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的内容·晚唐五代诗歌·晚唐五代诗歌的社会文化背景
唐王朝的衰落，唐宋社会的转型，地域文化的发展，是观察晚唐五代诗歌社会文化背景的三个重要角度。
古人从儒家诗教观出发，认为晚唐诗是衰世之音，而其中将晚唐定位为衰世，正是着眼于唐王朝自身的衰落。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由盛转衰。唐宪宗元和之政出现短暂的中兴局面，但国势很快就陷入衰败的趋势而不可逆转。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兵连祸结，社会动荡，这种衰世之象，对晚唐诗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晚唐士人对国事日非深感忧虑，对唐王朝中兴无望深感失落，晚唐诗中强烈的感伤情绪，反思历史、讥弹时事的思考，都与这种忧虑与失落密切相关。古人称晚唐诗为衰世之音，虽然是受儒家诗教观的明显影响，但这个观察角度的确揭示了晚唐诗社会背景的重要方面。因此，直到今天，有关的研究还是异常关注这个角度，其中关于士人与党争之关系的考察，尤其是个重要的研究话题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角度的局限性也相当明显，突出的一点，在于它对晚唐诗人精神世界的理解，有失简单。中国历史上，王朝的衰落屡屡出现，王朝末世的文学固然都有“衰世之音”的共性，但更值得关注的，则是其差异所在。同是末世，汉末文学、齐梁文学、晚明文学，都有着与晚唐文学极不相同的特点，要说明这些特点，就要有更广泛的视野，做更细致地考察。具体到晚唐，近年来日益引起研究者关注的，则是从唐宋社会转型的角度来观察晚唐社会的独特之处。
自20世纪初日本学者提出唐宋转型的课题之后，一个世纪以来，有关的研究日见深入，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研究的方法与角度也日见丰富②。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讲，中唐到北宋是从门阀社会向士大夫文官社会的转型;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讲，与社会转型相伴随，一场以新儒学的兴起为主要标志的思想转型也随之发生。晚唐社会则是这一转型过程中的独特阶段。
晚唐社会，门阀势力不断衰落，对政治的支配力日见减弱，唐末战乱与社会动荡，又是对门阀势力的一次大的扫荡;与此同时，文官政治制度在加强，士大夫的文官化特征不断强化，与政治制度的联系更加深入。另一方面，由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种种弊端的激化，使士大夫文官阶层日益丧失对政治的真正支配力，两方面的共同影响，使士人阶层在与政治制度的联系被强化的同时，又深刻地感受到无力左右政局的压抑，晚唐诗人异常浓烈的失意心态、感伤情绪，与这种精神状态有直接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晚唐社会，就会发现唐宣宗大中时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势转折点。在大中之前，虽然藩镇、宦官之祸甚巨，甚至出现了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但文官阶层还没有彻底陷入喑哑无力之局面。大中以后，藩镇与宦官对文官阶层形成了绝对的专制之势，文官阶层被动压抑之处境，再也没有得到扭转。所以形成这种局面，与大中之政的为政方针有直接关系，唐宣宗希望倚重文臣控驭藩镇与宦官，但又惩于前朝牛李党争之弊，对文臣严加控驭，以期形成皇权的绝对专制，这极大地摧毁了文官阶层的积极力量。大中之后，藩镇、宦官之祸复起，而文臣无所作为，日陷于屈抑之状态。朱全忠逼昭宗自弑后，将朝中缙绅大夫三十余人投入黄河，如此惨祸，不过是文臣长期屈抑于藩镇、宦官的结果。唐宣宗是很希望有所作为的皇帝，而他的做法恰恰加速了唐王朝的衰亡，因为他所采取的措施是受制于当时的朋党、藩镇与宦官之祸，而这些是唐代旧的政治格局所具有的痼疾。北宋文官政治的成熟，是使文臣真正掌握权力，而让宦官与藩镇彻底退出权力中心。从这个角度来看，晚唐政治的复杂状态，反映了唐宋政治转型的特殊阶段。
晚唐在唐宋思想转型的过程中也是一个特殊的阶段。中唐的儒学革新在晚唐五代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士人的文化思想状况有这样几个特点： 1.士人尚学，但其学趋于功利和实用。晚唐士人重视博学，但中唐韩愈等人复兴儒道所包含的理想主义追求，在晚唐五代长期缺乏嗣响，由于现实矛盾的激化，士人更多地关注具体现实问题的解决。2.学校教育衰落。唐代的官学教育虽然越来越受到科举的影响，但它毕竟还能为学生提供比较全面的知识素养。中唐以下，唐代的官学教育逐渐衰落，唐末举子普遍缺少官学教育的经历，许多人在私学接受教育。晚唐私学的学习内容以举业为主，唐末士人知识结构比较狭窄。3.士人的思想群体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中唐儒学革新中出现了同道共济的士人思想群体，如韩愈及其弟子和同道。晚唐朋党之弊的激化，朝廷政治矛盾的加深，客观上不利于士人思想群体的形成。
上述这些变化，使晚唐五代士人缺少积极的思想建树，精神气局比较狭隘，禅宗与道教的流行，使思想界呈现出一种驳杂的局面。晚唐诗歌在批判现实中所流露的价值虚无情绪，消极的闲适意趣，以及香艳淫靡之风的流行都与此不无关系。然而目前有关晚唐社会思想文化状况的研究，虽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就，但是从总体上看还是比较薄弱的。如从思想史角度来看，研究者比较关注中唐的古文运动、儒学革新，而对晚唐时期的思想状况则研究较少①。有关的研究还亟待加强。
地域文化的发展是研究中晚唐社会的又一个重要角度。具体来讲，又包括唐代社会地域文化的传统分布与交流、文人入幕的地区分布、地区性文人活动等三个方面。
关于唐代社会地域文化的传统分布与交流，陈寅恪先生讨论隋唐制度之渊源时，着重分析了关陇、山东和江左三个渊源。这三个地域不仅在南北朝时期呈鼎足之势，而且形成了唐代文化的三个核心区域。这三个区域的文化独立性与其间的文化交融性，是认识唐代文化的重要角度。唐朝前期，由于关中地区的政治地位，江南、山东人才大量进入。安史之乱以后，由于中原战乱，士人大量南迁，使南方的文化再度繁盛起来。例如唐代文人的分布前期的次序为山东、关中、江南，后期则转变为山东、江南、关中; 唐末五代的战乱，使留居北方的士人又纷纷南迁，大量进入江淮、荆襄与蜀中。除战乱迁徙之外，唐代贬谪左迁官员一向以流徙南方为主，这些士人促进了南方文化的发展①。
中晚唐时期，随着藩镇势力的增强，文人入幕成为一个重要的现象，而研究文人入幕的地区分布，又可以使我们在传统的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区域的基础上，对中唐以后文化的地域分布有更细致的了解。据考证，至德以后入幕人次由多到少，依次为西川、淮南、河东、山南东道、荆南、江西、浙西、浙东。其中长江流域的大镇成为文士入幕的趋竞之所，西川、淮南的特殊位置决定了两地入幕文士的规模极大，而江淮流域的浙东、浙西、宣歙、荆南、江西等地，因其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吸引文人入幕。文人入幕不仅影响地方的文学创作，同时也受地方文化的影响，地方的历史文化、山川风物、民俗民情都会反映在文人的创作中②。
晚唐五代时期，地区性的文人交游十分活跃，如皮日休与陆龟蒙的吴中唱和、五代的闽中泉州诗人群、南唐庐山国学诗人群等，这些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近来有的研究者围绕集会总集，着重研究了大和至会昌东都闲适诗人群、襄阳诗人群、咸通苏州诗人群、唐末五代庐山诗人群、唐末五代泉州诗人群，取得了重要的成果③。
上述三个方面，揭示了中唐以下地域文化的发展，与前述唐王室的衰落和唐宋社会转型两个角度，共同构成了我们认识晚唐五代诗歌社会文化背景的最重要切入点。
注释
① 关于晚唐士人与党争的关系,主要的研究成果有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中篇《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三联书店出版社1956年版;吴在庆《杜牧论稿》之《关于杜牧与牛李党争之关系的考察》,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傅璇琮《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载《唐诗论学丛稿》第1—24页,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② 关于唐宋转型,参见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宇都宫清吉《东洋中世史的领域》、前田直典《古代东亚的终结》、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以上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第7期;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中国学术》Vol.1. No3 (2002)。① 参见Jo-shui Chen Liu Tsung-yu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773—819,P19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① 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论稿》,载《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陈尚君《唐代诗人古籍考》,载《唐代文学丛考》第138—17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化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② 参见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第81—14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③ 参见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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