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与地域文化·北方地域文化概念的变化及其对文坛结构的影响

辽金元文学与地域文化·北方地域文化概念的变化及其对文坛结构的影响

如果将辽金元三朝文学视为一个整体，在文化统系上，无疑，它基本上是北方文化的产物。所谓“北方文化”，是相对于“南方文化”而提出的一个地域文化概念。所谓地域文化，也就是发生在一定地域内的与其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关的特色文化，这种地域文化十分明显地制约着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而决定于特定的地理背景，横贯中国大陆东西的长江，自古便是阻碍南北交流的天堑。在整体意义上的汉文化基本形成的西周时期，实际上就已经包含了生成发育于不同环境中的北方诸夏文化和南方楚越文化两大系统。因此，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历来存在着不同的地域特色。不仅于文坛上存在着这种南北分疆，其他艺术种类如戏曲、绘画、书法、建筑等领域也都有着风格相异的南北派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种南北之别已经构成了民族文化的一个基本的因子组合形式，如禅宗、道教的南北宗之分、社会习俗及居民性格的南北之别等等。一般来说，天下一统的局面，会促使南北文化走向融合; 而在南北分治的格局，则又会强化两个系统的文化差异。文学的地域文化特色也随之而减弱或增强。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北方文化的发源地。夏、商、周、秦、汉、唐、宋等朝代均崛起于这个摇篮之中，由此形成了一个由古老的都城长安、洛阳、开封等为中心组成的文化带，这是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的核心。辽、金二朝与蒙元前期所处的时代，是南北朝之后又一个南北分裂时期，不过与前代相比，此时的“北方”地域文化理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首先是地理疆域向北大为扩展，长城以北从白山黑水到呼伦贝尔草原的广袤土地都被纳入其版图，与之相伴随，政治、文化的中心也开始自中原向北转移，今北京(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的中心地位被逐步确立;第二，人口构成，主要是民族成分变得更为复杂，包括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少数民族融入到了北方民族大家庭中，一些少数民族上升为统治民族，汉族成为被征服民族;第三，从文化类型看，随着许多生活在草原地区的游牧、半游牧民族的加入，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传统的北方文化又融入了一种新的异质成分： 草原文化。由于疆域、人口及文化习俗等方面发生的这些新变化，辽金元时期的北方文化已不同于它的传统概念，因而在这块土地上产生的文学，既不同于发生在南方地区的南宋文学，同时也与前代的北方文学有别。

辽金元三朝文学所具有的北方文化的特质并不是涂在外表的一层油彩，这一特定时代的北方地域文化渗透了文学领域的各个层面，直接导致了文坛结构在作者、语言和创作环境等方面的重新调整与组合。

首先，我们从文学的创作主体来看，在当时特定的地域文化作用下，作家队伍的构成发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这就是非汉族作家的大量产生。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各朝代都有许多少数民族文人加入民族文学的大合唱，如北魏时鲜卑族拓拔氏作家孝文帝、元苌、元顺等，但就规模和创作的数量与质量而言，即使包括那些创作了优秀作品而不知姓名的作者在内，少数民族作家在整个时代文学大潮中的分量仍是十分有限的。而在辽金元时期，这种现象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时大量的非汉族作家出现于文坛，并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少数民族作家群体。成就突出的如：辽朝的东丹王耶律倍、辽圣宗耶律隆绪、兴宗耶律宗真、道宗耶律弘基、道宗懿德皇后萧观音、天祚帝妃萧瑟瑟等;金朝的海陵王完颜亮、金章宗完颜璟、宣孝太子完颜允恭、密国公完颜、契丹人耶律履等;元代的耶律楚材、萨都剌、贯云石、马祖常、泰不华、迺贤、余阙、丁鹤年、李齐贤等。

这一文学现象产生的前提是北方疆域范围及其辖区内民族生态格局的变迁。“北方”概念的疆域外延在辽金元三朝已大大扩展，更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融入了以中原为中心的传统的北方区域，其统辖区域内除契丹、女真和蒙古族外，还分布着奚、室韦、高句丽、渤海、回鹘、党项、畏吾儿等众多民族。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虽然在数量上仍居少数，但政治上，契丹、女真和蒙古先后成为入主中原的统治民族，这又使得少数民族的地位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当时北方地区这种特殊的民族成分构成和少数民族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少数民族特别是其中的统治民族成了文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创造者。这一点与地处南方的南宋王朝有很大的不同。南宋境内虽然也有许多少数民族存在，但他们除数量少且居于偏远边地之外，更重要的是并不处于统治地位，所以很少有非汉族作家。由此看，辽金元文化的地域特征中，多民族性当是最突出的一个方面，并由此造成了文学创作主体的多民族性特点。

其次，从文学语言的种类来看，辽金元时期少数民族语文学获得较高水平的发展，书面文学形式打破了长期以来汉语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尽管这一时期的非汉语文学创作保留下来的作品十分有限，但其文学史意义却是极为重大的。由于有了文字记载的非汉语文学创作，中国文学从而在语言层面上具有了与中华民族的多民族性相称的真正意义。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自己特定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中产生和使用的，因此文学的地域文化特色也就包括了其语言运用方面的特点。文学对语言运用，首先是对语言种类的选择。与汉族占统治地位的南宋朝不同，辽金元三代皆为少数民族所建立，其统治民族契丹、女真和蒙古属于阿尔泰语系，在立国前后都创立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少数民族政治、军事上的强盛，也必然促进其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由此也造成了辽金元三朝文学中汉语文学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共同发展的局面。

虽然历朝少数民族都有其本民族语言文学存在，但由于缺少像辽金元三朝这样的政治统治地位和文化发展水平，所以其创作多处于口承阶段，艺术上也相对粗糙，且多湮没不传。在这方面辽金元三朝无疑有着独有的优势，因此少数民族(主要是契丹、女真和蒙古)语言文学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不过，由于文献的散佚，流传至今者已属凤毛麟角，但从有关记载中我们仍可窥其大略。如元人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收有译诗《醉义歌》一首，自序称“辽朝寺公大师”所作，原作为契丹字，全诗长达120句，是仅存的辽人长篇。《醉义歌》契丹文原作不存。从作品的规模和艺术造诣来推断，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当时契丹语言文学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女真族作为一个有着高度文化水平的民族，本族语文学作品当不在少数，但由于缺少汉语翻译，至今只能看到一些片断文字，如《金史》所记载的世宗曾以民族语言写有一首歌颂祖先艰苦创业的颂歌(见《金史》卷八，中华书局排印本)。蒙古族人在创制文字以前，就已有大量口头文学作品流传。随着创制文字和统一语言的出现，反映蒙古族人民社会生活以及蒙古地区自然风貌的书面文学也应运而生，其中最著名的是《蒙古秘史》。《蒙古秘史》产生于1240年，用汉字拼写蒙文写成，它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作品。书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以优美的诗歌和故事构成，情节生动，语言优美，具有极强烈的吸引力。这一时期的著名的蒙文诗歌还有《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等。如果没有北方疆域的扩展和由此而带来的多元文化格局，具有较大规模和较高水准的非汉语文学很难产生并被纳入中国文学史框架。

再次，随着地域的北延和政治、文化中心的北移，在辽金元三朝，中原文学的中心也由传统的中原地区向北转移，独立的北方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从而使中原文学或曰北方文学的区域范围大为拓展。由于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文学向来存在着南北的分野。唐宋以前，文学的中心主要在中原一带，中原地区既是全国文坛的中心，也是北方文学的中心。据《辞海·文学分册》统计：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1911年中，收入辞海的文学作家七百五十余人，其中南方作家四百七十余人，北方作家二百七十余人。唐前千余年，北方作家181人，南方作家103人，河南省人数居其首^①，而中原以北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汉语文学极为寥落。北朝时，特色鲜明的相对独立的北方文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也未能将文学的中心由中原向北拓展。至唐代，在中原之北地区虽然出现了王维、宋之问、高适等一些著名诗人，但规模有限。边塞诗颇具北方地域文化特色，但并非文学主流。直至北宋，北方大片土地的文苑仍然十分荒凉。这种状况的真正改变是从辽朝的建立开始的。

辽朝疆域在今河北白沟以北地区，其文坛的独立形成与发展，无疑已将汉语文学的创作区域大大向北推进了。但由于辽代文字未得到充分的发育，其文学创作虽然有着鲜明的北方地域文化特色，但规模尚小，与北宋文学相比不成比例，虽然扩大了中原文学的地域概念，却并未完成中原文学中心北移的任务。一个与南方文坛相并立的繁荣的北方文坛的确立是在金朝。立国前，女真族长期接受辽朝管辖和统治，受到以辽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的很大影响，占据北方后又融入了已有很高汉文化水平的北方汉人和渤海人等民族，这使金国本身具有了相当的汉文化基础;宋廷南迁，中原文人大批南渡，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北归于金朝，这是金朝文学发展的人才基础;还须注意的是由于战争中的掳掠和索要，“中原文献实并入于金”^①，这又为金朝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由于中原文化迅速传播，金朝很快便形成了一个规模相当、繁荣兴盛的文坛，北方文学的创作中心也由中原移至华北一带。金末刘祁《归潜志》卷一○曾就当时著名的文人士大夫的出身调侃说：“自古名人出东、西、南三方，今日合到北方也。”“名人”的北方化，也意味着中原文学中心的北移。元好问曾对历史上北方文学名家稀少的现象感慨道：“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来一乐天。”^②而金代除少数羁金宋人外，大多数作家都出自北方，而且他们的活动中心也基本上是在北方，其创作内容也都是对北方地域环境和生活的表现^③。元好问将金诗总集以“中州”命名，可以说正是中原文学中心北移的一个象征。蒙元统一之前所辖区域除继承金朝版图外更向北方扩展，其文学中心并无变动;统一后，由于以处于燕地的大都为京城，北方仍然为文学家们聚集之地，也是各类体裁文学的创作地和传播地。

注释

① 据杨义《北方文学的宏观价值与基本功能》,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全金诗提要》。② 《元好问全集》卷一三《感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③ 参见胡传志《金代文学研究》第一章,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