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魏晋南北朝小说·志人小说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内容·魏晋南北朝小说·志人小说

志人小说，就其字面意义而言，是记录士人日常生活的小说，通常以《世说新语》为代表。此前，还有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此后，还有虞通之的《妒记》和沈约的《俗说》。问题是，记录士人生活的小说显然不仅仅如此。譬如许多志怪小说中也时常记录士人的生活情趣。此外，大量的“杂记”体小说、“笑林”类作品，如葛洪《西京杂记》、殷芸《小说》、邯郸淳《笑林》、侯白《启颜录》等，都有类似的记载。甚至像萧绎《金楼子》这样的著作也应当引入我们的视野。该书就曾专辟“志怪篇”，主要两类作品，一是转录前代之传说，二是记录耳目之所接。但更多的是记载了许多古今人物的奇闻佚事及各地的风土民情。这部分内容较之“志怪”不仅量大，而且更为传神动人。这类故事，多集中在“志怪篇”之后的“杂记篇”中，或可借用鲁迅的概括，将它归入志人小说一类，可能更为恰当。“杂记篇”所记多为南朝故事，时代既近，闻见必多，故所记饶有情趣。如“有人读书握卷而辄睡者，梁朝有名士呼书卷为黄妳。此盖见其美神养性如妳媪也。两叶蔽目，不见泰山;两豆塞耳，不闻雷奋。以其专志既过，不觉睡也”。而据本书卷五“著书篇”，萧绎著有“黄妳自序一秩三卷”。注云：“金楼小时自撰，此书不经。”所谓“不经”，大约是杂录文人故事一类的书。又如记刘穆之：“刘穆之居京下，家贫。其妻江嗣女。穆之好往妻兄家乞食，每为妻兄所辱。穆之不为耻。一日往妻家食毕，求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本以消食，君常饥，何忽须此物。后穆之来为宋武帝佐命。及为丹阳尹，乃召妻兄弟设盛馔。劝酒令醉，言语致欢。座席将毕，令厨人以金柈贮槟榔一斛，曰：此日以为口实。客因此而退。”《宋书》本传未载这段故事，仅云：“少好《书》《传》，博览多通，为济阳江敩所知。敩为建武将军、琅琊内史，以为府主簿。”而据《元和姓纂》，济阳江氏世代为大家。刘穆之入赘江家，确实有高攀之嫌。《宋书》本传载：“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辄为十人馔。穆之既好宾客，未尝独餐，每至食时，客止十人以还者，帐下依常下食，以此为常。尝语高祖曰：穆之家本贫贱，赡生多阙。自叨忝以来，虽每存约损，而朝夕所需，微为过丰。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负公。”仅读《宋书》，我们对刘穆之何以如此豪奢，颇难理解，读过《金楼子》，始可明了刘穆之的这种做法恐怕是为自己年轻时的贫贱洗刷耻辱。这真是一种暴发户的心理。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这种描写中推想出当时门阀制度的无情。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寥寥数笔，写照传神，颇得《汉书·朱买臣传》之神韵。又如：“颜师伯要幸贵臣莫二而多纳贿，家累千金。宋世祖常与师伯樗蒱。筹将决，世祖先掷，得雉，喜。谓必胜。师伯后掷，得庐。帝失色。师伯掷遽敛手，佯曰：‘几作庐尔。’是日，师伯一输百金。”《宋书》本传仅称其“多纳货贿，家产丰积，伎妾声乐，尽天下之选，园池第宅，冠绝当时，骄奢淫恣，为衣冠所嫉”。但是颜师伯怎样邀幸，正史没有详载。《金楼子》仅仅用数十字，就将其发迹的秘密楬橥无遗。表面上颜师伯“一输百金”，但邀宠买欢，颇惬君心，所得又何止“千金”。以至世祖临死，遗诏师伯辅政，“尚书中事，专以委之”。又如：“孔翁归解玄言，能属文，好饮酒，气韵标达。尝语余曰：‘翁归不畏死，但愿仲秋之时犹观美月，季春之日得玩垂柳。有其二物，死所归矣。’余谓斯言虽有过差，无妨有才也。”这就像《世说新语·任诞篇》篇所载：魏晋“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而南朝名士不读《离骚》，他们的生活情趣更多地表现在赏月玩柳、形诸歌咏方面。《玉台新咏》收录了大量的咏月赏柳之诗篇，也就不难理解了。又如：“世人相与呼父为凤毛。而孝武亦施之祖，便当可得通用。不知此言意何所出。王翼在座闻孝武此言，径造谢超宗，向侍御坐天旨云：‘弟有凤毛，吾不曾见此物，暂借一看。’翼非惟不晓此旨，近不知超宗是谢凤之儿。超宗感触既深，狼狈起，还内里避之。翼谓超宗还内检取凤毛，坐斋中待望久之。超宗心瞿微歇，兼冀其已悟，于是更出对客。翼又谓之曰：‘凤毛止此一看，本不将去，差无损失，那得遂不见借。’超宗又走，乃令门人密往喻之。翼然后去。翼即是于孝武座呼羊肉为蹲鸱者，乃其人也。超宗字几卿，中拜率更令。驺人姓谢，亦名超宗，亦便自称姓名云超宗。虫蚁就官乞睐，几卿既不容酬此言，驺人谓为不许而言之不已，几卿又走。”凤毛麟角，比喻稀世珍宝。据《南齐书·谢超宗传》载，谢超宗作《殷淑仪诔》，颇得宋孝武帝称赏，誉之“殊有凤毛，恐灵运复出”。这句话实有双重含意：一则说超宗才华盖世，二则说超宗有先世谢灵运、谢凤之风采(谢超宗为灵运之孙、谢凤之子)。我们通常所知，不过如此。“世相与呼父为凤毛”则又扩充了我们的知识。不仅如此，这段描写谢超宗狼狈不堪的情形，极为生动，读来真令人捧腹大笑。从上述内容来看，我们研究志人小说显然应当涉猎更加广泛。

当然，“世说” 体依然是志人小说的渊薮。这类作品以裴启《语林》为较早。该书主要记录“言语应对之可称者”，如：

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我们知道，西晋后期，随着中原的丧乱，晋元帝仓皇渡江南下，建立了偏安江左的东晋政权。因此，这里的“长安”与“洛阳”，实际上就是故国的象征。明帝小小年纪即深知“日近长安远”，申明了一种深深的故国情思。注重于言语的敏捷，这恐怕与东汉代以来的谈风有关，更与魏晋清谈息息相关。

在《世说新语》问世前后，这样的著作比较多，较著名的有郭澄之的《郭子》和虞通之的《妒记》。《郭子》“许允妇”条载：

许允妇是阮德如妹，奇丑，交礼竟，许永无复入理。桓范劝之曰：“阮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宜察之。”许便入，见妇即出，提裙裾待之。许谓妇曰：“妇有四德，卿有几?”答曰：“新妇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几?”许曰：“皆备。”妇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许有惭色，遂雅相重。

这则故事的主旨很明显，不过宣扬所谓男子好德不好色、女子三从四德之说。但是，它写得非常机巧，引人入胜。从女方的背景来看，既然是阮德如之妹，可以推想一定也是当时名门出身。阮德如的生卒年虽不详，但是，今传《嵇康集》中有嵇康所写《与阮德如书》，则与嵇康同时代，且与嵇康交游，也是名士阶层，至少是准名士阶层的人物。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相当重要的。你只有具备了这一背景，才有可能谈到日后的发展。由此来看，许允妇的文化背景是比较优越的。女子讲求四德：德、言、容、功。其中“德”字最要紧。魏晋名士与当权者司马氏都讲求个“德”字，但是理解不尽相同。司马氏以传统的儒教相标榜，故所谓德行，便是名教。而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名士则是 “越名教而任自然”，所以，阮籍可以与嫂子话别，为邻家小女哭丧，而这一切与传统的名教完全背道而驰。所以对于一个“德”字如何理解，的确是判断一个人价值取向的分水岭。从许允妇的后来对话中不难看出，她心目中的“德”便是传统的“妇德”，也就是后来概括出来的所谓“三从”，在家从父，嫁夫从夫，夫死从子。这便与魏晋名士多少有所区别。但是，许允妇毕竟生活在思想解放的魏晋时代，故其言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其突出的表现就在“言”与“功”上。许允妇“功”如何，本文未写，但是其“言”的确令人难忘。说自己“新妇所乏唯容”，而针砭新夫“君好色，不好德”，可谓一针见血，令许允甚有愧色，也在情理之中。

《妒记》，顾名思义，主要记录了“士人妇”的生活情状，当然主要是妒忌的情状。如“王丞相曹夫人”条载：

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检简。时有妍妙，皆加诮责。王公不能久堪，乃密营别馆，众妾罗列，儿女成行。后元会日，夫人于青疏台中望见两三儿骑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遥见，甚怜爱之。语婢云：“汝出问此是谁家儿?奇可念。”给使不达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诸郎。”曹氏惊愕，大恚，不能自忍，乃命车驾将黄门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寻讨。王公亦遽命驾，飞辔出门。犹患牛迟，乃左手攀车阑，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狈奔驰，方得先至。蔡司徒闻而笑之。乃故诣王公，谓曰：“朝廷欲加公九锡，公知不?”王谓信然，自叙谦志。蔡曰：“不闻余物，唯闻有短辕犊车、长柄麈尾尔。”王大愧。后贬蔡曰：“吾昔与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处，不闻天下有蔡充儿。”正忿蔡前戏言耳。

虞通之，会稽余姚人，宋黄门郎，事迹附见《南史·丘巨源传》。著有《后妃记》四卷。《宋书·后妃传》：“宋世诸主，莫不严妒，太宗每疾之。湖熟令袁韬妻以妒忌赐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妇记》。”当即此书。《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二卷。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录七条。东晋名相王导的事迹在史书中多有记载，特别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几乎就是以王导为主角。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在其著名的《王导之功绩》文章中对王导在东晋初年安定江南的功绩给予极高的评价。因此，对于王导，大家应该不是很陌生的。但是，对于王导背后的故事，譬如他妻子的故事，我们所知就不是很多了。这则故事为我们认识王导以及东晋南朝的社会风尚具有一定的价值。故事的主角虽然是曹夫人，而且开篇也以一定的篇幅写了这位曹夫人的严悍和忌内心理。其实，这一点也容易理解。作为丞相的王导，权势炙手可热，其“众妾罗列，儿女成行”，这在当时也并非异事。问题是，偏偏这位曹夫人绝不能容忍在她眼皮底下发生这样的事，因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检简。时有妍妙，皆加诮责”。她的妒忌是人之常情，但是，她所以能够爆发出来，而且令这位丞相“不能久堪”，就具有某种令人惊异的地方了。谁都知道，秦汉以来，有关妇道的说法很多，甚至形诸法令固定下来，比如有所谓的“七出”，其中一条就是不能允许妇人妒忌。违反这条规定，男方就有权将妻子休掉。而到了魏晋以后，妇女的地位似乎有了较大的改变。《世说新语》记载了许多才女的故事，比如谢道韫对于丈夫的不满，刘辰翁就给予高度的评价，现代人更是津津乐道。曹夫人的 “性甚忌”，而且居然叫王丞相有时下不来台，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妇女的地位较之以往，确乎有了变化。这是题外话，就此打住。小说家为了营造故事的氛围，叫曹夫人凶悍异常，又写王丞相既要享受妻妾成群的生活，又要顾忌脸面上的事，这就构成了矛盾的冲突。在这个矛盾冲突中，王丞相的形象使人感到格外可笑。当曹夫人“命车驾将黄门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寻讨”时，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王丞相，“亦遽命驾，飞辔出门。犹患牛迟，乃左手攀车阑，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狈奔驰，方得先至”。这里我们注意到，王导出门命驾的是一辆牛车，而不是马车;第二，王导不论处在多么危急的时刻，手中的“麈尾”是时刻不离的，这表明了一种名士的身份。而这两者放在一起，确又有些矛盾。也正因为如此，蔡充用“唯闻有短辕犊车、长柄麈尾尔”来讽刺王丞相。也正是这两点，才构成了这篇故事的富有戏剧性的效果。结尾一句有些出人意表。就因为这样一句笑话，惹得王丞相大为不快，所以在关键时刻，作了报复，结果是蔡充没有得到升任。这对王丞相的虚伪，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又如“京邑有士人妇”条载：

京邑有士人妇，大妒忌;于夫小则骂詈，大必捶打。常以长绳系夫脚，且唤，便牵绳。士人密与巫妪为计：因妇眠，士人入厕，以绳系羊，士人缘墙走避。妇觉，牵绳而羊至，大惊怪，召问巫。巫曰：“娘积恶，先人怪责，故郎君变为羊。若能改悔，乃可祈请。”妇因悲号，抱羊恸哭，自咎悔誓。师妪乃令七日斋，举家大小悉避于室中，祭鬼神，师祝羊还复本形。婿徐徐还，妇见婿啼问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 ”婿曰：“犹忆啖草不美，腹中痛尔。”妇愈悲哀。后复妒忌，婿因伏地作羊鸣;妇惊起，徒跣呼先人为誓，不复敢尔。于此不复妒忌。

以极其夸张的笔调描写妒忌成性的“士人妇”种种表现：第一，“于夫小则骂詈”;第二，“大必捶打”;第三，“常以长绳系夫脚，且唤，便牵绳”，骂与打是肉体的折磨;而“常以长绳系夫脚，且唤，便牵绳”则是剥夺自由，是一种精神的折磨。开篇寥寥几笔，就将“士人妇”的虐待狂心理特征勾勒得淋漓尽致，也为下文进一步展开作了强有力的铺垫。问题是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士人找到了巫婆，因为在过去，巫婆是唯一可以和先人或鬼神对话的神通广大的人。巫婆果然不负所望，想出了一个只有她才能想出的办法：来个金蝉脱壳之计，以绳系羊。当妇人牵绳时，没有想到牵到的不是郎君，而是一只羊，自然大为惊诧。藉此机会，巫婆说道：“娘积恶，先人怪责，故郎君变为羊。”因为她是巫婆，所以，她的话自然有绝对的权威。“士人妇”诚惶诚恐地斋戒数日，敬祭鬼神，祈盼郎君回到她的身边。为了增加故事效果，这位“士人妇”与士人的对话令人叫绝。妇人叫丈夫回忆作羊后的感觉，而丈夫也煞有介事地说：“还记得作羊时吃草不如意，肚子有些痛。”听到这些，“士人妇”更加相信巫婆的话，由于自己作孽，丈夫真的变成了羊。“愈悲哀”三字实际也暗示了“士人妇”悔过自新的决心。至此，矛盾似乎是圆满地解决了。然而故事并非如此简单的了结，结尾又节外生枝：这位“士人妇”好了疮疤忘了痛，日后妒忌本性复发。这位士人也故技重演：“伏地作羊鸣。”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妇人又“徒跣呼先人为誓，不复敢尔”。从此再也不敢嫉妒了。短短二百余字的故事，一波三折，读罢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在志人小说创作中，刘义庆(403—444)撰《世说新语》乃是集大成之作。刘义庆为南朝宋武帝刘裕之侄、长沙王刘道邻之子，出继给临川王刘道规为子，袭封临川王，曾任荆州刺史、江州刺史及南徐州刺史等职。《宋书·刘义庆传》提到《徐州先贤传》10卷，未载《世说新语》。最早著录这部书的是唐人所编《南史》本传及《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类。而《隋书·经籍志》中著录刘义庆著作颇多，如《宣验记》《幽明录》《集林》《典叙》等书及文集8卷。很难想象这些著作全是他一人所为。《宋书》本传说他“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义庆招致文士，多出编书的需要，这是中国古代达人显贵热衷的一个传统。吕不韦编《吕氏春秋》，刘安编《淮南子》，萧子良编《华林遍略》，萧衍编《通史》，萧统编《文选》，萧纲编《法宝联璧》等，均招致门人所作。因此《世说新语》很有可能也是在他的思想影响下由门人编纂而成的。从今存的《语林》佚文和《搜神记》的故事看来，其中往往有与《世说新语》及《幽明录》相同的内容，有些甚至文字都大体相同。可见是汇集众书而成。此书有不同的名称，或曰《世说新书》，或曰《世说》，或曰《新书》，或曰《新语》。今通行本分为36类：《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容止》《自新》《企慕》《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诘》《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巢》等。每门都记载名人轶事若干则。此书所记上起西汉，下迄刘宋初年。其中最早的是《贤媛》中记载陈婴之母，最晚的则是《言语》中记谢灵运、《文学》《识鉴》中记载傅亮，绝大部分所记则为魏晋人的言行。此外，赵宋时代还有37、38、39类的不同分法，较之36类多出的是《直谏》《奸佞》《邪谄》。据汪藻《叙录》称：“皆正史中事而无注。”即汪藻所见的多出这三篇，是没有刘孝标的注文。再查《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所引《世说新语》佚文，也不见有内容可归入此三类者，很可能是后出的，未经刘孝标作注。况且，《直谏》与《方正》《规箴》类重复;《奸佞》与《谗险》也易重复，似无另立门类之必要。

《世说新语》中所载名人言行，虽多为片言只语或畸行琐事，但在选材、编排上，在行文中间，仍然表现了作者的观点和倾向，即努力标榜儒家的名教。如开头四篇就是孔门四科的名目：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它表彰汉末名流李膺“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宣扬德治仁政，“强者绥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如此等等，无不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评判的标准。当然，《世说新语》以“德行”开篇，就一般意义上说，与《论语·先进》所载孔门四科有关，但就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言，在作者刘义庆的心中，对于德行的理解恐与孔子有较大的区别。是否可以这样说，《世说新语》的中心内容，诚如陈寅恪所说，乃是记录魏晋清谈之书。《德行篇》载：“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所谓“言皆玄远”即高谈老、庄。作为一部记载历史人物轶事的小说，它涉及到魏晋上层士大夫政治斗争、社会风尚、人际关系以至学术文艺思想等种种方面，毕竟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一些侧面，了解士族阶级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书中所载东晋政治人物如王导、周��、庾亮、温峤、陶侃、桓温、谢安等事迹尤详，所载有关他们的言行，往往可以由小见大。例如王导，《方正》记载他欲与陆玩结亲;《政事》记载他接待临海任姓及几个胡人的故事，表现了他善于团结各种力量的才能;《雅量》记载他听到庾亮有东下夺权传闻时的态度;《轻诋》记载他因大风扬尘而说 “元规尘污人”;《尤悔》记载他误会周��的言语，以至周为王敦所害。这些故事表现了几个豪门士族集团之间互相联合又相互倾轧的史实。《排调》记载诸葛恢和王导关于两姓先后的调笑，《方正》记载诸葛恢拒绝谢家结亲的要求，和同篇记载韩康伯关于谢氏的评论，反映了东晋士族之间地位和势力的升降。又如谢安，是当时一个极负盛名的清谈家和政治家。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对他称赞不已，把他看作士族阶层的理想人物。谢安出仕前曾隐居会稽，是一位善谈玄理、徜徉山水的名士，后来被征为官，漠视世事的情怀仍然未变。《言语》记载：“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羲之说这是“虚谈废务，浮文妨要”。谢安却说：“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谢安除了具备一般清谈名士的特点而外，还能深藏不露，临危不惧。《雅量》记载他与士人下围棋的时候，收到了他的侄子谢玄在淝水之战大捷的消息，虽然心里高兴，但是表面不为所动，不改常态，表现了谢安能在危急关头从容不迫地应付局面的雅量和才能。《世说新语》记载了当时名士对于自然山水的独特爱好和感受。《言语》记载王献之语：“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忘怀。”他敏锐地发现了美丽的山水景色，悠然神往，把自己同自然融合在一起。《文学》又记：“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这就表现了他们欣赏山水时所感到的愉悦。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的教科书。”这是很有概括性的评论。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就是说，它往往能在只言片语中，生动地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如《雅量》记载顾雍在群僚围观下棋时，得到丧子的噩耗，强压悲痛，“神气不变”，拼命用指甲掐手掌，以至流血染红坐褥。一个细节就生动地表现出顾雍的个性。又如《忿狷》绘声绘色地描写王述吃鸡蛋的种种蠢相来表现他的性急：“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乃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抓住了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作了漫画式的夸张。

《世说新语》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正如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所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它又能将口语熔铸为生动活泼的文学语言。有许多广泛运用的成语出自《世说新语》，如“难兄难弟”、“拾人牙慧”、“咄咄怪事”、“一往情深”等。

《世说新语》是魏晋轶事小说的集大成之作，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品。后世模仿《世说新语》的著作不绝如缕：唐代有王方庆《续世说新书》，见《新唐书·艺文志》杂家著录，今佚;宋代有王傥《唐语林》、孔平仲《续世说》;明代有何良俊《何氏语林》、李绍文《明世说新语》、冯梦龙《古今谭概》等;清代有吴肃公《明语林》、李清《女世说》、颜从乔《僧世说》、王卓《今世说》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这些模拟之作“纂旧闻则别无颖异，述时事则伤于矫揉”，没有多大文学价值可言，只能说明《世说新语》的巨大影响。

《世说新语》也为后世戏曲小说提供了不少素材，《玉镜台》(元关汉卿著)《剪发待宾》(元秦简夫作)《兰亭会》(明扬慎作，或题许时泉)等戏都是根据《世说新语》中的故事改编而成的。《三国演义》中的有些情节如杨修解“黄绢幼妇”之辞、望梅止渴、七步成诗等，也取自《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问世约五十年，到南齐永明年间，有个叫史敬胤的人对此书作过注释和纠谬。宋人汪藻《世说新语考异》中辑录有51条，其中13条无注。其生平事迹不详。“王丞相过江”条注称自己是史畴的后代，则此人应为史敬胤。他的年代从注文中所说的“今人”可以考知，如称江淹为“今骁骑将军”，而江淹永明初为骁骑将军。按照惯例，谈到某人官职时，若非历举生平官职情况，则应指出其最高的一种(往往也是最后一种官职)。这里所说“今骁骑将军”，应是当时江淹最高也是最后的官职，以后江淹又做过御史中丞的事，史敬胤不得预知，故可确定史敬胤所说“今”是指齐永明年间，即江淹任骁骑将军的时候。现存最早的对《世说新语》作了全面注释工作的是梁朝的刘峻(孝标)。刘孝标作注时，所见传世的《世说新语》本子已不少，字句歧义颇多，故今存标列异同的校语多达二十余处。此外，刘注虽同史敬胤一样，以征引有关史书为主，但是史敬胤缺乏剪裁，而刘注则引据核恰，注释详密，裁剪得当，为《世说新语》补充了大量的史料。征引之书，经史别传三百余种，诸子百家著作四十余种，别集二十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释道之书70种。所采《晋书》，即有王隐、虞预、朱凤、沈约等所撰，俱为已佚之书。所引小说，如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和佚名《孙盛杂语》等，亦均失传。在保存古籍的佚文方面，刘注确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为考证家所引据焉。”从其注书体例来看，他更注重增广故实，阐发文意，与只解说字词的注疏不同，实际上等于另一部《世说新语》，足与原书相辅而行。所以唐志即有刘孝标撰《续世说》10卷，其实只是刘注，而不是另一部书。唐人编写《南史》《隋书》以及后来的新旧《唐书》都清楚地著录了刘孝标注本的卷数。然而到了宋代，对于《世说新语》作了较大的校改。据陈振孙记载，改动最大的是晏殊和晁迥，不仅尽去重复，连刘孝标的注也经过删节。今传宋刻本有三种：(一)日本尊经阁丛刊影印宋高宗绍兴八年刻本;(二)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陆游刻本;(三) 清初徐乾学传是楼所藏宋淳熙十六年湘中刻本。均为三卷。可见今天所见均为宋人所编校的本子。其中陆游刻本有明代嘉靖翻刻本，后入《四部丛刊》。绍兴八年刻本有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中华书局1999年又重新影印出版。今人注本以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最见功力。余著最大的价值是对史实的梳理考校，对于《世说新语》原作和刘孝标注所引的人物事迹一一寻检史籍，考核异同，对原书不备的，略为增补，以广异闻;对事乖情理的则有所评论，以明是非。这种做法跟刘孝标注和裴松之《三国志注》如出一辙，特别是对汉魏风气变迁，征引尤多，对于这段历史文学的研究具有重大的价值。徐著重在训释文字，特别是其中的口语材料。两书并由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