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与艺术·金代的“说话”艺术与话本小说的发展·金代“说话”家数和话本断代的判断

辽金元文学与艺术·金代的“说话”艺术与话本小说的发展·金代“说话”家数和话本断代的判断

北宋时期的“说话”已分讲史、小说、诸宫调、说诨话等门(家数)，于“讲史”下又细分“讲三分”、“五代史”，于此可见北宋时期“讲史”尤发达。前引刘敏在完颜充府内所讲五代故事，即是北宋崇宁以来的传统内容和科目，金代“说话”亦有“讲史”一门。由于无论北宋抑或金之讲史皆无话本(抄本、刻本)留存传世，故无法做内容上的进一步比较。金代讲史中有无类似“说三分”讲演三国故事的内容? 由于史料阙如亦难以确指。

从前引《金史》所载有关贾耐儿、张仲轲“歧路小说人”、“说传奇小说”等条可知，“小说”亦属金代“说话”家数之一。“传奇小说”云云知金代小说话本中有“传奇”一类，然其具体名目，因年代久远，已不易确考。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书首《舌耕叙引》《小说开辟》文中曾罗列南宋小说名目上百篇，又具体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 八类，是金代小说话本与南宋小说话本同有“传奇”一类。金与南宋地分北南，疆域所限，金代话本与南宋话本在平行衍化、发展中有无渗透、影响关系呢?这种渗透、影响应当说是存在的，只是于史料无征难以确证。关于宋元话本的存佚，胡士莹、谭正璧等先生曾据现存各话本的版本、内容特征等做过详细考索，胡士莹先生更总括成甄别、推勘话本断代的八条具体方法^①，今遵循其线索和体例，对现存小说话本有无脱胎金话本者试作一判断。

《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钱曾《述古堂书目》著录于“宋人词话”，绿天馆主人亦视为宋人话本，且谓：“卒多浮沉内庭，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然如《玩江楼》《双鱼坠记》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②“鄙俚浅薄”一语，在一定程度上道中了这篇小说话本的特点，此篇亦有可能本属金话本而后经元、明人写定者。理由如次：一、柳永事迹及其词作较早传入北方，为金人所熟悉。海陵朝时柳词即为金宫女所传唱：“时国主(指完颜亮)与梁大使及妃嫔数人在宫游观，闻人唱曲子，其词乃柳耆卿作《望海潮》也。只咏钱塘之景，主喜，随声而入。其唱者李贵儿出迎，主问曰：‘适唱何词? ’贵儿曰：‘《望海潮》。’”^①宋人笔记《鹤林玉露》谓：“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柳词亦为民间之全真道士所称赏，王重阳有《解佩令·爱看柳词遂成》等。柳永事迹、作品在金境的流传是本篇话本产生于金代的必要条件。二、宋、金时期是中国戏曲由泛戏剧状态到成熟戏剧的重要发展阶段，不但艺术元素上戏曲受说话伎艺的滋养，而且在戏剧本事和说话的题材、母题方面也存着相互袭用的共生关系。据考，宋人话本和官本杂剧、金院本、宋元南戏彼此袭用题材者，约有三十多种。而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五“院本名目”，金代适有院本《变柳七爨》，此亦为必要条件。三、两宋诸家笔记中涉及柳永与歌妓交往者，多其未第时因才情而为众妓所赏爱，本篇话本内容则主要分两部分：前部写柳挟陈师师等三妓，后部所谓“玩江楼”者乃重点所在，写其于“江浙路管下余杭县宰” 任上以先使舟人强奸随后挟短的手段，制服、占有了原本不肯属意于他的歌妓周月仙，而结果竟是“自此，日夕常侍耆卿之侧，与之欢悦无怠”，在柳永三年任期间“两情笃爱”，任满依惜作别，完全是一种正面赞扬的叙述口吻。此等内容不但不见载于宋人笔记，其所反映的观念也比较独特：此等所谓“诗酒风流”中明显含有残酷、猥劣即绿天馆主人所谓“鄙俚浅薄”的成分，当非纯粹市民意识的折射，亦或当与金代女真族的某些风俗、意识有所关联。四、话本中的叙述时间是北宋神宗朝，而据唐圭璋先生考定，柳永当卒于北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②，如本篇出宋人之手，不当有此舛误。五、余杭县宋代属“两浙路”而非“浙江路”，元至元间曾置“浙江行省”而不称“路”，据此本篇或当出自金代北方艺人之手。据以上五点，可初步判断本篇话本初创于金代。这篇话本中也存有一些后代加工、改写的痕迹，如篇中所引《浪里来》词与元人戴善甫《玩江楼》杂剧《浪里来煞》曲辞文字略同^①，这里存在着话本曾被加工或杂剧承袭话本的可能。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见于冯梦龙《古今小说》第二十四卷，钱曾《宝文堂书目》著录有《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元人沈和有同题材杂剧《郑玉娥燕山逢故人》，已佚。胡士莹先生判定本篇“它当是陷落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说话人口头创作”。胡先生的理由主要有： 一、“篇中叙写北宋宣和间汴京元宵风物，十分熟悉”^②。二、本篇中提到“每年燕山市井，如东京制造，到己酉岁，方成次第。当年那燕山装那鳌山，也赏元宵”。“己酉岁”为金太宗天会七年、南宋建炎三年(1129)，讲说者“对燕山的市井建设时的经过情形，说得那么确切”^③，从而证明其系北宋靖康间被掳去者。胡先生复因话本中提到“按《夷坚志》载，那时法禁未立，奉使官听从与外人往来”句，遂认为“这个话本的写定，比故事的讲说要迟得多”^④，以本篇创作年代属金初。这里并补充二条“内证”：一、篇中云“至绍兴十一年，车驾幸钱塘，官民百姓皆从”与史实不符，宋高宗定都杭州在绍兴八年，此可说明本篇不当出自南宋艺人之手;二、从篇中所叙来看，讲唱人显然对北方燕京风物稔熟而对篇中提到的南方金陵十分陌生，如写韩思厚背郑氏骨匣离开燕京，走的是“丰宜门”，即金中都城之南门;但却说韩思厚为在金陵归葬郑氏骨匣“卜地于燕山之侧”。按《大金国志》卷三三《地理》“燕京制度”条载：“都城(指中都)四周凡七十五里，城门十二……正南曰丰宜、景风、端礼。”金于天德五年(1153)正式迁都于燕京，称中都，故此篇最早不得成于天德五年之前。

关于本篇的最后写定年代，胡先生认为“大概是南宋后期”，我们认为洪迈《夷坚丁志》卷九所载《太原意娘》虽与本故事为同一题材，但却未必为本篇直接所本者。更有可能是“意娘故事”早就在金境民间流传，而曾出使金国的洪迈采之入笔记，即故事同源，而一入金人话本，一入宋人笔记，从而本篇的最后写定年代亦当在明代。换言之，本篇是脱胎于金代讲唱艺人的创造而复经后人加工、明代写定者。

金代诸宫调有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和无名氏《刘知远诸宫调》传世，一为完整文本，一为残本，这是人所共知的。其产生年代，《刘知远》早于《西厢记》。董解元生平无考，元人钟嗣成《录鬼簿》列其于“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之下，并注云：“金章宗(按，1190—1208)时人。”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和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分别推定《刘知远诸宫调》产生于《董西厢》之前^①，此已为学界所普遍接受。

诸宫调就其体制、属性而论固属“说话”范畴无疑。董解元《西厢记》首即唱云“……话儿不是朴刀杆棒，长枪大马”，“唱一本倚翠偷期话”。又说“若不与后，而今没这本话说”，“此本话说唐时这个书生，姓张名珙”。《刘知远诸宫调》结尾也说“曾想此本新编传”。而从题材上说，《刘知远诸宫调》就属于“朴刀杆棒、长枪大马”类了。

注释

① 详见《话本小说概论》第196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② 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古今小说》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① 崔文印《大金国志校证》卷二五《海陵炀王下》第20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② 见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词学论丛》第598—6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① 详见赵景深《元人杂剧钩沉》第76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②③④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223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① 参见郑振铎《宋金元诸宫调考》,《郑振铎文集》第六卷第82—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青木正儿《刘知远诸宫调考》,《支那学》第6期第195—230页,日本京都1932年出版(贺昌群译文载《大陆杂志》一卷三期);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王古鲁译,中华书局195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