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戊戌变法前后出现的新诗潮。戊戌变法前十年，曾经出使日本、美国的清廷外交官黄遵宪在其《人境庐诗草序》中主张：“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又宣称：“汉不必三百篇，魏不必汉，六朝不必魏，唐不必六朝，宋不必唐，惟各不相师而后能成一家之言。”这位曾经走出中国的诗人清楚地意识到古典诗歌传统不足以表现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知识，要求诗与时变，在题材、风格、语汇诸方面打破一切忌讳，从而创造一种新诗体。五年之后，黄遵宪明确称自己的创作为“新派诗”。但这并未形成气候。戊戌变法前夕，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等新派人士开始试作“新诗”，无非是将西学中的新名词写入旧体诗中去，用梁启超后来的话说，“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如谭嗣同《金陵听说法》有句：“纲伦惨似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其中，喀私德是英语caste的译音，指印度古代的种姓制度，比喻纲常伦理之残酷;巴力门是英语parliament(国会)的译音，比喻佛教法会的盛况。夏曾佑也将《圣经》神话典故写入他的《绝句》中：“冰期世界太清凉，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别塔前分种教，人天从此感参商。”当时将西学称为“新学”，故这类“挦扯新名词”的诗被人称为“新学之诗”或“新诗”。尽管这些“新诗”并不成功，但却透露出诗歌变革的消息。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广泛接受日本新文化和西方文化，思想逐渐明晰起来。他移借日语中“革命”一词的用法(“革命”一词在汉语中虽古已有之，但指改朝换代;日本人以“革命”一词对译英语revolution，指变革)，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梁启超总结早期“新诗”创作的经验，认为“诗界革命”是“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即“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他概括为三：一为“新意境”，二为“新语句”，三为“以古人之风格人之”。简单地说，就是“旧瓶装新酒”。梁启超甚至认为，如果兼备以上三者，就可以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诗王”。他特著《饮冰室诗话》一书，鼓吹他的“诗界革命”，但响应者寥寥，他所期待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并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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