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的主要思想内容

《汉书》的主要思想内容

班氏家族深受儒家学说熏陶，《汉书》成书过程受到官方意识形态影响，编修理念是继承和发展西汉以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理论，维护儒家的纲常秩序，宣扬汉为尧后的正统说和五行灾异学说。

（一）正统论

《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朝的历史地位。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原因。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灭亡，将《高帝纪》置于首篇。《汉书》中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

西汉末年刘歆著《三统历谱·世经》，构建了一套系统的五行相生的五德终始说，主要观点之一便是以“汉为尧后”。《汉书·高帝纪》据此整理自唐尧至刘邦的具体世系，系统宣扬“汉为尧后”。但刘歆宣扬“汉为尧后”说，是希望刘汉皇朝能像唐尧禅位于虞舜一样禅位于王莽，因而是为了服务于汉政权和平过渡的政治需要；而班固宣扬“汉为尧后”说，则是有鉴于刘邦“无土而王”，需要从神意角度做出历史解说，为刘汉政权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

《高帝纪》所述刘氏世系并非班固凭空杜撰，而是依据《左传》的记载得来的。《左传》涉及刘汉世系的记载主要有三处：一是文公十三年，叙述了刘氏先人士会逃到秦国，晋人设计将他骗回。留在秦国的部分家眷改以刘为氏。交代刘氏的来历。二是襄公二十四年，士会之孙范宣子历数自己的世系。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三是昭公二十九年，借晋史蔡墨答魏献子的话，叙述自刘氏先人刘累到成为范氏的过程。

《高帝纪》糅合《左传》三处记载，外加刘向之说，补上了士会留秦一支从秦迁至魏再迁至丰的过程，而高祖正是出自该支。顾颉刚指出：“言刘氏为其后的只有《左传》和图谶，五经家则从无是说。《左传》编于刘歆之手，图谶起于哀平之间，这一说的来源也就可想而知”。

班固依据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理论，勾勒出了一个自伏羲氏而至刘汉的天命王权体系，“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贴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汉书·高帝经赞》）。通过作《高帝纪》，依据《左传》关于刘氏世系的论述，考究出了一个自唐尧至刘邦的刘氏家族世系。班固正是借助于这两个系统的建立，从而对刘汉皇朝的历史统绪做出了神意化的解释。所以，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正统史观的主要内容。

（二）灾异观

《汉书·董仲舒传》与《史记·儒林列传》中的《董仲舒传》有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汉书》将集中体现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天人三策》完整地收入《汉书·董仲舒传》，并在“赞”中列举了刘向、刘歆和刘向曾孙刘龚等人对董仲舒的评价，其中刘向的评价最高，认为董仲舒有虽伊吕不以加的“王佐之材”；而刘歆、刘龚则认为“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班固充分认识到了《天人三策》所宣扬的天人感应思想对西汉武帝以后整个思想界产生的极其重要的影响。

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的灾异学说，被刘向、刘歆等人进一步发扬，用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由班固整理，体现东汉官方意识形态的《白虎通·封禅》《灾变》总结前代学者的灾异理论说，“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白虎通·封禅》）；“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白虎通·灾变》）。

集中反映班固灾异思想的《汉书·五行志》，正是通过记载董仲舒、刘向和刘歆等人的灾异理论，夹杂自己的灾异观点编成的。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两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把历史上和当时的各种自然现象和灾异与社会人事等联系起来，阐释自己对历史、政治、现实的看法。

例如记述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刘向以为是由于齐桓公好色，宠信女子，以妾为妻，嫡庶数更，故致大灾。董仲舒也以为，齐国不守纲常礼教，故遭天灾惩戒。十八年“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灾”。董仲舒以为王室将乱，而诸侯莫救，未担负其保卫王室的责任，故上天降灾于四国，预示其将灭亡。刘向以为，宋、陈两国是王者之后，卫、郑两国与周同姓也，却都外附于楚国，没有尊周室之心，故天灾四国。

西汉惠帝四年十月，未央宫两次发生火灾，班固借刘向之口解释为因吕太后杀赵王如意，残戮其母戚夫人，立惠帝姐姐鲁元公主的女儿为皇后，残忍暴虐，悖乱纲常，因此凌室和织室两处分别发生火灾。凌室是皇宫供养饮食之处，织室是供奉宗庙衣服之处，这两次灾祸等于告诫皇室没有供奉宗庙之德，祭祀将会断绝。后来惠帝果然无后，众大臣诛吕氏而立文帝。

（三）宣扬汉德、维护纲常礼法

《史记》通记古今人物，立《陈涉世家》《项羽本纪》。《汉书》认为尊立项羽于《本纪》，冠于汉代帝王之上，不合礼法，体例不严；陈胜于秦末称王，数月而败，身死无子，所以也不应列为《世家》。因此，班书将陈、项俱改为《列传》，就是要严格维护儒家纲常礼法。

《史记》于《高祖本纪》后即继以《吕后纪》，而孝惠帝在位七年，竟然删削不载。班固认为，虽然当时朝政皆出于吕后，但惠帝并未被废，名义上还是天子，孔子修《春秋》，于鲁昭公流亡他国，每岁书“公在乾侯”，《史记》的体例与孔子修《春秋》“尊尊亲亲”的观点不合，实际上破坏了礼法秩序。

此外，《汉书》大力表彰征伐匈奴的卫青、霍去病等人功绩，以及出使西域、匈奴的张骞、苏武等坚贞不屈和一心向汉的气节。例如《卫青霍去病传》记述苏建劝卫青招贤纳士，壮大势力，卫青说：“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待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在《酷吏传》中对酷吏也多有回护，认为他们“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方略教道，壹切禁奸，亦质有文武焉。虽酷，称其位矣”。他还极力批评吕氏、霍氏等外戚专权乱法，其目的实际上都是在宣扬儒家“尊王攘夷”“君君臣臣”的纲常秩序。

（四）学术观

班固的学术观集中反映在《艺文志》《儒林传》中，主要是继承刘歆的观点，尊孔崇儒，坚守古文经学，主张学术调和，认为百家学说相反相成，殊途同归。

根据刘歆《七略》的六分法，《汉书》把庞杂的书籍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其中《六艺略》排在首位，《六艺略》主要著录了《易》《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图书，这些儒家相关文献被置于首位，独立一略，充分体现了班固尊孔崇儒的学术思想。

《诸子略》将儒家排在先秦诸子的前面，给儒家以高度的评价。它还进一步阐明刘歆提出的“诸子出于王官”说，指出：“儒家诸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而且这十家学说中有价值的不过九家，“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都是依附于“六经”或者说是受“六经”影响才形成的，此后这一观点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定论。直到近代，对这一观点的质疑和批评才逐渐兴起，学者们开始从社会史的角度分析诸子学说的起源。

诸子九流十家的学术分类标准，反映了两汉之际刘、班以儒家六经为正统的学术观，所梳理出的学派师承、学术流变都是在维护儒家和六经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