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语言文字·先秦两汉语言发展与文学传播

先秦两汉文学与语言文字·先秦两汉语言发展与文学传播

先秦两汉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与文字的统一和隶变，推动了文学的传播，促发了文学的繁荣。所谓共同语是指一个民族全体成员通用的语言。

从古代文献资料来看，至少在殷商甲骨文时期，古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已初步形成。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共同语被称作“雅言”。《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刘宝楠《论语正义》说：“夫子凡读易及诗书、执礼，皆用雅言，然后辞义明达……后世人作诗用官韵，又居官临民，必说官话，即雅言矣。”在汉代，当时的共同语称作“通语”，扬雄《方言》解释当时共同语中的词语皆称“通语”。古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使文学的传播有了更大的空间，可以流布到各个方言区。春秋末期，孔子兴办私学，号称弟子三千，其中宰予鲁人，端木赐卫人，言偃吴人，颛孙师陈人，公冶长齐人，子弘楚人，子牛宋人，秦祖秦人，子中晋人，孔子的弟子几乎遍布当时的各个方言区。若没有雅言，孔子的讲学便成了大问题，文化的传播也就有了极大的障碍。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士云集，当时儒、阴阳、道、法、兵、名、杂诸家的代表人物都曾率弟子讲学其间，积盛百有余年。齐宣王时稷下学士多达数百千人，若没有雅言，四方各派的学士就无法各抒己见，彼此论辩了。以上两例，都可以从侧面证明当时的共同语——雅言对文学乃至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我们认为，当时的共同语雅言的形成，使偌大中国的各诸侯国、各方言区的学者互相间的直接的思想交流、哲学对话、政治交锋成为可能，这种态势，蓄势既久，就促成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学的大繁荣。

大家知道，文字的产生，使它所记录的语言克服了在空间上不能远播、在时间上不能留存的缺憾;同时文字的超方言性，又使各方言区的人们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这无疑有助于文学乃至文化的广泛传播。这是世界上一切文字所共有的特质。与表音体系的文字不同，汉字是表意的，它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即它的字体结构的变化，书写笔势的演进，也对文化的传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的文字，在商周甲骨文、金文时期，虽因书写工具不同，或瘦硬，或肥实，但体势相同，尚属同一体系，文字学家称之为大篆体系。到了春秋，尤其是战国，由于政治的割据，文化的闭锁，文字异形的现象日趋严重，当时西方秦国的文字被称作大篆，东方六国的文字被称作古文;从出土的战国文字看，六国的文字形体又各有不同。直到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才行令全国，统一文字，这种混乱的文字现象才得以改变。不过秦是用小篆来统一文字的，小篆虽然简化了大篆繁复的笔画，但匀称圆润的书体还是书写不便，于是书体发生了隶变的革命，由秦隶而汉隶最终完成了汉字书体的改革。文字形体结构的简化，书体的笔画化变革，给文字的书写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使简册帛书等当时的书籍极大的丰富，能够更为广泛地传播。

在秦始皇焚书、楚霸王火烧咸阳 (焚毁了秦焚书时保留在宫内的书籍)两次文化大劫难之后，西汉武帝后能够将先秦古籍成功地整理复制，就有力地证明了隶书诞生后对文学遗产保存与修缮的巨大贡献。同时，汉代著述的极大丰富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汉代，无论诗歌、辞赋，还是政论散文、学术散文、历史散文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仅以清人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文》《全汉文》《全后汉文》为例，上古三代文16卷，收录了206人的著述。而两汉文合计169卷，收录了804人的著述，以时间计，上古三代历时近两千年，两汉仅历时四百余年，相比之下，比差巨大，我们不能不赞叹隶变之功，这对于汉代的文学繁荣来说功不可没。

以上从四个方面谈了先秦两汉文学与语言文字的关系，这仅仅是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初步思考。其实，先秦两汉文学与语言文字的问题，原则理论应该说是清楚的，而具体的发生关系则是多层面的、多路向的，在它们的互动中，有时是共时同步的，有时则表现出历史的某一方面置后的现象，情况很复杂，再加上我们对先秦两汉语言的发展还缺乏系统性的认识，所以要想把先秦两汉文学与语言文字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对先秦两汉文学与语言文字关系的科学阐述、系统描写，还有待于文学史学、文艺学、语言学等各方面的研究者携手合作，共同攻关，把先秦两汉文学与语言文字关系的研究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