究者要占有全部材料,势必网罗遗佚,虽零章片句也要珍重收取。即以郑板桥集而言,十余年间,卞孝萱先生的新辑本篇幅已倍于旧版。同样,后人编印的全集,一般都较原刊内容丰富,大多辑存佚作,或增益了传记资料。如光绪九年刊龚彦绪编《定山堂诗集》,卷首影刻龚鼎孳手札多通,是原刊本所无的珍贵资料。咸丰元年戴均衡重刊《方望溪先生全集》,增入方苞裔孙恩露提供的诗15首,弥补了全集中无诗的缺陷,使望溪不能诗的传闻不攻自破。不管从哪方面说,后出的全集都应该是研究者首先使用的版本,因为它包含了后人整理、增订的成果,在学风严谨的清代,像明人编书那样伪造窜滥的情况不敢说绝对没有,但一定是极罕见的。如果是出于名学者编定、整理的全集,那么校勘水平也能得到保证,文字的准确性会比原刊本和合集本有所提高。

清代诗文集的流传与前代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有大量稿本、抄本传世。现在不少图书馆都将抄本定为善本,实际上抄本的价值要根据其书有无刊本传世、抄本早于刊本还是晚于刊本来决定。现存许多抄本书都有刊本行世,甚至它们本身就是据刊本传抄的。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陈恭尹《陈元孝诗》无格精抄本一卷、吴焯《渚陆鸿飞集》无格精抄本一卷、萧德宣《虫鸟吟》无格精抄本一卷、吴宁谧《桐川乐府》同治五年影抄本一册,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所藏冯登府《石经阁文集》,都是据刊本抄录的,没有溢出刊本以外的篇目。《陈元孝诗》和萧德宣《虫鸟吟》很像是摘抄的读本;《石经阁文集》精抄本各册末有 “门人陈宝琛校字”字样,似据刊本影抄。这样的抄本除了文物价值,基本没什么文献价值。当然,有些抄本,因其原刊本流传绝罕,其价值也就非一般抄本可比。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藏的沈钦韩 《幼学堂文稿》抄本八卷与吉川幸次郎先生旧藏抄本一册,就属于这种珍贵抄本。因为《幼学堂诗文稿》道光刊本为“清人别集中最罕遇难求之品,虽近刊而流传绝罕”。至于有批点或校勘记的抄本,尤其是出自名家之手的批点,当然也属于珍本。鉴于清代抄本的复杂情况,一般谈抄本的价值主要是指无刊本行世或非源于刊本的抄本,其价值略同于稿本。未曾刊行的稿抄本,其文献价值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有刊本行世的稿抄本,作为前刊本形态的文本,对研究作品的原始面貌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清代诗文集有大量的未刊稿传世,甚至有些著名文人,其作品也只有稿本传世。比如清初著名诗人归庄,生前未能刊行诗集,作品散佚,道光间季锡畴辑其遗稿,刊为《玄恭文钞》7卷,版毁于火,其书不传。后人续有辑刊,偶见重复,上海古籍出版社校其同异,编为《归庄集》10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有《归恒轩初稿》抄本2卷,分《归恒轩诗集》与《归衡轩遗集》两部分,前者按体编排,收七古13首、五绝10首、七绝153首;后者无次序,共收诗211首,与前编有重出。校以排印本《归庄集》,可补诗207首、文12篇,且诗下多注明作年,可资考证。其中诗题及文字与他本略有异同,篇目也经作者删削,如七绝《城陷后二十日访得兄子益孙所在抱之以归口占四绝句》此本作3首,《昆山看梅诗二十九首》此本合两集仅存17首,《和顾端木先生弃庵十咏》此本仅存6首,《哭二嫂四首》此本作2首,可见是作者删定之本。《归庄集》未能采用,是很遗憾的。归庄毕竟是布衣,诗中多有违忌之语,诗集难以刊行,是不难想见的。福建名士李馥,官至浙江巡抚,后罢官流寓吴门,大约艰于生计,诗集《居业堂诗稿》稿本竟也未能付梓。今福建师大图书馆藏6册,福建省图书馆藏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问世,已非完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藏胡廷桂诗稿四卷精写清稿本1册,有丁丑仲夏韦光黻题识,称“凡可刊者以三○两○为别,必不可存者直书删字”,可见是请韦氏选定以付梓者,今未见刊本流传,想是终未能梓行。这样的稿本沉睡在各地图书馆中的还很多,亟待整理抢救,以免毁损湮没。

有些作家的作品生前即已梓行,但有文无诗,或有诗无文,今传稿抄本可补刊本之缺。如清初太仓诗人周肇,吴梅村编《太仓十子诗》选其诗1卷,而文无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有周肇《东冈诗钞》1卷补遗1卷文1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也藏有旧抄本东冈文稿一册,合两个抄本可补周肇文集。至于那些著作等身的作家,全集卷帙庞大,若非家拥厚赀,往往不能全数刊行,以致身后遗留的稿本远多于刊本。比如关中名士康乃心,生前刊有《莘野诗集》和《三千里诗》,后民国间印《关中丛书》第三集收入《莘野先生遗书》2卷,仅此而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康乃心《莘野先生遗书》稿抄本,多至30册,系乾隆间子弟门人汇辑遗稿,内收像赞、题辞、总目以及《莘野志》《毛诗笺》《四书黄河录》(残缺)《居易堂家祭私议》(以上正编)《订顽录》(未成之书,残缺)《太乙子》(残缺)《莘野诗集》《续集》《莘野文集》《续集》及《河山遗文》(以上内编),前列李颙、顾炎武、王士禛、徐嘉炎、钮琇、李因笃、王御天、冉觐祖、路一麟诸人序及自作历年诗跋,顾炎武等序不见本集。诗凡见于《三千里诗》的题下都注明,见于《莘野诗集》者则注“刻”,附有各家评语。类似这样的稿本、抄本是清代诗文集中最珍贵的部分,一则有大量未刊稿本,二则有溢出传世刊本的佚作,三是保留了各家序跋、评语。一旦正式刊行,其中一部分内容就可能会被删去,因此从文献的角度说,这类稿抄本是最有价值的。

正如前文所说,诗文集的刊行意味着定稿,经过遴选和润色,它们与稿本必有若干不同。世传有些稿抄本,或因写作年代不同,或经作者删削,与刊本出入极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夏荃抄吴嘉纪《陋轩未刻诗》一卷,就有刊本未收的作品。夏荃《退庵笔记》卷九曾载这部稿本:“吴野人先生《陋轩诗》,自缪君竹痴重刊后,稍知先生者几家置一编矣。然先生诗实不止此,东陶施丈井亭藏《陋轩未刻诗》二册,一为孙豹人手订,一为陋叟自钞。乾隆戊子宫丈节溪游东淘,于井亭处见之,携抄本归。丈有《读陋轩未刻遗稿》五言古及《题陋轩续集》小引,称其手书楷字,笔法古拙可宝。宫丈文孙枚波与余为僚婿,取此本赠余,前二十三叶先生自钞,体兼隶楷,古趣盎然,即之寥寥数十叶,而先生之精神面目几于活现纸上,古物可贵如此。后五十叶他人书,计诗三百六十余首,其已见《陋轩诗》刻者约十之一,余诗多可传。宫丈曾三选,得诗百七首,拟另录附于《陋轩诗》刻后。顷余取全帙详加遴汰,得诗百二十余首,与公丈选小异。窃谓钞不如刻,拟取所选另刻单行本,名曰《陋轩诗补遗》,与全集相辅而行。”后夏荃得缪中一草亭重刊《陋轩诗》版,乃将所选佚诗编为续集二卷附刊于后。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王韬《蘅华馆诗录》绿丝栏稿本4卷,收诗432首,写作年月起讫略同于弢园丛书所收重订本6卷的前4卷,但具体篇目略有出入。如卷一多长诗《花朝祝花词》《自海上寄醒逋》其二、三,卷二多《除夕集天风草堂谨同涤盦师韵》其二,《有题》2首、《重有题》2首、《应二将适海外以山水画册赠之媵以绝句》换作《笙村纪梦》2首、《重纪梦》2首,《赠碛溪胡大即和其韵》3首、《袁孝子诗》换作《简胡舒堂广文》,卷三多《赠尹大》3首、《拟陆剑南题十八学士图》,卷四多《有感时事并简李大四首》小序及其二、四、卷四《贫富交》,共存佚诗23首。稿本诗题原有人物字号,刊本都删去,遂无知人论世之资。

注释

①② 分别见黄裳《前尘梦影新录》第90页、第49页,齐鲁书社1989年版。① 延君寿《老生常谈》,《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7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② 王士禛《蜀道驿程后记》卷上载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故人子侯稷山文灿来,致予合集,侯刻之梁溪者”,即此书。① 郑燮《郑板桥集》第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② 李洽《夜谈追录》卷二,光绪六年刊本。① 黄裳《前尘梦影新录》第149页,齐鲁书社1989年版。① 夏荃《退庵笔记》,海陵丛刻本。② 参见杨积庆《吴嘉纪诗笺校》编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让更多人喜爱诗词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