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与宗教、哲学·理学与元代各体文学·理学与诗歌

辽金元文学与宗教、哲学·理学与元代各体文学·理学与诗歌

如果我们把元代代表性诗风概括为吟咏性情和儒雅蕴藉，我们就不难发现，这其实是元人在力图扭转宋诗之弊的过程中，在理学与文学对立统一的平衡点上形成的诗学追求和诗歌风格。按照元代中期代表性诗论家的理解，“吟咏性情”是诗歌的抒情原则，它等同于“发乎情，止乎礼义”(《诗大序》)。发乎情，是诗歌特点的要求，而这“情”必须是有节制的，是受“理”性控制的。这是对宋代理学影响诗歌形成诗弊的纠偏之后，又不完全摆脱理学精神影响的诗学追求，是在宋代否定诗歌抒情之后，强调诗歌的抒情特征又不使感情的抒写失控，在持情这一平衡点上形成的诗风。宋代从邵雍的《击壤集》，到魏了翁的《文章正宗》，再到宋元之际金履祥的《濂洛风雅》，从程颐“作诗妨事”之说^①，到朱熹作诗“枉费工夫”之论(见《答谢成之》)，宋代理学家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形成了一套诗学理论与诗风，大致说就是反对诗的抒情，而以诗为“言志”、“明理”的工具。他们对中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诗人，也是批判的。《四库全书总目·击壤集》提要与《四库全书总目·濂洛风雅》提要，将理学家诗学主张与诗风形成的进程作了大致描述和评论，前者说：

自班固作《咏史》诗，始兆论宗;东方朔作《戒子诗》，始涉理路。沿及北宋，鄙唐人之不知道，于是以论理为本，以修词为末，而诗格于是乎大变……

后者说：

自真德秀《文章正宗》出，始别为谈理之诗……自履祥是编出，而道学之诗与诗人之诗千秋楚越矣。夫德行、文章，孔门即分为二科;儒林、道学、文苑，《宋史》且分为三传。言岂一端?各有当也。以濂洛之理责李、杜，李、杜不能争，天下亦不敢代为李、杜争。然而天下学为诗者，终宗李、杜而不宗濂洛也。此其故可深长思矣。

理学家的诗学观念和诗风，在宋元之际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如刘克庄说：“近世理学兴而诗律坏”(《林子显诗序》)，戴表元说：“后宋百五十年，理学兴而文艺绝。”^①元人对理学家诗论、诗风的批判是普遍的，认为其诗都无性情，一切直致，理即是诗，以平近为贵，类乎禅人偈语。于是要求恢复诗歌的抒情。由于元代的诗作者都是理学家诗人或能诗善文的理学家，所以他们的抒情，很难是个人感情的任意抒写，而不能不受礼义的束缚，不能不受“中和”的节制。有时他们所抒之“情”还并不全等同于个人一已之情，他们将个人情性等同于天地之情性，于是“情”又成为社会化的，仍然受着理性的制约。他们想在理性与抒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一个兼顾而不两失的契合点。“性发乎情则言言出乎天真，情止乎礼义则事事有关于世教”^②，这是他们追求的理想境界。“吟咏性情”的旗帜就这样被他们选中并高扬。至于诗风的儒雅蕴藉，则是一种具有真情实感，而又不抒发强烈的感情;强调个人性情，而又不表现个人与社会的矛盾、自我与群体的冲突;具有诗的美感，给人感情的触动，但不给人以强烈震动。这样一种诗歌风范出现在元代中期，并成为元代代表性的诗风。

注释

① 见《二程遗书》卷一八答“诗可学否”。①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八《戴先生墓志铭》。② 吴澄《萧养蒙诗序》,《吴文正公集》卷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