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炉诗话

诗话。六卷。清吴乔撰。吴乔(1611—1695?)，又名殳，字修龄。太仓(今属江苏)人，入赘昆山。一生困厄，少交游。有诗集《舒拂集》。

《围炉诗话》论诗主旨重意、重比兴，其倾向在扬唐、抑宋、斥明：“唐诗有意而托比兴以杂出之，其词婉而微，如人而衣冠;宋诗亦有意，惟赋而少比兴，其词径以直，如人而赤体。明之瞎盛唐诗，字面焕然，无意无法，直是木偶被文绣耳。”由于重意，所以他强调“诗而有境有情，则自有人在其中”。他批评明代弘治、嘉靖以来诗坛“浓红重绿，陈言剿句，万篇一篇，万人一人，了不知作者为何等人”，是“诗家异物”。吴乔对前后七子的论诗主张深恶痛绝，甚至加之以“粪汤”、“牛驴”之词。

吴乔对诗歌的艺术特性确有会心。他认为“文为人事之实用”，“诗为人事之虚用”，实用之文应该表达明畅使人易于理解，虚用之诗应该酝酿加工使人感染。《围炉诗话》中有一段颇为著名的诗酒之喻：“问曰：‘诗文之界如何?’答曰：‘意岂有二，意同而所以用之者不同，是以诗文体制有异耳。文之词达，诗之词婉。《书》以道政事，故宜词达;《诗》以道性情，故宜词婉。意喻之米，饭与酒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词必副乎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噉之则饱也;诗之措词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尽变米形，饮之则醉也。”这段妙喻很得后人称道。赵执信《谈龙录》称此喻为“至言”。刘熙载则在《艺概·诗概》中发挥此说：“大抵文善醒，诗善醉。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

吴乔标举“比兴”，认为“不知比兴而说诗，开口便错。”他说：“人有不可已之情，而不可直陈于笔舌，又不能已于言。感物而动则为兴，托物而陈则为比。”对于诗创作来说，“比兴是虚句活句，赋是实句。有比兴则实句变为活句，无比兴则实句变成死句”。这些论点都是颇为精审的见解。但是，吴乔的比兴观有两个缺陷。一是为了高扬“比兴”，而贬低“赋”的作用;二是将比兴解诗堕入主观臆测的恶境。他的《西昆发微》对李商隐诗的穿凿附会，仿佛“李则字字为令狐而吟”，即是证明。吴乔关于诗歌情景关系的认识也有独到之处。他明确地宣称：“诗以道性情，无所谓景也。”又说：“夫诗以情为主，景为宾。景物无自生，惟情所化。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由此出发，吴乔进一步提出“融景入情”、“寄情于景”的将情景两者有机交融的创作原则。这同近代王国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著名判断，在主情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吴乔在《围炉诗话》自序中说：“一生困厄，息交绝游，惟常熟冯定远班、金坛贺黄公裳，所见多合。”他又说：冯班对于古体唐诗妙有神解，又著《严氏纠谬》专门批驳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贺裳写有《载酒园诗话》三卷，深得三唐作者之意，明破两宋膏肓。因此《围炉诗话》中大量抄录冯班、贺裳二人的论诗之语，引为同调。特别是宋诗部分，更是大段摘引《载酒园诗话》，他认为“读之(指《载酒园诗话》)则宋诗可不读”。

《围炉诗话》成书之际，正是王士禛领袖诗坛、“神韵说”风靡之时。吴乔的诗论，不少都是针对“神韵说”的偏颇而发。身为王士禛侄婿而力排“神韵说”的赵执信曾受吴乔的重要影响，他在《谈龙录》中特别指出：“‘诗之中须有人在’，余服膺以为名言。”

吴乔另有《答万季野诗问》二卷(《清诗话》辑录)，内容简单而语意不出《围炉诗话》范围，似是《围炉诗话》的滥觞之作。

有《借月山房汇钞》本、《适园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通行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