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科举·北宋诗文革新与科举制度

宋代文学与科举·北宋诗文革新与科举制度

北宋文风多次变革，尤其是以欧阳修等人所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声势浩大，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宋代诗文的风貌。在这一系列文风的沿袭嬗变过程中，科举制度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科场流行的文风，太学教授与科举主考官的个人喜好或有意识倡导，都对整个文坛的风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的写作风格，直接影响到个人的前途命运，就会引起任何一位试图进入官场的文人的足够重视。他们会在平日学习写作时潜心模拟，仔细学习，力求自己的文风符合科场的需要。这种学习与模仿，将对他们日后文风的形成起重要影响。

宋初文坛，沿袭唐人作风，缺乏自我创造性。文人们或者学习中唐“元白”的浅显率意，文尚敏捷，下笔不休，以多相夸;或者学习晚唐李商隐等人华丽绮靡的作风，讲究声律对偶和辞藻典故的运用，表现为典雅富赡、雍容华贵的文风^①。宋人在向前人的模拟学习中，酝酿着变革，酝酿着新的一代文风。

宋人文风变革的欲望，首先来自朝廷尊儒重德的政治化要求。自太宗朝开始，赵宋政权对科举取士产生相当大的倚赖性。科举出身者，已经成为政坛的主体力量，决定着国家的盛衰前途。那么，科举所取为何种类型的士人，就引起了朝廷的高度关注。咸平二年(999)五月宋真宗下诏书，要求贡举“必求实艺，无使遗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七月，龙图阁待制戚纶与礼部贡院亦上言指出：“近年进士多务浇浮，不敦实学。”要求对应举者“请戒励专习经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宋真宗景德以来，科举考试命题多出自儒家经典著作与正史，这就表明了朝廷尊儒重德、追求敦厚文风的意向。仁宗即位之后，强化这种敦厚务实的取士意向。在当时朝臣的言论与范仲淹的新政变革中，都明白无误地体现出这种意向。范仲淹等论贡举变革，认为“使人不专辞藻，必明道理，则天下讲学必兴，浮薄知劝，最为至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科场文风与取士意向的转移，迅速对广大文人发生了导向性的作用。田况《儒林公议》记载：当时科场变革的诏书“既下，人争务学，风俗一变”。

学校教育是培养人才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特别是庆历新政“士须在学习业三百日，乃听预秋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七)的举措贯彻落实之后，学校教育的特殊地位得到强化。学校教育，成为宋代文风变革的一个前沿阵地。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等推荐石介、孙复为国子监直讲，向学生传授儒家经典，排斥佛老，改变了太学的风气^①。石介论文，强调文章的“教化”作用，把文章看做宣扬儒家经义的工具，主张“读书不取其语辞，直以根本乎圣人之道;为文不尚其浮华，直以宗树乎圣人之教”^②。从这样的角度出发，石介猛烈攻击“西昆体”文风，说：“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③石介的主张，很快左右了太学风气，学徒云集影从，昌盛一时。僧文莹《湘山野录》卷中载：石介“主盟上庠，酷愤时文之弊，力振古道，时庠序号为全盛”。他们所创作的文章，时号“太学体”。

石介重道轻文，言论偏激。其主张虽然冲击了“西昆体”的浮艳作风，但同时引导文风朝怪诞僻涩方向发展。欧阳修之子曾举例说：“太学体”僻涩者如“狼子豹孙，林林逐逐”;怪诞者如“周公伻图，禹操畚锸，傅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④。“太学体”盛行科场，年轻学子趋之若鹜。擅长此体，便容易得中高第，风气蔓延，文坛为之改观。

宋初以来几经起伏的文风演变，都与科举考试关系密切。张方平总结说：“文章之变与政通。今设科选才，专取辞艺，士惟性资之敏，而学问以充之，故道义积于中，英华发于外。然则以文取士，所以叩诸外而质其中之蕴也，言而不度，则何观焉?今之礼部程式，定自先朝。由景祐之初，有以变体而擢高等者，后进传效，皆忘素习。尔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至太学盛建，而讲官石介益加崇长，因其好尚，浸以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逾越绳墨，惑误后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八)

张方平所论，为诗文革新张目，与欧阳修的言行互为羽翼。“太学体”之弊端，朝廷很快有了认识，张方平接着说：“朝廷恶其然也，屡下诏书，丁宁戒饬，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今贡院试者，间有学新体，赋至八百字以上，每句或有十六字、十八字，而论或及千二百字以上，策或置所问而妄肆胸臆，条陈他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八)这种情形，经过欧阳修大刀阔斧的裁抑，才发生彻底的改变。

欧阳修是一位个性的张扬者，在现实生活的诸多方面都显示出敢作敢为的鲜明个性。欧阳修仁宗天圣八年(1030)登进士第，次年到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任职三年期间，与钱惟演、梅尧臣、苏舜钦、尹洙等诗酒唱和，遂以文章名天下。随着官职的升迁，欧阳修逐渐成为朝野公认的文坛领袖人物。与宋初以来倡言尊儒重道者相同，欧阳修在文章写作方面也推尊儒学道统、推尊韩愈文章，认为“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①。从考取进士那时起，欧阳修便对“西昆体”文风深表不满。他说：“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擿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其后天子患时文之弊，下诏书，讽勉学者以近古。由是其风渐息，而学者稍趋于古焉。”^①欧阳修这里还肯定了朝廷尊儒复古的努力。欧阳修是一位天赋很高的杰出的文学家，他在批评“时文”的同时，便认识到“时文虽曰浮巧，然其为功亦不易”^②，肯定了“时文”所具有的独立文学价值。对石介复古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欧阳修也不愿意苟同。他批评石介“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其论若未深究其源者”^③。尊儒复古，不应该走向怪诞僻涩，而是应该走向平易畅达。

石介倡导的文风，有科场的背景，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也只能利用科举考试的社会效用。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以翰林学士权知贡举，“先是，进士益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浸失浑淳。修深疾之，遂痛加裁抑，仍严禁挟书者。及试榜出，时所推誉皆不在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五)。 当时以擅长“太学体”知名的刘��等人皆遭黜落，所录取的是来自偏远地区文风淳朴自然的苏轼、苏辙兄弟和曾巩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文坛领袖或健将，对文风的彻底转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欧阳修的敢作敢为，一度引起举子们的骚乱。但大势所趋，考生最终无可奈何，只得赶紧转变文风，适应科场的新形势，文坛风气因此为之迅速改变。韩琦叙述这一过程说：“嘉祐初，(欧阳修)权知贡举。时举者务为险怪之语，号‘太学体’……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淡造理者，即予奏名。初虽怨纷纭，而文格终以复古者，公之力也。”^④欧阳发叙述乃父欧阳修的功绩，也叙述到这一段公案：“二苏(苏轼、苏辙)出于西川，人无知者，一旦拔在高第，榜出，士人纷然惊怒怨谤，其后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间，文格遂便而复古，公之力也。”^⑤两年以后，即嘉祐四年(1059)，被欧阳修黜落的举子刘几改名再次参加进士试，文风就已经完全转变，他甚至因此而夺得榜首状元的荣誉^①。

北宋诗文革新获得巨大之成功，得力于欧阳修、苏轼等文学家的不懈努力，亦得力于科场风气的推波助澜。苏轼对此就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分析评价说：“夫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辞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何者?利之所在，人无不化。”^②韩愈、柳宗元等发起并身体力行的古文运动，一时波澜壮阔，但是，韩、柳去世不久之后便偃旗息鼓。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却能深入人心，经久不衰。推究其功绩，科场风气发挥了重大作用。

注释

① 参见程杰《北宋诗文革新研究》第26—29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① 宋代太学隶属国子监,所以当时经常以“太学”代指“国子监”。如《宋史》卷四三二称石介:“入为国子监直讲,学者从之甚众,太学由此益盛。”在石介倡导下所形成的文风,遂直接被时人称作“太学体”。这里用“太学”一语即沿袭宋人习惯。后人或有因此误会,称石介官“太学直讲”,宋代没有这样的官职。②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二○《代郓州通判李屯田荐士建中表》,中华书局1984年版。③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五《怪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④ 《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二欧阳发《先公事迹》,中华书局2001年版。① 《欧阳修全集》卷四七《答吴充秀才书》,中华书局2001年版。① 《欧阳修全集》卷四三《苏氏文集序》,中华书局2001年版。② 《欧阳修全集》卷四七《与荆南乐秀才书》,中华书局2001年版。③ 《欧阳修全集》卷六八《与石推官第一书》,中华书局2001年版。④ 《安阳集》卷五○ 《故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赠太子太师欧阳公墓志铭》。⑤ 《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五欧阳发 《先公事迹》,中华书局2001年版。① 沈括《梦溪笔谈》卷九载:“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险怪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功也。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几也。’戏续之曰:‘秀才剌,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既而,果几也。复数年,公为御试考官,而几在庭,公曰:‘除恶务力,今必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论曰:‘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刘几矣。’既黜,乃吴人萧稷也。是时试《尧舜性仁赋》,有曰:‘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公大称赏,擢为第一人。及唱名,乃刘��。人有识之者曰:‘此刘几也,易名矣。 ’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赋有‘内积安行之德,盖禀于天’,公以谓‘积’近于学,改为‘蕴’,人莫不以公为知言。”② 《苏轼文集》卷九《拟进士对御试策并引状问》,中华书局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