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与社会文化

辽金元文学与社会文化

辽(907—1125)、金(1115—1234)、元(1206—1368)三朝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其中，金入主中原，元则统一南北，它们前后交错相续达四百六十余年之久。三朝特别是金元两朝在文学和艺术上都有长足的发展和建树。辽代因实行南北面制，一定程度上限制、影响了以汉语言文字为载体、媒介的文学的成就，且法禁书籍流传出境，亦致传世文献不足，但辽代在绘画、建筑、雕塑等艺术方面仍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金史·文艺传序》)。金代文学，无论在诗词文赋等传统文学样式还是在话本、院本、诸宫调等新兴文体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同时在美术(文人画、版画、壁画)、书法、佛教造像、砖雕、音乐舞蹈等艺术方面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元史》未设“文艺传”、“文苑传”类，《儒学传》则云：“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故元代传统诗文领域的正统文人实多兼通儒学者，而出自下层文士之手的元杂剧、话本等亦更加完备和风行。总之，三朝文学特别是金元文学，不但延续了宋代以来庙堂文学(宫廷文学和士大夫文学)和民间文学(市民文学和寺院俗讲文学)雅俗分流、对峙的格局，并且出现了雅、俗彼此互渗、消长的趋势，至有如学者所言：“传统文学样式独领风骚的格局不复存在，新兴的文体走上文坛中心，通俗化、大众化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流向。”^①

辽金元时期的文学与艺术虽分属不同的门类，但就其整体上所表现出的审美理想、趣尚而言，又都可以说是时代审美意识在社会心理上的共同凝结，分别对应投射于大、小传统之中的结果，有着“同质异构性”和互动性。这里，试以金文和金代传世的雕砖、瓦当造型所体现的审美特征为例，来说明这种“同质异构性”。前人多以“雄健”(阮元《金文最序》)、“雄深挺拔”(庄仲方《金文雅序》)来概括金文的风格特征，《金文最》的编纂者张金吾更在《自序》中如是说：“惟时士大夫禀雄深浑厚之气，习峻厉严肃之俗，风教固殊，气象亦异。故发为文章，类皆华实相扶，骨力遒上。”^②可见，“华实相扶，骨力遒上”道出了金文因禀有北方地域、民族文化基质而以气骨为尚的美学特征。这一美学特征我们还可以从金代有关文物中获得考古方面的印证。金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宫殿府第残留有雕砖、瓦当，这些砖瓦雕纹中龙纹雕砖和龙纹瓦当中的龙造型特别强调了龙口和龙爪，呈怒张搏击之态;此外还有嗔目欲噬的虎头、突出嘴部比例和锐利特征的鹰头、矫健飞奔的鹿等。这些风格独具的造型无一不传达、体现着对“力”之美的推崇，这正是金代具有地域、民族特征的审美意识的物化表现。其他如以“闲逸”为总体格调的元散曲与“尚意”的元代文人画之间也存在着这种“同质异构性”。而从审美意识、趣尚的嬗递来看，辽金元时期大体上伴随着曲体文学与传统诗词文的消长之势，有一个由抒情性的“韵”、“味”到表现性的“趣”的变迁趋势。至于从主体因素而言，辽金元时期文学、绘画、书法兼擅的全能型人物都代不乏人，像辽代的耶律倍，金代的党怀英、王庭筠、赵秉文，元代的赵孟��、王冕等等。 而辽金元时期音乐舞蹈文化的创造者则多系没有留下姓名的民间艺人。正是由于这些知名或不知名的不同阶层主体的审美创造活动，才使得辽金元时期的文学与艺术保持着良性的互动作用。

下面我们将以“散点透视”的方式，从音乐艺术文化与文学文体发展、递兴的角度撷取两个具体问题，进一步对本论题加以分述、探讨。

注释

① 周惠泉《辽金元文学:民族融合的结晶》,《元好问及辽金文学研究》第223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版。② 《金文最》(上)第10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