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集注本。六十卷。唐代有许多学者注释和研究《文选》，形成所谓“《文选》学”。唐高宗显庆年间，李善广征博引，作《文选注》，成为一部集大成著作。李善(630?—689)，江都(今属江苏)人。历官太子内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秘书郎、泾城令等职，学识渊博，人称为“书簏”。李善注《文选》用力极勤，数易其稿。这部书受到后人高度评价，影响十分深远。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工部侍郎吕延祚以李善注只注重训诂章句，征引典籍，不注重疏通文义，于是召集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重新作注，即所谓《五臣注文选》。从此，《文选》就有李善注和五臣注两种不同注释本流传。
李善注援引该赡，典故分明，保存了不少唐以前古籍的片断，在文献学史上的价值超过五臣注。唐末李匡乂作《资暇集》，摘五臣注窃据李善注之处，指出“五臣所注，尽从李氏注中出”。苏轼《书谢瞻诗》更称“五臣真俚儒之荒陋者”。姚宽《西溪丛话》讥其注扬雄《解嘲》，不知伯夷太公为二老。确实，五臣注有迂陋疏失之处，但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然其疏通文意，亦间有可采，唐人著述，传世已稀，固不必竟废之也。”五臣注得以流行，说明它在疏通文意，保存资料方面自有它存在的价值。
《文选》之有刻本，始于五代时。据清人胡克家《重刻宋淳熙本文选序》，《文选》在蜀孟时母昭裔已为镂板。当初，李善注和五臣注并行流传。最早将这二个本子合刻者，大概是北宋崇宁五年(1106)的裴氏刻本。至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开始有《六臣注文选》的著录。自六臣注盛行之后，五臣注单刻本便渐渐湮没，只是在《六臣注文选》中与李善注并行流传，李注单刻本也日见稀少。照清人的说法，今天所见到的李善注，是从六臣注中辑录出来的。由于李善注经过多次易稿，又和五臣注合而又分，因此有的地方杂入了其他注释，有的又被误认为其他注释而被删去，情况比较复杂。
较为完善的《六臣注文选》有《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涵芬楼所藏宋刊本。《李善注文选》有中华书局影印胡克家重刻宋淳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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