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元代南戏·元代南戏的作家及其创作倾向

辽金元文学的内容·元代南戏·元代南戏的作家及其创作倾向

元代南戏的作家，虽与早期的南戏作家相比有了一些变化，即在后期的作家中，出现了文人学士，如《琵琶记》的作者高明，但从总体上来看，仍以民间艺人与下层文人为主体。如现存最早的元代南戏剧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宦门子弟错立身》为“古杭才人”所作，《小孙屠》为“古杭书会”所作。又如《荆钗记》为元代“吴门学究敬先书会柯丹邱著”^①。成化本《白兔记》的“副末开场”中也称该剧为“永嘉书会”所作。如《寒山堂九宫十三摄南曲谱》卷首《西池宴王母蟠桃会》剧目下注云：“前明钞本也，原题‘敬先书会合呈’。”这些书会才人都是一些靠编撰戏曲剧本、话本、诸宫调、唱赚等为生的民间艺人与下层文人。如明王骥德《曲律·杂论上》云：“古曲自《琵琶》《香囊》《连环》而外，如《荆钗》《白兔》《破窑》《金印》《跃鲤》《牧羊》《杀狗劝夫》等记，其鄙俚浅近，若出一手。岂其时兵革孔棘，人士流离，皆村儒野老涂歌巷咏之作耶?”由于元代南戏的作者多为民间艺人及下层文人，因此，在创作倾向上，仍与两宋南戏的创作倾向有着相同之处，多能反映下层民众的意志与愿望。

揭露社会黑暗，伸张正义，表达下层百姓的意志与愿望，这是元代南戏作家们所表现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周密《癸辛杂识·别集》载：在元初，温州江心寺有个叫祖杰的恶僧，投靠了时任江南释教总统的杨琏真加。祖杰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老百姓告到官府，而“州县皆受祖杰贿赂，推却之”。民间艺人们“旁观不平，惟恐祖杰漏网也，乃撰为戏文，以广其事。众口难掩，遂毙之于狱”。这部《祖杰》戏文不仅揭露了为元代统治者所推崇的僧侣横行民间，为非作歹的罪行，抨击了官府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黑暗现实，而且还表达了下层民众的不平之声，最终迫使统治者将恶僧祖杰毙之于狱。又如《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一的《小孙屠》，也揭露了官府的腐败，草菅人命的黑暗现实，而且最后又借助想象，让被官府冤杀的小孙屠复活，捉住真凶，报了冤仇。

反映民族矛盾，褒扬忠义与爱国，抨击奸佞与卖国，这也是元代南戏的一个重要内容。元蒙统治者统一全国后，实行了严厉的民族歧视政策，把全国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作为既是汉人，又是南人的南方地区的老百姓，当时所受到的民族压迫更为深重。因此，南戏作家们在剧作中不仅真实地描写了当时的民族矛盾，而且也反映了汉族百姓的民族感情，对异族统治者的反抗与对误国的奸臣的愤恨。如《东窗记》戏文，敷演南宋时秦桧陷害岳飞的故事，岳飞屡胜金兵，正要直捣黄龙，收复中原之时，秦桧受金兀术之命，连下十三道金牌，将岳飞召回京城，拘系下狱，并与妻子王氏在东窗下密谋，将岳飞吊死在风波亭下。岳飞死后受到上天旌表，封为天官，后亲审秦桧夫妇，将其打入地狱。朝廷为表彰岳飞忠节，建庙立碑。剧作不仅反映了宋金之间的民族矛盾，而且表达了民众对误国害民的奸臣的愤恨，颂扬了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再如《牧羊记》戏文，敷演汉代苏武出使匈奴被拘，坚贞不屈的故事，歌颂了苏武保持民族气节的高尚情操。《黄孝子》戏文，写元兵南下，攻陷江西建昌，致仕家居的宋朝统制黄普召集义军，欲与元兵战，战败被杀，夫人陈氏被元兵所掳，子觉经年方五岁，为老仆所救逃生，成人后，历尽艰辛，寻找母亲，最终得以团聚。剧作较真实地反映了宋元之际的动乱给民众带来的灾难。又如与杂剧同名的《赵氏孤儿》戏文，敷演的是春秋时晋灵公听信奸臣屠岸贾，族灭上大夫赵盾全家，赵盾子赵朔、妻德安公主避于宫中，产下赵氏孤儿，为门客程婴与弃职归乡的公孙杵臼所救。20年后，赵氏孤儿长大成人，便杀了屠岸贾，报了冤仇。在赵宋王朝为元朝所灭的时代背景下，南戏作者来敷演赵氏孤儿报仇的故事，其中更有深意，寄寓了汉族百姓要求恢复赵宋王朝的愿望。

歌颂青年男女的爱情，提倡婚姻自主的内容，在元代南戏中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在元代，由于元蒙统治者推崇佛教与道教，动摇了长期以来被汉族统治者奉为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的地位，和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因此，原来被认为是违背传统礼教的青年男女自主婚姻的行为，在元代也能被搬上戏曲舞台，并加以歌颂。如《司马相如题桥记》《祝英台》《风流王焕贺怜怜》《崔莺莺西厢记》《崔护觅水记》等，这些剧作中，男女主角冲破封建礼教的阻挠和束缚，大胆地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作者对于他们的行为倾注了极大的同情与赞扬，并通过他们的行为，传达了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渴望婚姻自主的要求。

另外，宣扬传统伦理道德也是元代南戏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方面内容大多是元代后期的一些剧作，如五大南戏中的 《杀狗记》《琵琶记》以及《王祥卧冰》《黄孝子寻亲记》《冯京三元记》《薛包》《闵子骞单衣记》等戏文，皆以父子、母子、兄弟、夫妻之间的故事，歌颂了子孝妻贤、兄睦弟顺等传统伦理道德。

与同时期的北曲杂剧相比，元代南戏在内容上虽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在创作倾向上，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即南戏剧作中作者的主体意识不明显，而北曲杂剧作家的主体意识十分强烈。而这一差异是由作家身份的不同所造成的。从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来看，元代的南戏作者与杂剧作者没有区别，但从所具有文化素质上来看，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如“元曲四大家”中的关汉卿曾参加过“玉京书会”，马致远曾参加过“元贞书会”，《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也曾生活在下层，与妓女艺人为伍，但这些作家原来就是文人学士，有较好的文学与艺术修养。如关汉卿一生多才多艺，他自称：“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①再如马致远早年也曾专心功名，自称：“且念鲰生自年幼，写诗曾献上龙楼。”^②又如白朴，父亲白华是金代著名诗人，白朴幼年因战乱随其父亲的好友、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生活，元好问除在生活上对白朴加以关心照顾外，在学问上也悉心教诲，故在弱冠之年，便以博学多闻、才华出众而闻名。又如石子章，是石晋之后，曾随从出使西域，又与元好问相交甚密。如果说没有元蒙统治者的入主中原，如果元初不废除科举，他们就会像前辈一样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只是在当时“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仕进无望的情况下，才被迫流落民间，将自己的文学才华投入到杂剧创作之中。然而一旦恢复科举、仕途有望后，他们还是走上了仕途。如马致远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前后做了江浙行省务提举。也正因如此，在元杂剧作家中多有为官者，如李文蔚曾任江州瑞昌(今属江西)县尹，高文秀为府学生员，李直夫官至湖南肃政使，尚仲贤曾任江浙行省务官，李寿卿曾任将仕郎、县丞等职，郑光祖“以儒补杭州路吏”^①，宫天挺曾任学官、钓台书院山长，金仁杰曾任建康(今南京)崇宁务官，杨梓曾任嘉议大夫、杭州路总管，谷子敬曾任枢密院掾史，李唐宾曾任淮南省宣使。由上可见，元杂剧作家流落民间，编撰杂剧，按照现在的话来说，是文人“下海”，出于时势所迫。正因如此，元代赵孟��认为杂剧皆出于文人学士之手， 曾云：“杂剧出于鸿儒

硕士、骚人墨客所作，皆良人也。若非我辈所作，娼优岂能扮乎?”^②而同样是书会才人，元代的南戏作家们本来就不是文人学士，属于市民阶层，他们一直身处下层，无所谓上，也无所谓下。如南戏《拜月亭》的作者施惠，是杭州吴山城隍庙前“以坐贾为业”的小商人。换句话说，不是像元代杂剧作家由于元朝统治者废除科举，仕进之路被堵住后才流落下层的。因此，这些书会才人没有受过较好的文化教育，没有像文人学士那样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

剧作家身份的不同，也就造成了创作剧本的目的与创作倾向上的差异。北曲杂剧作家编撰剧本的目的之一，就是像作诗、作词及作散曲那样，抒发自己的志趣。在当时，由于元蒙统治者废除科举，堵住了杂剧作家们的仕进之路，时运不济，只得沦落下层，心里也就充满着愤怨不平之气。因此，当他们在编撰杂剧时，也就必然要将心中的愤怨不平之气抒发出来，正如明代胡侍在《真珠船》中所说的：“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拂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王国维也谓：“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①也正因为如此，北曲杂剧在内容上，一是抒情多于叙事，故事情节简单，人物形象除了主唱的正末或正旦外，其余的性格不鲜明，形象单薄。二是作家的主体意识十分强烈，杂剧作家往往通过剧中的主唱人物来抒发自己的志趣。虽然杂剧作家所抒发的志趣有的与下层百姓的道德观、社会观也是一致的，但由于作家把剧中人物作为自己主观情感的一种寄托形式，因此，在剧中人物身上，往往能看到剧作家本人的精神气质。如关汉卿《窦娥冤》第三折窦娥所唱的【滚绣球】曲，与其说是剧中的窦娥在痛斥天地的不公，倒不如说是作者本人在对当时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社会现实加以抨击。又如马致远的《荐福碑》第一折书生张镐所唱的【幺篇】曲：“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则这有银的陶令不休官，无钱的子张学干禄。”这也分明是作者本人在被元蒙统治者废除科举、堵住了仕途后所产生的愤怨之情的流露。可见，虽然杂剧作家在剧作中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并且也表达了下层百姓的爱憎与愿望，但读者与观众在杂剧中所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作家本人的志趣。

南戏作家编撰剧本的目的只是供演员演出用，通过演员的演出让观众观赏。为了能使观众喜爱自己的剧作，以获得较好的经济收益，故十分重视剧作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以丰富曲折的故事情节与形象生动的舞台人物来吸引观众。因此，南戏剧作在内容上具有叙事性强而抒情性弱的特征。而且南戏作家在剧作中所表达的“情”，也不是作者个人的“情”，而是下层民众所共有的“情”，因为只有充分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情感与愿望，才能够引起他们心灵上的共鸣，从而赢得他们的认同与热爱。如《癸辛杂识·别集》所载的《祖杰》戏文，直接将老百姓对贪官污吏的愤恨表达出来，伸张了正义。《东窗记》戏文，表达了民众对误国害民的奸臣的痛恨，最后又借助想象，让秦桧夫妇遭到惩罚，借以表达下层百姓的愿望。因此，南戏作家虽然也在剧作中抒发了“情”，但作家个人的主体意识不强烈，具体来说，在剧作的主要人物身上，看不出作者本人的影子。

注释

① 清张大复《新定九宫十三摄南曲谱》卷首“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王十朋荆钗记》剧目下注,清抄本。① 【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散套,《全元散曲》第173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② 【黄钟】《女冠子》散套,《全元散曲》第273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① 元钟嗣成《录鬼簿》卷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二册第119页。② 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册第24页。① 《宋元戏曲史》,《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105、106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