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元代诗歌·元代中期的诗歌创作

辽金元文学的内容·元代诗歌·元代中期的诗歌创作

从世祖后期，统一天下的征伐早已结束，士大夫中的离心倾向便渐至淡化了。再往下是成宗、武宗、仁宗统治时期，社会趋于安定，经济得以发展，这段时间可为元代的中期。人们也把大德、延祐这个时期目为“盛世”。这当然是相对而言的。经过元代前期诗坛的酝酿准备，到大德、延祐时期，元代诗歌的发展出现了高峰。元代的重要诗人，大都集中于这个时期。赵孟��、袁桷、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等，都是蜚声诗史、成就灿然的诗人。他们的创作形成了多声部的合唱，但又共同体现了元诗的“主旋律”，而区别于唐宋诗。在诗史上自成风貌的元诗，这时已经成熟了。这个阶段，也可以称为诗史上的“盛元”时期，或者可称为“延祐之盛”。

“延祐之盛”所体现出的元诗特征是什么?或者说，元诗最有代表性的审美倾向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曰“雅正”。“雅正”，一方面指诗歌内涵上的“治世之音”，另一方面指诗歌风格的雍容平正，无乖戾之气。欧阳玄论述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时说：“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诗丕变而近于古，江西之士之京师者，其诗亦弃其旧习焉。”(《圭斋文集》卷八《罗舜美诗集序》)“雅正”就其时代的意义而言，在很大成分上是他们抽去了诗的“风雅”传统中的“美刺”的讽喻特质，而只以诗为“治世之音”。元代著名诗人戴叔能说：“我朝自天历以来，学士大夫以文章擅名海内者，有蜀郡虞公、金华柳公、黄公。一时作者，涵醇茹和，以鸣太平之盛。治学者宗之，并称虞、杨、柳、黄，而本朝之盛极矣。”(引自顾嗣立编《元诗选·庚集》)颇能说明元代中期诗歌的特点。

这个时期的诗人，名家辈出，稍前者有赵孟��、袁桷;其盛者，有“元四家”——虞、杨、范、揭，以及柳贯、黄溍等。比起辽金诗坛，别是一番壮观气象。

在元代中期诗坛上，较早地体现“元音”的诗人是赵孟��、袁桷等诗人。赵孟��(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湖州(今属浙江)人。是宋朝皇族的宗室后裔。先祖即秦王赵德芳。宋亡，家居湖州，后受程钜夫推荐，受到世祖忽必烈的赏识，授兵部郎中，延祐中，累拜翰林学士承旨，至治初年卒。赵孟��在文化史上有相当高的地位与成就。是著名的书法家、画家，在书画史上堪称一流的巨匠。而作为诗人，在元代诗史上的地位也是显赫的。赵孟��的诗之所以受到论者推崇，主要是因其“始倡元音”。前人多推其为延祐诗坛上首领风骚的人物。顾嗣立评松雪诗说：“中统、至元而后，时际承平，尽洗宋金余习，则松雪为之倡。”“赵子昂以宋王孙入仕，风流儒雅，冠绝一时，邓善之、袁伯长辈从而和之，而诗学为之一变。 ”(《元诗选·丙集·松雪斋集》)认为赵孟��在元诗从前期到鼎盛时期的转变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松雪诗中表现出诗人难以排遣的思想矛盾：元蒙皇帝待他不薄，他很感激这种知遇之恩，同时又深受节操意识的自谴。宋朝遗民对他侧目而视，使他受到的刺激是很深的。松雪诗中时时表现出诗人痛苦矛盾的心态，如《罪出》《祷雨龙涧山》等诗。

人们对松雪诗的艺术成就评价很高，是由于前期诗坛多是由宋入元和由金入元的诗人，更多地带着宋诗和金诗的痕迹余风，而赵孟��虽然也是由宋人元的，但却一反时风，直接上承魏晋南北朝诗人的清丽高古，又融之以唐诗的圆融流畅，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开启了延祐诗风。戴表元评其诗云：“古诗沉涵鲍谢，自余诸作，犹傲睨高适、李翱云。”(《剡源集》卷七《赵子昂诗文集序》)松雪古诗的确有清逸高古之风，如《桐庐道中》诗：“历历山水郡，行行襟抱清。两崖束沧江，扁舟此宵征。卧闻滩声壮，起见渚烟横。西风林木净，落日沙水明。高旻众星出，东岭素月生。舟子棹歌发，含词感人情。人情苦不远，东山有遗声。岂不怀燕居，简书趣期程。优游恐不免，驱驰竟何成，我生悠悠者，何日遂归耕。”诗中写桐庐道中的所见所感，景物历历，诗人的主体情志映现其间。风格上颇似大小谢及孟浩然的山水诗，在清远的景物描写中表现了诗人的情愫。松雪的七律、五律这些近体之作，则是擅长运画境入诗境，使诗作具有绘画美。但这种绘画美并非色彩秾丽，而是水墨画般的淡远含蕴。如五律《早春》：“溪上春无赖，清晨坐水亭。草牙随意绿，柳眼向人青。初日收浓雾，微波乱小星。谁歌采苹曲?愁绝不堪听。”如七律《溪上》：“溪上东风吹柳花，溪头春水净无沙。白鸥自信无机事，玄鸟犹知有岁华。锦缆牙樯非昨梦，风笙龙管是谁家?令人苦忆东陵子，拟问田园学种瓜。”等等，都写得清美自然，别具特色。

袁桷是著名的文论家，也是有成就的诗人。袁桷(1266—1327)，字伯长，庆元路鄞县(今属浙江)人。大德初年被荐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后任翰林待制，集贤直学士，同修国史。袁桷的诗古体气势磅礴，意象雄奇，语言也峭健不凡，如《龙门》等作;近体诗则写得清雅自然，不乏远致，如《上京杂咏十首》等。

元诗的鼎盛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是“元四家”，即虞集、杨载、范梈和揭傒斯。虞、杨、范、揭是延祐诗风最典型的体现者。清人宋荦论元诗的发展时说：“遗山、静修导其先，虞、杨、范、揭诸君鸣其盛，铁崖、云林持其乱，沨沨乎亦各一代之音，讵可阙哉!”视四家为元诗的鼎盛之巅峰。顾嗣立也论及四家在元诗史上的地位，说：“先生(指虞集)与浦城杨仲弘、清江范德机、富州揭曼硕，先后齐名，人称‘虞、杨、范、揭’，为有元一代之极盛。”(《元诗选·丁集·道园学古录》)虞、杨、范、揭齐名于一时，论者称为元诗之极盛，这是因为这四位诗人以及同时的一些诗人如柳贯、欧阳玄等人，以其丰富多彩的诗歌创作造就了元诗的全盛时代。这个时期的诗坛，题材广泛，体裁多样，各体皆有许多佳什。同时，他们的作品进一步体现了“雅正”这一个元诗的核心审美范畴。尽管他们各自有着自己的艺术个性，但总的说来，他们的创作在内容上基本是呈现元代中期的承平气象，在诗中所流露出的心情也是较为平和的，很少有怨愤乖戾的情绪。即使有所感怀，大致也不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规范。而在诗艺上，体式端雅而少有生新奇峭的语言与拗折的句法。这一点与宋诗有相当明显的区别。元诗宗唐，于此可见一斑。它更接近于唐诗的风神，而不同于宋诗的戛戛独造，生新拗折。

四家并驰齐名，似乎体貌如一，论者也往往把“虞杨范揭”作为一个概念来谈论。诚然，他们有着很多共同的地方，体现着较为一致的审美倾向。明代著名诗论家胡应麟从诗体的角度批评延祐之诗缺乏个性，如谈此时期的歌行体诗时说：“皆雄浑流丽，步骤中程，然格调音响，人人如一，大概多模往局，少创新规，视宋人藻给有余，古澹不足。”(《诗薮·内编》卷六)这是较为中肯的。但不能因此而抹杀了虞、杨、范、揭这几位诗人的艺术个性。真正有成就的诗人，必然会有独特的艺术风貌。虞集对于四家诗曾有很妙且又形象的比喻，他说：“先生尝谓仲弘(杨载)诗如百战健儿，德机(范梈)如唐临晋帖，曼硕(揭傒斯)如美女簪花，人或问曰：‘公诗如何?’先生乃曰：‘虞集乃汉廷老吏也。’盖先生未免自负，而公论以为然。”(《元诗选·丁集·道园学古录》)这些比喻形容出几位诗人的独特艺术风貌，虽然未必尽合，却也大致见出其差异所在。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又号邵庵，蜀郡人，系宋丞相虞允文的五世孙。大德初年，到京(大都)任国子助教博士，累迁秘书少监，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虞集诗文皆负盛名，“一时朝廷之典册，公卿士大夫碑板咸出其手，粹然成一家之言”(《元诗选·丁集·道园学古录》)诗文集《道园学古录》50卷。虞集自谓其诗如“汉廷老吏”，所比拟的意思是什么呢? 主要是指虞集诗深于诗律，谨严而浑融。胡应麟阐释此语云：“汉令法师(同一比喻的不同说法——笔者按)刻而深也。”又转引他人之语：“虞自拟汉廷老吏，盖深于律者。”清人陶玉禾的评价实际上对“汉廷老吏”的最为确切的解释：“道园法度谨严，词章典贵，敛才就范，不屑纵横，汉廷老吏，故非自负。”(见《元诗选》)可见，这个说法，主要是指虞诗深于诗律，稳健深沉。如七律《挽文丞相》《滕王阁》等，都是这样的上乘之作。如《挽文山丞相》诗：“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他的歌行体诗也写得雄浑壮阔，如《金人出塞图》，形象鲜明生动，气势雄豪，是歌行体中的名篇。

杨载是延祐时期的著名诗人、诗论家。杨载(1271—1323)，字仲弘，浦城(今属福建)人，后徙杭州。他博览群书，年四十而不仕，后以布衣召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杨载是元代重要的诗论家，有诗话《诗法家数》。仲弘诗被称为“百战健儿”，诗语健劲，富于变化腾挪之势，雄浑横放，长于议论。范梈为其诗作序云：“仲弘天禀旷达，气象宏朗。开口论议，直视千古。每大众广集，占纸命笔辞，傲睨横放，尽意所止。众方拘拘，己独坦坦。众方纡徐，己独驰骏马之长坂而无留行，要一代之杰作也。”(《元诗选·丁集·仲弘集》)指出了杨载诗那种脱略束缚、横放杰出的艺术气质。杨载的歌行体诗表现这种气质最为特出。《杨仲弘集》中有歌行体诗数十首，写得雄杰壮阔，波澜起伏，读之使人如入风光奇绝的群山万壑之中。如一些歌行体题画诗《题王起宗画松岩图》《题华岳江城图》《题赵千里山水扇面歌》等，都以横放杰出的风格创造出奇丽高朗的境界，有“咫尺万里”之势。如《题王起宗画松岩图》云：“云起重岩郁凌乱，长松落落树直干。若人于此结茅屋，爽气飘然拂霄汉。舣舟之子何逍遥，从者伛偻携一瓢。山中无日不闲暇，跋涉相顾凌风飚。始知王宰用意高，使人观图鄙吝消。世间未必有此景，涂抹变幻凭秋毫。丹青游戏固足乐，收绝视听搜冥冥。向来为政殊不恶，乃尔胸中有丘壑。”杨载的近体诗更为明显地体现着“雅正”的特点，格律圆熟，音声谐婉，而其表现的意蕴也都是温雅和顺的。

范梈(1272—1330)，字亨父，一字德机，清江(今属江西)人。家贫早孤，刻苦为文章。36岁时辞家北游，卖卜燕市，后被举荐为翰林院编修官。范梈是元代中期的著名诗人、诗论家，有《德机集》传世。关于范梈和揭傒斯在诗史上的地位，欧阳玄曾评论说：“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一去宋金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于是西江之士，亦各异其旧习焉，盖以德机与曼硕为之倡也。”(《元诗选·丁集·德机集》)《元诗纪事》载：“大街国中，清江范德机先生独能以清拔之才，卓异之识，始专师李林，以上溯三百篇。其在京师也，与伯生虞公，子昂赵公，仲弘杨公，曼硕揭公诸先生倡明雅道，以追古人，由是诗学丕变。范先生之功为多。”(《元诗纪事》卷一三)关于德机诗的风格，虞集拟之为“唐临晋帖”，这是不够确切的。揭傒斯序其集云：“余独谓范德机诗以为唐临晋帖终未逼真，今故改评之曰：范德机诗如秋空行云，晴雷卷雨，纵横变化，出入无朕。又如空山道者，辟谷学仙，瘦骨崚嶒，神气自若。又如豪鹰掠野，独鹤叫群，四顾无人，一碧万里。差可仿佛耳。”(《揭傒斯全集》卷三)这固然是诗化的夸饰，但也可以看出德机诗的多样化特征。范德机的诗作，以歌行体诗最为擅名，揭序中称其“工诗，尤好为歌行”，范集中歌行体诗约占四分之一左右。范氏的歌行豪放超迈，跌荡纵横而又流畅自如。如《王氏能远楼》《题李白郎官湖》等，都能代表德机诗的成就。《王氏能远楼》诗云：“游莫羡天池鹏，归莫问辽东鹤。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即寥廓。请君得酒勿少留，为我痛酌王家能远之高楼。醉捧勾吴匣中剑，斫断千秋万古愁。沧溟朝旭射燕甸，桑枝正搭虚窗面。昆仑池上碧桃花，舞尽东风千万片。千万片，落谁家?愿倾海水溢流霞。寄谢尊前望乡客，底须惆怅惜天涯。”这首诗豪迈高逸，意境颇为高华流美，确有盛唐风采! 胡应麟评之为：“雄浑流丽，步骤中程。”(《诗薮·外编》卷六)把它列为元代歌行的佳作。在律诗方面，德机则更多地心仪杜甫。尤其是五言律诗，很有些近于杜诗五律那种沉郁而凝练的风格。如《京下思归》等，胡应麟称其“步趋工部”，便是指这类诗作。范梈的五言古诗也很有名，深邃而清新，如《苍山感秋》等，颇受时论称赞。

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幼时家贫而读书刻苦，延祐初年，荐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前后三入翰林。至正初年，诏修宋辽金三史，任为总裁官。揭傒斯是元代中期的著名诗人，诗集为《秋宜集》。虞集曾以“三日新妇”，如“美女簪花”来形容揭诗的风貌，这当然是说揭诗清婉流丽，但揭诗并非止于此，而是在清美流畅中有很深的感慨，因此显得自有深致。“三日新妇”，鲜而丽也。这个雅号自然易于给人以华美清浅的印象。据说揭傒斯对虞集这个评价非常不满，“虞道园序范德机诗，谓世论杨仲弘如百战健儿，德机如唐临晋帖，揭曼硕如美女簪花，而集如汉廷老吏。曼硕见此文大不平，一日过临川诘虞，虞云‘外间实有此论’。曼硕拂衣而去，留之不可。后曼硕赴京师，伯生寄以四诗，揭亦不答，未几卒于位”。正因为虞集的评价未能真正道出揭诗的特征，曼硕才如此愤愤不平。《四库提要》论其诗云：“独于诗则清丽婉转，别饶风韵，与其文如出二手。然神韵秀削，寄托自深，要非嫣红姹紫徒矜姿媚者所可比也。”这个评价是更为深入一层的。揭诗诸体中，以五言古诗见长。欧阳玄称他“作诗长于古乐府选体，律诗、长句伟然有盛唐风”。所谓“古乐府选体”即指其五言古诗。揭氏的五古诗有一种幽淡深邃的境界，如《自盱之临川晓发》：“扁舟催早发，隔浦遥相语。雨色暗连山，江波乱飞雾。初辞梁安峡，稍见石门树。杳杳一声钟，如朝复如暮。”这里抒写出一种行旅的意绪，发而为一种“飞雾”似的幽淡境界。而细读之，又有一种深潜却又难以言喻的感触，这类诗作是很多的，也颇能体现其“写景要雅淡，推人心之至情，写感触之微意”的论诗主张。他的五言短古更见特色。所谓“五言短古”一般只有四句，但又并非绝句。诗人在四句之中便创造出一个淡雅幽峭的意境，却又于其中寄托深意。如《秋雁》：“寒向江南暖，饮向江南饱。莫道江南恶，须道江南好。”陈衍先生按：“此诗大有寄托”(见《元诗纪事》卷一三)。揭的作品内容较为丰富，诗人往往以其条畅的诗笔来表现下层人民所遭受的灾厄困苦。在这一点上，他是突破了“雅正”观念之束缚的。延祐诗坛，大多数诗人以装点升平为时尚，虽以盛唐为归趋，但更多的是咏叹一些表面的繁荣，而揭傒斯却能以诗笔直探民生艰窘，确实是难能可贵。这类诗如《渔父》《大饥行》等都是有代表性的。

这一时期的诗人还有黄溍、柳贯、欧阳玄等，他们的诗作风格不尽一致，却使延祐前后的诗坛显得更为热闹繁富。黄溍(1277—1357)，字晋卿，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世称金华先生。延祐开科登进士第，至顺初，入应奉翰林文字，转国子博士，不久以秘书少监致仕。至正七年(1347)，起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黄溍是理学中人，与虞集、揭傒斯、柳贯并称“儒林四杰”。他又是著名的诗人和文章家，诗文集为《日损斋稿》。在延祐诗人诸家中，黄溍诗较为简古峻洁。黄诗中的近体之作格律整饬，意象不俗。如七律《答友人》等，七绝《宣和画木石》《青山白云图》等。黄借诗多有一些纪行之作，得“大小谢”之神气，清新冲淡，如《晓行湖上》《题华清亭》《湖上即事》《上京道中杂诗》《西岘峰》等篇什。

柳贯是这时期的重要诗人。柳贯(1270—1342)，字道传，婺州浦江(今属浙江)人。少从著名理学家金履祥学性理之学，后从方凤、谢翱等学习诗文。大德四年(1300)出任江山县教谕，晚年官至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柳贯是理学中人，为人刚直清正。他存诗五百余首，有《待制集》。柳诗简洁古硬，很有一些江西派的作风。柳诗古体峭健有力，有“盘马弯弓”之势，如五古《岁暮杂言二首》其一云：“中年鞍马间，所历万里途。髀肉亦既消，梦惊还一呼。读史窥古人，恨时不能俱。宁知远游躅，足蹑双飞凫。漠北松亭塞，燕南督亢图。居今采奇迹，未觉吾行迂。岁晚重思之，天高明月孤。”柳贯律诗造语奇峭，也能见出其受江西诗风的沾溉。

欧阳玄(1273—1358)，字原功，号圭斋，祖籍庐陵，迁居潭州浏阳，与欧阳修同宗。延祐年间，元蒙统治者恢复科举，他以乡贡首荐登进士第，后召为国子博士，迁翰林待制。至正初年，诏修宋辽金三史，起为总裁官，拜翰林学士承旨。有《圭斋集》。欧阳玄的诗多为题画、赠答之作，风格流畅，颇觉生气贯注。从其绝句看，更多的是得自于晚唐，而又时有宋代诗人杨万里“诚斋体”的流转轻快。

延祐前后这段时间确实是元诗的全盛期，无论在创作实践还是在诗歌理论上，都呈现出彬彬之盛的局面，最能代表元诗的特征。虞、杨、范、揭四大家，从整体上最能代表元诗的成就，而且，都在诗歌理论上自觉地阐扬“雅正”的审美观念，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四大家”以外的欧阳玄，以其大量的诗文评论倡导这种观念，其他诗人也都以自己的创作使这个时期的诗坛更为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