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明代文言小说·明初文言小说

明代文学的内容·明代文言小说·明初文言小说

瞿佑(1341—1427，一说1347—1433)的《剪灯新话》是明代最早的一部文言小说集。书中21篇作品内容“远不出百年，近止在数载”(瞿佑《剪灯新话序》)，相当集中且真实细腻地表现了士人阶层在元末明初战乱期间的经历遭遇、价值取向、心态情绪乃至感情生活。《翠翠传》描写了一对士人夫妻因战乱而被活活拆散，后来虽相见却又不得相聚的悲惨故事;《秋香亭记》用平实手法描写了一对恋人的生离死别，这些都是当时随处可见的普通悲剧。瞿佑在《富贵发迹司志》中曾借发迹司判官之口，解释战乱发生的原因是玄妙地取决于“天地运行之数”，但他在《令狐生冥梦录》《太虚司法传》《修文舍人传》等篇中多次批判社会的黑暗与不公，这正是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重要原因。瞿佑还描写了战乱期间士人的心态与动向，《天台访隐录》表现了战乱中士人对桃源乐土的向往;《三山福地志》透露了他们欲求宁静乐土而不可得，最后只得听任命运摆布的心情;《华亭逢故人记》中，一些士人则将战乱看做博取功名富贵的好机会。瞿佑同情那些主人公的坎坷痛苦，但却无法给他们安排更好的命运。就艺术而言，这部作品集“文题意境，并抚唐人，而文笔殊冗弱不相副”^①。因为瞿佑是紧接元代近百年创作萧条期之后，尽管立志高超，却难免大病初愈似的步履疲软。

《剪灯新话》对明代文言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一些作品集也以“剪灯”命名，形成一个系列，而《剪灯余话》是最先响应者。据说李昌祺(1376—1451)读了《剪灯新话》后，“惜其措辞美而风教少关”而著此书(张光启《剪灯余话序》)，有意借创作“感发人之善心”与“惩创人之佚志”(刘敬《剪灯余话序》)，这深刻地体现于故事情节的安排与处理：《连理树记》中贾蓬莱不屈于盗贼威逼，自刎于丈夫墓旁;《鸾鸾传》中，赵鸾鸾背负丈夫尸身一起投入了熊熊烈火;《琼奴传》中王琼奴在丈夫被冤家谋害后，办完丧事便“自沉于冢侧池中”，那些情节设置流露出浓厚的封建正统意识。不过，李昌祺又欲借创作“以泄其暂尔之愤懑”(刘敬《剪灯余话序》)。《长安夜行录》虽叙洛阳巫马期仁夜遇唐时鬻饼夫妇鬼魂的故事，但对现实生活中诸王的暴虐与不法却有很强的针对性与批判性;《青城舞剑录》借叙汉初刘邦剪除韩信等开国功臣的史实影射朱元璋的杀戮功臣;《何思明游酆都录》借描写宋代“清要之官”的“招权纳赂，欺世盗名”，批评已开始趋于腐败的明初吏治。这些演述古事或谈神说鬼的故事，隐晦曲折地反映了现实人生。

明初文言小说创作题材由现实转向历史，理学说教意味逐渐加强，这在赵弼的《效颦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书中三分之二以上篇幅全在演述古人古事，重点是评判古人生前所作所为，并借虚幻的神灵力量褒奖忠义之士，严惩奸佞恶徒。作者竭力贯彻劝善惩恶、宣扬因果报应的创作意图，结果情节单薄呆板而议论却特多。不过，书中《续东窗事犯传》却写得不错。此篇在明代影响甚大，或被改编为通俗小说，或被一些小说选集收录。《剪灯新话》《剪灯余话》与《效颦集》分别处于明初的始端、稍偏后的中点与末端，通过它们可以清楚看到唐传奇创作中现实主义精神影响的逐渐削弱，以及宋传奇创作中避近事而言古事的传统的影响在逐渐增强。

明初文言小说的体例相当驳杂，传奇、志怪、笔记、杂俎等无所不有，小说概念混乱已极，而夹杂大量诗词或赋、书，是导致这一特征的重要因素。《剪灯新话》首开先例，《剪灯余话》则推至极端。作品中那些诗文是明显地镶嵌进去的，并不像唐传奇那样与情节发展、人物形象塑造有机地融为一体^①。瞿佑、李昌祺的小说创作，使多羼入诗文成为相当长的时期内小说创作的一种定式，而这又被人们视为一种长处而得到充分肯定。在封建时代，诗文是正统文学，小说被归诸末流，借小说显露诗才却似可另当别论。当舆论鄙薄小说之时，那些作家有意无意地借助正统文学之力，以较温和的合法形式提高小说地位^②。

注释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① 参见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② 关于明代初期文言小说的创作状况,可参见陈大康《明代小说史》第一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齐鲁书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