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汉代散文·东汉中后期的散文

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汉代散文·东汉中后期的散文

这个时期从公元89年和帝即位起到220年曹丕代汉止，共132年。这个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由和帝即位到189年董卓入京的阶段和董卓逼献帝迁都长安到东汉灭亡的阶段，我们姑且把它们简称之为东汉中期与东汉后期。

东汉前期，凭着统一稳定的局面，东汉还维持着强盛的国势，仍是东方文明的中心。当时，世界上的强国只有罗马帝国才有资格与它相提并论。但是从和帝之后，国家一直处于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局面之中。不论哪方得势，都同样地揽权敛财，祸国殃民。国家经济贫弱、政治黑暗到了极点，甚至于公然标价卖官鬻爵。朝官多系外戚亲信、宦官党徒，文人入仕的正途被堵塞。文人自身的社会压抑，引起文人意识的巨大变化，经学的“独尊”与谶纬的权威在他们心中坍塌了，他们揭露统治者腐败堕落与倾诉自己心灵痛苦的文章，赢得了社会广泛的支持与同情。有些文人还与一些正直的官僚联合起来，大胆地议论朝政，抨击时弊，臧否人物，因此统治集团先后制造两次“党锢”事件，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然而血腥的镇压，只能引起更大的反抗，引发社会更大的动乱，184年，终于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189年灵帝死，少帝即位。外戚何进召拥兵自重的并州牧董卓入京，给了董卓擅政的机会，随之又有人兴兵讨董，从此开始了长达30年的军阀分裂割据的局面，动荡的社会，使散文有了新的变化。

东汉中期出了一位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和科学家张衡(78-139)。张衡在安帝时任过太史令，顺帝时制成候风地动仪。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方面，散文曾作《应间》，表达正直文人士大夫不肯阿世求荣的高洁志向，而他的奏疏更以唯物论的观点，揭露了谶纬迷信的虚妄。如他的《请禁绝图谶疏》，用事实证明谶纬是骗人的伪书，“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在统治者把图谶视为维持统治的精神法宝的形势下，张衡毅然要求对之禁绝流行，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与魄力!

最能代表东汉中期社会批判思潮的当数王符。王符大约生于章、和帝朝，卒于桓、灵二帝之际，著有《潜夫论》36篇，对当时社会的弊政陋俗，特别是腐败吏制，进行了尖锐的揭露批判。作者把社会祸乱的根源归之于朝政的弃贤任佞，如在《贤难》篇中指出：“今世主之于士也，目见贤则不敢用，耳闻贤则恨不及……夫众小朋党而固位，谗妒群吠啮贤，为祸败也岂希?”文章有赋体特点，语言朴实明畅，笔锋凌厉，批判深刻。

《潜夫论》是一位在野文人所发表的政见，而东汉中期社会批判文章的作者，更多的却是那些政事的参与者，由于他们对上层统治者的腐败有近距离的观察，所以批判的锋芒有时显得更加深刻、犀利。他们互相激励，互相声援，危言深论，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

如官至尚书的崔寔(?—170?)，其代表作《政论》就是针对当时“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凋蔽，人庶巧伪”的社会现状，来探讨朝政的得失，来寻求“济时拯世之术”。主张以“重赏深罚”的法术，矫东汉的时弊，明确地表示崇尚法家思想。在《政论》中，我们处处都能感受到作者对国家衰微的忧患和一心挽救颓势的热忱。

和崔寔的《政论》比起来，那些深受迫害的党人首领的文章，不仅也有对东汉王朝分崩离析局面的担忧，更多的是对执政者的不满。如太尉陈蕃 (?—168)有《谏封赏内宠疏》，直言皇上“左右以无功传赏，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纪其功”，痛斥吏制腐败。司隶校尉李膺等人在党锢之祸中被诬收监，陈蕃上《理李膺等疏》营救，疏文把当今皇帝视为桀纣之辈、亡国之主，痛斥他残害忠良以威慑天下人的险恶用心。疏中说：“伏见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这哪里是一篇奏疏，简直就是一篇声讨暴君的檄文。如此敢触龙鳞的文章，真是罕见!作者置生死于度外，愤切直言，痛快淋漓，一改以往奏疏恭谨谦和的文风。

“嫉俗”历来是“愤世”的补充，在大胆批评弊政的同时，东汉中期又产生了一股臧否人物的“清议”风气。一些人通过品评具体人物，蔑视权贵，谴责见利忘义之徒;砥砺名节，赞扬舍生取义之士，曲折地表达对黑暗腐败政治的不满与清明政治的向往。如朱穆(100-163) ，有一篇《与刘伯宗绝交书》，揭露了刘伯宗在得势前的假谦恭，斥责他得宠忘故、富贵骄奢的人品，表现了作者鄙视权贵的高蹈雅洁之志。李固(94-147)也是一位敢说敢道的正直官僚。他的《遗黄琼书》公然指名道姓评议当时被朝廷征召的几位“名士”，对欺世盗名之徒进行了鞭挞。书中有“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等句，对人才名实关系评騭深刻精到，颇为后世所传诵。

这个时期还产生了一批学术性著作，著名的作家有马融、许慎、郑玄、蔡邕、应劭等人，最有影响的当数著名经学家郑玄(127-200)。郑玄在党锢事件中被禁，于是潜心遍注群经，其中以《毛诗笺》《三礼注》最有影响。除笺注之作外，还有《天文七政论》《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等。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取宏用精，终成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世称其学说为“郑学”。东汉中期的学术型文章，从容不迫，严谨精审，却不是远离社会现实的“纯学术研究”。就如“郑学”，它配合了社会批判的思潮，起到了抑制今文经和谶纬发展的作用。

东汉后期，各地豪强据兵争雄，兵连祸结，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与经济凋蔽、生灵涂炭的惨象相反，思想文化方面却呈现出勃勃生机。这个时期的散文，不仅反映了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也反映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剧烈变化。

东汉后期最著名的社会批判家当数仲长统(180-220) ，其代表作就是十余万字的《昌言》。书中对汉末的黑暗现实作了深刻的揭露，特别是对亡国之主的荒淫误国作了大胆的抨击。其《理乱》篇中写道：“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笔下点点滴滴都是血泪，字字句句都是控诉。仲长统及王充、王符，在东汉社会批判家中皆为翘然出众者。由于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他们批判的锋芒也各有侧重。王充生活于东汉前期，时谶纬迷信盛行，其《论衡》批判的对象主要是神学迷信。王符生活于东汉中期，时社会极度黑暗混乱，其《潜夫论》抨击的主要对象是专权的外戚、宦官集团。仲长统生活于东汉后期，时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大一统局面已分崩离析，其《昌言》更多的是对整个汉代的兴衰史做全面的反思与评判。

东汉后期实际就是汉献帝刘协在位的30年。这30年中五改年号，“建安”时期最长，达24年之久，所以，一般习惯称东汉末期的文学为建安文学。东汉后期，天下分裂，祸乱相继，然而文学却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杰出的散文家除仲长统外，还有 “三曹七子”。

“三曹七子”中，曹操(155—220)影响最大。曹操的文章主要是给下属的命令、书信与给皇帝的表章，以质朴刚健的语言直抒胸臆，大胆直率，气势磅礴。如他发布了《求贤令》《论吏士行能令》《选军中典狱令》等法令，反复申诉自己“唯才是举”的用人主张。在《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中强调人各有长短，不可求全责备，不能因有偏短之处而废弃人才。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甚至有这样的文字：“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样的主张真是惊世骇俗，不仅否定了汉代举孝廉的选才标准，而且对传统的人才观提出严重的挑战，表现出曹操非凡的胆识与气度。曹操的令、表、书，一般都篇幅短小，唯一超过千字的文章就是那篇有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文章回顾了自己初期的志向与抱负，记叙了从董卓之乱后自己的政治、军事生涯，概括地评价了自己的历史功绩，对怀疑他图谋篡位的种种议论进行了批驳。感情真挚充沛，直言不讳，文字简约严明，挥洒自如，不受传统思想和形式体制的约束，很有创新性，表现出一种清峻、通脱的风格，这也代表了汉末魏初文章的特色。

曹丕(187-226)早在代汉称帝前，就大力倡导文学，成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他善写诗赋，也擅长散文，如其《与朝歌令吴质书》《又与吴质书》，叙友情，悼亡友，凄楚哀痛，文笔清新流畅，有浓厚的抒情味，对后世短篇抒情散文的写作有一定影响。其《典论·论文》是我国较早的文学批评专著，它条分缕析，逻辑性强，直述己意，绝少引经据典，显示了建安时期论说文的特点，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有奠基的作用。

曹植(192-232)是建安时期最杰出的作家，他的辞赋和诗歌成就代表了当时最高的水平。他的优秀散文集中于书、表方面，虽简约深致不及其父，但也才思奔涌，自然流畅，感情激越。如《与杨德祖书》，专议文学，流露出高度的自信与自负;《求自试表》，奋然请缨效命，充满志不得伸、才不得用的怨愤。慷慨悲壮，字里行间充溢着抑郁不平之气。

“建安七子”及其作品是分裂动荡时代的产物。作家处于社会重大变革时期，又逢社会思想解放的大潮，个性得到充分的展示，其作品表现出“慷慨任气”的时代特征。“七子”中，年辈最长的是孔融(153-208)。他生性刚直不阿，政治态度也与其他六人不同，不仅不依附于曹操，而且常以诡词嘲讽曹操专权，终为曹操所忌恨杀害。他的文章恃才负气，敢怒敢骂，以气盛见长，如《论盛孝章书》和《荐祢衡表》，极赞盛孝章与祢衡器量雅伟，词情恳切，慷慨有英伟豪杰之气，也折射出作者尚气刚傲的性格特征。“七子”中，王粲(177-217)的文学成就最高。他尤擅长诗赋，其散文有 《为刘荆州与袁尚书》《爵论》《安身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也深沉真挚，清峻通脱。“七子”中的陈琳(?-217)以书檄出名，最有影响的是《为袁绍檄豫州》。这篇檄文历数曹操的罪恶，颂扬袁绍的功德，铺陈夸饰，以富丽见长。袁绍死后，陈琳归附曹操，又以同样的笔法写了《檄吴将校部曲》，盛赞曹操，痛斥孙权。御用文人之无行，由此可见一斑。擅于书檄文表的还有阮瑀(165-212)。他曾在马上为曹操草拟信稿，书成后竟使曹操不能增删一字。其代表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文质论》，文采优美堪与陈琳相比。“七子”其余三人，徐幹(170-217)著有《中论》二十余篇，辞义典雅，成一家之言。刘桢 (?-217)字公幹，著有《谏平原侯植书》《答魏太子书》等。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称道说：“公幹笺记，丽而规益。”应场(?-217)字德琏，传世之作不多，散文有《报庞惠公书》《奕势》等，与陈琳、徐幹、刘桢同时死于瘟疫。曹丕《又与吴质书》中说：“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总之，诚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以仲长统及“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使汉末文坛一时呈现出“彬彬之盛”的局面，为汉代文学画上了辉煌而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