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的历史地位、繁荣原因及分期

隋唐五代文学的历史地位、繁荣原因及分期

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段，隋唐五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一章。

从公元581年到960年，在绵延近四百年，经历七个王朝的这段漫长岁月中，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变革，由南北朝的分疆对峙走向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由五代的战乱割据走向宋王朝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在社会的高度发展和巨大变革中，文学也有容而大，因承载无比丰富的历史内容，接受无比丰厚的文化遗产而登陟于艺术的顶峰。

隋唐五代尤其是公元8世纪初到9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最繁荣、发达的时代。隋朝的建立，结束了三百年南北分裂的局面，民族文化得到空前的交流和融合，文质相兼，刚柔并济，为唐代社会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冲击，通行于汉魏六朝时期的贵族门阀制度渐趋瓦解，庶族地主和寒士通过科举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政治、文化生活的主角。唐初的开明政治和休养生息，使农村经济得到极大发展，士民富庶，城市繁荣，首都长安成为当时亚洲的经济、文化中心，吸引了无数客商、僧侣和留学生。广泛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与周边国家、民族的往来融合，使唐帝国大量吸收了外来文明的菁华，推动了华夏文化的多元发展，并形成一种包容、开放的性格，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各种艺术形式都在这适宜的环境中发展起来，达到空前的高度。而文学在有唐三百年中更是放射出了最灿烂的光华，成为华夏民族永世的骄傲。在诗歌领域，诗人们创造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经典形式——近体诗，他们的不朽诗篇令后人景仰膜拜，奉为永远不可企及的颠峰。在散文领域，六朝盛行的骈文继续发展，新兴的古文大大拓展了散文的题材和表现力。赋在汉大赋和六朝抒情小赋之上更增添了新的律赋，形式更为精致。在小说领域，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并行，进士集团的浪漫生活给唐传奇注入新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使古代小说文体走向独立，艺术技巧更为丰富成熟。词曲作为新兴的文学形式也在唐代由民间进入文人的创作中，在晚唐、五代时期形成填词史上的第一个高潮，不仅开宋词之先声，也为文学史留下第一批经典作品。的确，除了戏剧还处在萌芽期，中国古典文学的所有形式都在唐代产生了飞跃性的发展，达到令人仰止的高度。

千百年来，人们在惊叹和羡慕唐代文学之繁荣，研究探讨唐代文学的宝贵经验的同时，也一直在思索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在以词曲传奇为小道的传统观念主导下，人们对唐代文学繁荣的理解只限于诗文，更准确地说集中于唐诗，于是唐诗的繁荣问题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自宋代严羽说“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沧浪诗话·诗评》)，由科举制度着眼解释唐诗繁荣与科举试诗的关系，后人议论纷纭。进入本世纪，学术界又不断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及文学传统和文学本身的发展诸多因素来讨论唐诗繁荣的原因，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看法^①。概括起来，唐诗繁荣的原因已被列举出如下七点：

(1)农村经济、庄园经济和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

(2)政治制度开明，文化政策宽容，思想观念多元;

(3)教育的普及和发达，全社会普遍喜爱诗歌的风气;

(4)科举制度的引导，君主的提倡对诗歌创作的激励;

(5)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沟通交融，姊妹艺术的滋润;

(6)前代创作经验的丰富积累，自觉的继承和创新;

(7)近体诗型形成，声调格律的完成。

在中国学者概括的七点外，日本学者山田胜久还补充了安史之乱带来的政治转变、货币经济的确立与诗人的地方分散两点^②。准确地说这是针对中唐以后诗歌繁荣原因的解释，尚不足以涵盖整个唐代诗歌。不管怎么说，上面这些因素无疑都对唐诗繁荣起了促进作用，值得我们加以重视。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原因的罗列，而在于对其逻辑关系的解释。首先应该明确一点，“繁荣”概念的核心意义是在创作水平高而不是作品数量多，由此出发我们才能对唐代社会提高诗歌写作水平的激励机制做出有效的说明。实际上，上述七方面的原因中，(1)和(2)只是一般文化繁荣的必要条件;(5)和(6)是一般艺术繁荣的必要条件;(3)和(4)是诗歌繁荣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3)仅造成了普及，而普及和提高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如果不存在竞争机制的话;(4)造成了竞争机制，但仍缺乏竞争需要的内部条件，即游戏规则;(7)正好提供了科举竞争所需要的规则，近体诗声韵格律对仗的精致形式对诗人的才能提出了挑战。归根结蒂，唐诗繁荣问题也是一个艺术生产的问题。官僚制度(功利性的)和传诵欣赏(非功利性的)造成一般社会需要，发达的教育和君主的提倡造成了消费意欲和消费能力，科举制度则起到监督生产能力和鼓励生产者的作用，两者给唐代诗歌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和制度化的管理体制; 近体诗格律的完成适时地提供了公平竞争所必要的游戏规则，它对诗人的才能是双重的挑战：掌握新诗体，驾驭一套复杂的规则。它吸引人们投入最大的创造热情和能量，在全力以赴的钻研、磨炼中逐步掌握新诗体，最终在对诗体资源的原始开发中爆发最大的创造力^①。这一过程是无比惨烈的，少数伟大成功者的背后躺着无数的失败者。现存五万首唐诗是少数优秀诗人成功的纪念碑，更是无数无名诗人共同的纪念碑。

在诗人们征服近体诗形式的艰巨历程中，唐诗自然地形成了它的阶段性特征，后人往往根据自己对这种特征的不同认识和体会来把握唐诗的发展阶段，对唐诗进行不同的分期。北宋蔡宽夫曾说：“唐自景云以前，诗人犹习齐梁之气，不除故态，率以纤巧为工。开元后，格律一变，遂超然越度前古，当时虽李杜独据关键，然一时辈流，亦非大和、元和间诸人可跂望。” 这虽不是论唐诗分期，但已可见对唐诗之阶段性特征的意识，初具唐诗分期的雏形。后来严羽基于风格体认，在《沧浪诗话·诗体》中将唐诗划分为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其中大历体和元和体正相当于我们界定的中唐。然则严羽的唐诗分期其实也是四唐说的框架，只不过未使用中唐的概念而已。高棅《唐诗品汇》用初盛中晚划分时期，后人奉为圭臬，以四唐说为定论，只是在确定起讫年代上略有分歧。实则据高书“总序”，以贞观、永徽为“初唐之始制”，神龙至开元初为“初唐之渐盛”，开元、天宝间为“盛唐之盛”，大历、贞元中为“中唐之再盛”，元和之际为中唐向“晚唐之变”，开成以后为“晚唐变态之极”，乃是分为六期。现代学者的著作，一般都沿用四分期。如胡云翼《唐诗研究》、朱炳煦《唐代文学概论》并以高祖武德元年(618)至玄宗开元元年(713)为初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到代宗大历元年(766)为盛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到文宗大和九年(835)为中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到昭宣帝天祐三年(906)为晚唐。作为民国年间唐诗研究最值得重视的论文之一，李嘉言的《唐诗分期与李贺》一文(《当代评论》1—14，1941)取胡适的观点，将唐诗分为初盛晚三期，以李白、王维代表盛唐前期，杜甫、韩愈、白居易代表盛唐后期，贾岛、李商隐、温庭筠代表晚唐。而李贺与陈子昂一样，是过渡时期支持诗坛的一根明柱。“一个是反齐梁，一个是回到齐梁。在精神上个别地赋予了盛晚唐一种启示”。这一见解得到部分当代学者的支持^①，但它忽略李杜与韩孟元白之间的巨大差异，从诗史分期来说终究不太合适。开元、天宝与元和、长庆诗歌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唐诗史上的两个时代，两座高峰，胡适本人也是从杜甫开始将唐代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划分为前后两段的，甚至更早的清代诗论家叶燮就将中唐视为 “百代之中”(《百家唐诗序》)。我们怎能不注意到这文学史升降的关键呢?四唐说不只是契合了人们常识中的发生一茂盛一成熟一衰老的生物循环模式，更主要的是，它是与唐诗的历史进程和成就曲线相吻合的。因此尽管当代学者又提出了六期说^①、八期说，剖析愈细，但学术界还是乐于接受传统的四唐说。实际上，自陈子展 《唐代文学史》、杨启高《唐代诗学》以降，当代学者分期的分歧就主要集中在盛唐是否包括大历(766—779)和中唐是否包括大和至会昌(827—846)两点上。时至今日，学术界大体倾向于以唐代宗宝应元年(762)为中唐文学之始，唐文宗大和元年(827)为晚唐文学之始。对文学史而言，以具体年代作为一个时代的起点当然都是象征性的。其实质性内容是作家队伍的更替，文学群体的消长，时尚趣味的变化，文学体裁的盛衰，这一切都很难落实到一个具体的年代上。只能以一些醒目的历史事件作为划分文学史阶段的外部标记，有时是作家的生卒，有时是书籍的编纂，更多的时候只好取君主的改朝换代。这有时或多或少会改变我们对文学史的叙述，但不会改变我们对文学史的总体看法和结构性的认知。

注释

① 参见余冠英、王水照《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1978年第1期;梁超然《就唐诗繁荣原因提几个问题——与余冠英、王水照同志商榷》,《文学评论》1979年第1期;刘修明、吴乾兑《试论唐代文化高峰形成的原因》,《学术月刊》1982年第4期;廖仲安《唐代文化繁荣的政治思想背景》,北京师院《科学讨论会论文集》1982年版; 叶幼明 《六朝文学的历史地位——兼论唐诗繁荣的原因》,《湖南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 马积高《唐代的科举考试与诗的繁荣》,《唐代文学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雷树田《试论“直言极谏”与唐诗繁荣的关系》,《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王贵福《天意君须会 人间要好诗——对唐诗繁荣原因的一点补充》,《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武复兴《试论唐诗繁荣之原因》,《汉唐文史漫论》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刘初棠 《科举制度的变革和唐诗的繁荣》,《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1期;张震欧《唐诗繁荣原因评议》,《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王定璋《唐诗繁荣的原因新探》,《湖南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孙兰廷《唐诗繁荣之原因》,《语文学刊》1987年第2期;阎忠卿《以诗取士和唐诗的发展》,《沈阳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韦齐发《试论唐代教育对文学艺术繁荣的作用》,《福建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王启兴《唐代诗人和音乐——唐诗繁荣和唐代艺术的关系初探之一》,《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齐咏梅《唐诗繁荣的原因》,《陕西教院学报》1997年第2期。② 参见山田胜久《唐代文学研究》卷首《唐诗概说》第7页,笠间书院1984年版。① 详见蒋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遗产》1994年第5期。① 参见倪其心《关于唐诗的分期》,《文学遗产》1986年第4期。① 如余冠英、王水照《唐诗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实际是将相当于中唐的自安史之乱到大和这一时期分成了三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