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史学·两汉时期的文史分野

先秦两汉文学与史学·两汉时期的文史分野

继《史记》之后，汉代还有纪传体史著《汉书》《东观汉记》及编年体史著《汉纪》等，体例上虽有所创新，但在文学性上就比不上《史记》了。《史记》高超的传记文学水平，令后人难以为继。汉后各朝正史虽沿袭《史记》纪传体，虽然有的正史也有个别生动的传记篇章，但总的说来，文学性却比《史记》甚至比《汉书》逊色多了。《史记》之后，中国正史的文学色彩日趋黯淡。

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仅因为司马迁超群的艺术才思。从《史记》之后，正史的编撰受到了当朝封建统治阶级的严格控制。统治阶级为了利用正史来宣扬封建正统观念，在史著中增强了伦理色彩与实用功能，削弱了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与史家的艺术创新精神，从而也削弱了对史书中的人物个性的刻画。另一个原因就是随着史学意识不断加强，文史分野日益成为必然趋势。从《汉书》开始就出现了史著与文学偏离而向史学靠拢的倾向。司马迁努力使文史完美结合，在二者不可兼得时，有不惜以文害史之处。而班固不强求文史合一，在二者不可兼顾时，宁可舍文而求史。从文学角度看，《汉书》不如《史记》，从史学角度来看，《汉书》则对《史记》有所发展。正史的史学特点不断增强，而文学特点的不断消弱，正是文史分野的必然结果。正史逐渐从文学中分离，向纯史学方面发展，从史学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进步，是史学由萌芽状态、未成熟阶段向高级状态、成熟阶段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在我国历史编纂史上，有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书中提出许多史书编纂的原则，如“以实录直书为贵”，反对“曲笔诬书”;所录内容应是“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大事，不应热衷于“州闾细事，委巷琐言”;描述要“文约而事丰”，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等等。总之，刘知几主张文史易辙，各行其道，反对以文笔代替史笔，以文笔来写史。他的理论反映了中国文史分野的发展趋势。

然而继《史记》之后，在汉代文学中，又有异军突起，它们更多地继承了《史记》传记文学的文学特征，在史学与文学结合的领域中又开辟出一块新的天地，这支异军就是汉代的杂史杂传。其代表作有袁康与吴平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刘向的《列女传》《新序》《说苑》、佚名的《汉武帝故事》《蜀王本纪》等。

杂史杂传并不源于正史。也就是说，杂史杂传并不源于汉代传记文学。远在先秦，就已产生了杂史杂传类作品，如《穆天子传》《晏子春秋》等。就在《史记》《汉书》创作的同时就存在着杂史杂传的创作，如《燕丹子》《列女传》等。但自从《史记》产生之后，确实又为以后的杂史杂传提供了一系列新的创作经验，大大推动了汉代杂史杂传的发展。当正史的传记文学特征日趋衰微时，杂史杂传却保持了汉代传记文学的文学特点，并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风采放射出耀眼的文学光泽。这种文学光泽一直持续到唐代，才被更为辉煌的小说所掩盖。

汉代杂史杂传对先秦史传、汉代传记文学的特点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文学与史学上都有自己的贡献。

杂史杂传属于私人著述，在官方或正统的观念看来，它属于“野史”之类不入流之作。正因如此，它也不受官方控制，少了“钦定”的色彩。杂史杂传虽有一些荒诞不经的虚妄内容，但也存有许多纪实性的史料，而且有一些史实，恰是受官方控制的正史所不载录的。所以杂史杂传不仅同正史一样具有历史的认识价值，而且恰好可以弥补正史史实之不足。

汉代杂史杂传继承先秦史传、汉代传记体例是显而易见的，甚至连杂史杂传的名称，也往往冠以“春秋”、“书”、“传”、“记”、“志”、“行状”、“逸事”等史传、传记体惯用的字样，保持着先秦史传、汉代传记一脉相承的传统。但汉代杂史杂传继承的不仅是先秦史传、汉代传记的形式，更重要的是继承了文学精神实质，并具备了自己的特点。具体表现如下。

汉代杂史杂传不受正史庞大体例的限制，可以采取人物传记的形式，也可以采取灵活变通的短小形式，但它描述的中心仍像传记文学一样，是历史人物而不是历史事件。人物与事件可以以纪实为主，也可以以虚构为主，但它仍像传记文学一样，充分采用写人叙事的各种艺术手段来刻画人物形象，注重叙事的故事性。和小说比较起来，汉代杂史杂传强调纪实精神，它从形式上尽量写得和信史一样，给人一种历史真实感。

汉代杂史杂传的素材有的来自街谈巷议、民间传说，甚至社会上流行的神话传说，这些大都并非史实，所以一般说来为正史作者所轻视，甚至不屑一顾。杂史杂传的作者大胆地把它们引入自己的著述中，并且在原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充实、丰富了它的故事性。汉代杂史杂传与汉代传记文学比，多了许多虚妄怪诞，从信史的角度看是不可取的;然而从文学的角度看，恰好比正史多了浪漫主义的绚丽色彩。

汉代杂史杂传的创作一般不受官方干涉，不受他人限制，所以在作品中往往能突出地体现作者那份主观感受。作者在表述人物和事件时，往往很容易注入自己对世态人情的认识，流露出对所描述的人物和事件的褒贬好恶之情，这从信史角度讲也是不可取的;但从文学角度讲，比正史又多了抒情性。

汉代杂史杂传比汉代传记文学更强调故事性。和正史人物传记不同，杂史杂传必须有引人人胜的故事，才能在社会上得以流传。所以杂史杂传的作者喜欢搜异猎奇，大量采撷街谈巷议、民间传闻，甚至神话传说中的奇人异事，在此基础上加以修饰，增添自己的想象虚构，使其更加离奇吸引人。杂史杂传的作者在叙述中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抓住人物生活中富有个性特征的细节精心刻画，增加故事情节的真实感，使情节更能打动人。在人物对话中，注意人物语言的生动精彩，常以简洁的语言揭示人物内心复杂的世界，显示人物复杂的性格特征，使人物的话语饶有意趣。

杂史杂传的目的不在于修史，而是借助于“史”的形式，以异闻逸事而炫鬻新奇。汉代的杂史杂传由于淡化了纪实性而增强了虚构与夸饰，从而使其更近于小说。其丰富的素材、奇特的想像力、浓郁的抒情性、曲折的故事性等艺术特点，直接孕育了魏晋六朝的志人、志怪，而唐代传奇小说就是魏晋六朝志人、志怪的新发展。与汉代传记文学比较起来，汉代杂史杂传对魏晋六朝志怪及唐代神异传奇小说的影响更为直接一些。可以说，汉代杂史杂传是魏晋六朝志怪、唐代神异传奇小说的母体，也可以说是历史文学向小说过渡的桥梁。过去我们对汉代杂史杂传的文学地位与价值估计不足，无疑是受到传统的思想观念影响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