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滨琐话》解说与赏析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淞滨琐话》解说与赏析

王韬

蒲松龄的 《聊斋志异》把中国的文言短篇小说推向一个新的高峰。随后,一批摹仿《聊斋志异》的效颦之作便不断涌现。乾隆年间有沈起凤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曾衍东的《小豆棚》,直到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问世,才告一段落。到了同治、光绪年间,这种仿聊斋式的作品再次掀起波澜,如管世灏的《影谈》、吴炽昌的《客窗闲话》、宣鼎的《夜雨秋灯录》。王韬的《淞滨琐话》则为后期仿聊斋式的文言短篇小说中的代表作。

王韬,生于道光八年(1828),卒于光绪三十三年(1897),字仲弢,一字紫诠、子潜,号弢园,另有天南遁叟、淞北逸民等十余个别号。江苏长洲(今吴县)甫里人。王韬初名利宾,自幼受业于其父,“十八以第一入县学”,其后易名瀚,字懒今。十九岁以后多次应试不第,便尽弃八股时文。二十二岁为家计所迫入上海墨海书馆当了编辑。在书馆工作期间,他接触了不少自然科学理论,逐渐萌发了“救亡图存”的改良主义思想。1862年,他回苏州探亲,化名黄畹,向太平军苏州当局上书再取武汉、缓攻上海的谋略,为此遭清政府通缉,被迫遁迹香港,始易名为韬,“从此潜心晦迹,隐耀韬光,不复出而问世。”居港期间,王韬在英国人理雅各(Legge)主办的英华书院翻译中国经籍,并致力于对西学的探讨。1867年冬,应理雅各之请,游学英、法等国,借机考察了西方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坚定了他变法自强的信念。返回香港后,主办《循环日报》,大力宣传变法思想。1879年,出游日本,与黄遵宪结交,并与日本朝野人士交游颇多。1884年,经李鸿章默许,王韬自港迁沪,任申报馆编辑部主任,又被推为格致书院山长,不久告老还乡。1897年病逝于上海,终年七十岁。王韬一生著作甚多,计有《弢园文录外编》、《蘅华馆诗录》、《弢园尺牍》、《瀛壖杂志》等约四十余种。其中文言短篇小说集有三部:《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王韬最早的文言小说集《遁窟谰言》(十二卷),成书于作者避难香港期间,收集了他近三十年间的文言小说。王韬移居上海之后,又以单篇的形式在《申报》的《点石斋画报》上连载他的文言小说。后结集成书,即《淞隐漫录》(十二卷),不久便有翻刻本,易名为《后聊斋志异》。《淞滨琐话》是继《淞隐漫录》之后的第三部文言小说集,又名《淞隐续录》。《淞滨琐话》(十二卷)有光绪十九年(1893)秋九月淞隐庐排印本,是王韬自藏、自校的本子。又有《笔记小说大观》本、《香艳丛书》本、宣统二年(1910年)上海著易堂石印本。另有齐鲁书社1986年校订本,收入《清代笔记小说丛刊》。

王韬是一位才华横溢却又一生坎坷的文化人。少年时,在父亲的亲身授业下,王韬打下了极好的国学基础。入墨海书馆的经历,直接影响了他的思想和知识结构。隐居香港时,他利用香港的藏书,广泛研究西学。三年的欧洲游学,使他有机会把对西方的了解由书本变为直观。从此,他以资产阶级政论家的姿态出现在当时的文化界,通过译书、办报、编书,不遗余力地宣传和介绍欧洲文化思想。然而,他又空有满腔的抱负而无法施展。回到上海以后,由于上书太平军的历史经历而不被重用,只好终生从事文化活动。他的后两部文言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王韬的三部文言小说都是“孤愤”之作,其中自有作者的某种寄托。他在《淞隐漫录·自序》中说:“盖今之时为势利龌龊谄谀便辟之世界也,固已久矣。毋怪乎余以直遂径行穷,以坦率处世穷,以肝胆交友穷,以激越论事穷。……昔者屈原穷于左徒,则寄其哀思于美人香草; 庄周穷于漆园吏,则以荒唐之词鸣;东方曼倩穷于滑稽,则《十洲》、《洞冥》诸记出焉。余向有《遁窟谰言》,则以穷而遁于天南而作。”《淞隐漫录》和《淞滨琐话》是迁居上海之后三、五年中完成的,这时的作者已是倦游知返,“虽齿发未衰,而躯壳已坏,祁寒盛暑,不复可耐”(《淞滨琐话·自序》),然而,“追忆三十年来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聊记十一,或触前尘,或发旧恨,则墨渖淋漓,时与泪痕狼藉相间”(《淞隐漫录·自序》)。正是作者的这种孤愤著书,使他的文言小说超过了同时代其他人的创作,也得到当时和后世读者的赞赏。鲁迅先生称:“迨长洲王韬作《遁窟谰言》(同治元年成),《淞隐漫录》(光绪初成),《淞滨琐话》(光绪十三年序)各十二卷,天长宣鼎作《夜雨秋灯录》十六卷(光绪二十一年序),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先生的这段话既指出了王韬三部文言小说广泛的影响以及其与《聊斋志异》的继承关系,也指出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的主要特点。王韬的三种文言小说,各有所长。《遁窟谰言》以故事体为主,用典较多而缺乏艺术上的加工,但是由于优先利用了作者的生活积累,因此在思想内容上较为充实。后两部小说则在著述、掌教之余,在三、五年之内完成,前者多写人世沧桑,后者多写花妖狐魅,两者都富于文采和浓厚的抒情性。其中又以《淞滨琐话》在艺术上更为精致,更加接近《聊斋志异》的风格,乃至作者在《自序》中也自诩说:“使蒲君留仙见之,必欣然把臂入林曰:‘子突过我矣,《聊斋》之后有替人哉! ’”

《淞滨琐话》在艺术上的精致,首先表现在小说的构思精巧上。小说集中所收的短篇小说,有的像唐代传奇,以写人事为主,有的像魏晋志怪,写的是花妖狐魅,也有不少篇章像《聊斋志异》那样,“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也就是说写的是花妖狐魅,却使读者以为是写人间世事,每每于篇末曲终,才知道小说中的主人公并非人类。如《袁野宾》一篇,写一位姓李的书生,少有才志却又科场蹉跎,便远游蜀中,迷路于深山野林之中。偶遇一白发长者,自称袁野宾。袁氏把李生延至家中,并以爱女环娘招赘李生。三年之后,李生回乡省墓,却已门径荒芜,故老消亡。重返蜀中,仙源也杳不可寻。正当李生进退维谷之际,有一白兔由身边跑过,李生急起直追,转过丹崖翠,便见林阴中的房宇,于是与环娘重新相见。看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显然是刘、阮天台遇仙之类的志怪,看小说的后半部分,却又像实写一隐居山林的人家。作者在故事后面特意加上一小段附言,称《开天遗事》载王仁裕蓄一猿,名之曰野宾,极驯伏。岁久纵之去,后奉使入蜀,山林深处,遇猿来窥。王赋诗云:“渐来仔细窥行客,认得依稀似野宾。”“李生所遇之叟,姓字恰合,殆即此仙猿欤?”如果不是作者有意点明,读者决不会想到那慈祥的白发长者袁野宾,便是一只白猿。作者以传奇法而志怪的手法用得十分纯熟,致使不少篇章中难以分辨其主人公是人还是怪。如《粉城公主》一篇,其中粉城公主的行藏像绿林豪杰,却又能与东海王赛马,能把两剑吸入鼻中,舞入天际,看起来又不似人类。终篇不知其为何类人物。《淞滨琐话》艺术构思上的精巧,还表现在作者对情节的精心设计上。如《梦中梦》一篇,其情节堪称曲折摇曳,引人入胜。书生卜元本是一下第秀才,妻刘氏拔钗沽酒,借以解忧。闷酒之后,刘氏瓦炉烹茗,卜元凭几以待。忽闻门外哗然,有报卜元以第四名中举,此后便步步高升,出将入相,于是卖官鬻爵,贪赃枉法,强夺民女,为所欲为。一日,召侍姬伴寝,梦中闻家人惊报朝廷下旨革职,于是满门查抄,卜元被放归乡里,成了妓院老板的塾师。后因与妓女口角而哭诉祖茔,一命归阴。到了阴间被冥王发付地狱受苦。一日,坐在地狱中出神,梦见自己转生为男婴,十岁便入京城供职,遍询满朝故老,不知有故相卜元者。不久归隐田园,皇帝召用不从,避入深山学道。一日,从道士观棋,不觉又入梦而为游仙,以才思敏捷授泰山司职,掌教群狐。有美狐阿凤求欢,初坚拒,终被其惑。后迎阿凤表姊同住,被告到天廷,天廷遣使系卜,卜因拒捕而被飞锤击中。惊醒之后方知在道士身边观棋未了。突然钦差至,捉拿私逃在外的卜元,入京廷杖欲死,忽然梦觉,方知正身处地狱之中。不久,冥罚至,判卜再世为驴、为猪,被人片片脔割,哀叫梦醒,原来是在美姬怀中。卜元惊起四顾,默然定神,不知是否仍在梦中。侍姬笑慰之,方知非梦。一日,边关告急,卜元奉命出关征讨,竟带美妾相从。至边关又受贿无备,大败而逃,被解递入京,奉旨斩决。刑场惨哭,一梦又醒,见已身处斗室之中,刘氏炉前烹茗未已。卜元呆若木鸡,妻问其故,便详告梦境,且携妻熟审之,恐仍在梦中,又狂奔出门,跳跃大叫,方知此番确实非梦。自此以后安贫乐天,不存妄想,以笔耕糊口度日。曲折的梦中梦,使整篇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其中的转折承合,又不落痕迹。读者要看到最后,才能领悟其中的连环梦。《淞滨琐话》这种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写法,在艺术上主要是借鉴于《聊斋志异》。如卷6《花妖》,写四色牡丹归一书生,颇似《聊斋志异》中的《葛巾》、《香玉》;卷7的《邹生》写书生与神庙土偶的恋情,深受《聊斋志异》中《土地夫人》的影响;卷4《沈兰芬》有模仿《西湖主》的痕迹;卷5《刘大复》、卷4《皇甫更生》,又可以看到《青凤》、《娇娜》的影子;卷10的《因循岛》,写一群豺狼占据了大小官职,更是在《梦狼》的立意和构思上有所发展。《松滨琐话》在艺术上除了受《聊斋志异》影响之外,还从唐人传奇中有所借鉴。书中写了不少传奇故事,或写剑客侠女(《剑气珠光》),或写才子佳人(《梅无瑕》、《卢双月》),或写妓女生平遭际(《金玉蟾》),都是写奇人奇事,颇为曲折动人。书中的记人之作,又类似魏晋志人小说,如《龚蒋两君轶事》,写龚自珍之子龚孝拱的轶闻轶事;《纪四大和尚》,写一酒僧、一淫僧、一商僧、一怪僧,各述其行状始末;《李贞姑下坛自述始末记》,写自称李连芬的女子借乩仙降坛,备写自己初为儒家女,继为富家婢,后为青楼妓,终于蹈水而死,以保贞节的不幸遭遇。更有《谈艳》、《燕台评春录》、《记沪上在籍脱籍诸校书》等,勾画数十名青楼妓女的身世脸谱,虽不完备,却也各具姿态,三言两语交代出各人的出身、结局、举止、声貌,可以算是诸妓的一份小传。中国小说史上,短篇小说的发展经历了魏晋志怪、唐代传奇、宋元话本三个重要阶段。魏晋志怪志人,是短篇小说的初创。唐代传奇,虽未尽脱搜奇记异,然其主流,已在于描写人间奇事。宋元话本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艺术上的一个高峰,宋元话本以后的短篇小说便以传奇和话本两种形式发展,两者互为补充和倚重,又各自不断完善和发展。白话短篇的话本以白话章回小说为其后续,而文言短篇的传奇却渐近衰落,直到《聊斋志异》的出现,才“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使文言小说声誉再起。《淞滨琐话》在艺术上并非全步《聊斋志异》的后尘,而是对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全面继承。

王韬一生坎坷,饱经忧患,又处在封建王朝彻底崩溃的前夜,因而他对科举八股的抨击、对仕宦生涯的鄙弃、对贵官富商的憎恶以及自身的家国之痛、乡关之思,都借助小说中的故事表现出来。卷5《袁野宾》写书生李云骧读书一目十行,“九岁毕九经,一时故有神童之誉”,及长,浏览诸子百家,靡不通彻。只是不喜八股之道,科考之时,无论题目大小,总是洋洋洒洒,直抒胸臆,动辄千百言,所以每次都被考官以违式而罢落。这里勾画的李生的形象,实际上就是王韬自身的写照。王韬自幼聪明过人,有神童之誉,自称:“自九岁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杂说,无不该贯。”但“不喜帖括,虽勉为之,亦豪放不中绳墨。”(《弢园老民自传》)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王韬虽然没有直接抨击,却也客观上揭示了它的弊端。卷10《梦中梦》,借助落第秀才的梦想,勾勒出封建社会读书人步入官场之后的堕落和仕宦生涯的龌龊。一旦中举,便有亲友登门相贺,馈致纷纭,却之不可。入京闱试,则钱赆者肩相摩,踵相接。探花及第,更是意气飞扬,寄巨金以养家。边关立功,获高官美差,便不可一世,地方官吏纷纷奔走门下,各省大员个个争献苞苴。终于泰尽否来,被绑赴刑场。作者借卜元的一枕黄粱,寄托他自己对功名利禄、官场险恶的理解与体会。《淞滨琐话》中的《因循岛》,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无论在思想性或艺术性上,都代表了王韬的文言小说的风格。所谓“因循岛”,实际上就是因循守旧的清帝国的写照。小说一一再现了晚清时期腐朽的吏治,苛刻的税收,窳劣的边防,官吏对上拍马逢迎,对下虎视狼噬,表面上清正廉洁,一肚子男盗女娼。作者用极简练的文笔,勾画出封建官吏的种种丑恶行径,寄托了作者对晚清统治阶级的失望和愤世嫉俗的心情。作者的这种愤世嫉俗的心态,在小说中也常常表现为对社会现实的讽刺和抨击。卷2《卢双月》、卷4《徐希淑》,写太守之子横行乡里,恃势妄行,强夺民女,为所欲为;卷2《金玉蟾》写妓院鸨母欲壑难填,前恭后倨;卷10《徐太史》写落第书生饱受的世态炎凉;卷8 《罗浮幻迹》写官府、地痞无耻地凌辱一青楼女子,致死人命;卷6《画妖》借画中女子之口,讥讽附庸风雅的假名士。如此等等,字里行间都可都看出作者真情的流露,或同情,或愤怒,或抨击,或揭露,确如作者自己所说:“诚壹哀痛憔悴婉笃芬芳悱恻之怀,一寓之于书而已。”(《淞隐漫录·自序》)

《淞滨琐话》共收文言小说五十九篇,除上述内容之外,还有相当的篇幅是的青楼女子或才子佳人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小说发展的内部规律决定的,也有当时社会风尚与作家个人生活的外部原因,就文学内部规律来说,一种文学题材在达到时代的高度之后,就难以为继,后人很难再有所突破。花妖狐魅的小说,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那里已达到了高峰,因此,后来的作者要么一味摹仿,要么另辟蹊径。晚清文言小说的作家也同样因为无法达到《聊斋志异》的高度,又不愿一味的摹仿,所以就不能不在题材上开拓新的领域,更多地选取社会和人生的题材。晚清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文人风尚,又决定了这种对新题材的选取不能不转向“烟花粉黛”。乾隆以后,社会上妓院颇盛,文人出入妓院也是家常便饭,省试会考的文人学子,差不多都想在这里寻找“风尘知己”。文人的这种风尚,说不上堕落或淫荡,在当时还不无一点风流倜傥的味道。因此,反映这类社会生活的杂记、笔记也日渐增多,如《续板桥杂记》、《秦淮画舫录》、《竹西花事小录》、《吴门画舫录》、《十洲春语》、《燕台花事录》、《珠江名花小传》等等,分别描写南京、扬州、苏州、宁波、北京、广州的妓女生活。这样的社会生活和文人风尚也影响到文学创作,就出现所谓的“狭邪小说”。就小说的传统而言,由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的爱情或风情故事,到叙述青楼女子与文人学士的风流韵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转变,但这个转变并不是作家艺术观念的发展,而是时代和生活的影响所致。有清一代,“作者对于妓家的写法凡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淞滨琐话》对妓女的描写比较真实,这也是王韬个人生活所决定的。王韬十八岁去南京考举人,便堕入烟花柳巷,初步形成了他“风流才子”的性情。入墨海书馆以后,“花月之光迷十里,笙歌之声沸四时”(王韬《杞忧生易言跋》)的上海,使王韬成了与妓女往来密切的文人。咸丰十年(1860),他写出了《海陬冶游录》七卷,专门记述上海妓女情况。光绪四年(1878),他又写了《花国剧谈》二卷,仍然是追忆上海诸妓的往事。二次迁居上海期间,由于生活上的挫折,饱经忧患的作者更是常常以狭邪之游消忧解愤,与妓女交往更加频繁,因此,在作者《淞隐漫录》、《淞滨琐话》两部小说集中,除了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之外,也有不少才子与妓女的爱情故事,或者妓女生活的客观描写,乃至自己与妓女交往情况的描述。小说中这方面的内容占很大的比重,其思想倾向也比较复杂。其中不少作品反映了妓女的悲惨生活,对她们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厚的同情。如《罗浮幻迹》,写书生罗大冈所爱妓女汤某,因官府相逼而自缢,使两情终未成眷属。罗大冈为汤氏营斋营奠,但求来生相会,后来终于如愿。再如《金玉蟾》一篇,写一位有胆有识的青楼名妓,靠私蓄自脱火坑,又出钱助丈夫经商、谋官,一展生平之志。最后还是金氏看透宦海险恶,劝丈夫及时引退。这位青楼女子身上,寄托了作者的改良主义的理想。《珠江花舫记》、《记沪上在籍脱籍诸校书》、《谈艳》、《燕台评春录》勾画了青楼女子的群像:或因父母双亡,生活无靠而被骗入火坑;或因夫死无子,被宗族卖入妓寮;有的因所嫁非人,终至沦落风尘;有的择偶从良,却运舛命蹇。但是这类作品大多数成就不高,人物形象不够鲜明,《谈艳》只是极简单地叙述诸妓的身世或一颦一笑,谈不上人物形象的塑造,其中不少作品写自己与妓女的交往,已算不得文艺性小说了。由于作者侧身其间,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灯红酒绿、狎妓夜饮、声色丝竹的欣赏,也大大削弱了这类作品的思想性。

《淞滨琐话》语言精炼,词汇丰富,极有文采和较强的抒情性。作者用浅近的文言写作,于单行奇句中间用骈词俪句,典雅工丽而又生动活泼,极富于形象性和表现力。作者善于描写景物,逼真如画,而且常常借以创造某种气氛和境界,如《袁野宾》中描写三峡的一段:“登舟溯三峡而上,每当湍流箭驶,峰矗铓尖,餐翠饮渌,徘徊不忍去。扣舷而讴,与长年邪许之声相间。一日至山水最胜处,但见千岩万壑,竞秀争奇,绝胜山阴道上,如入荆、关画中,不觉目为之迷,神为之越。船随岸转,突有绝壁数百丈,藤萝娄络,松柏倒垂,两岸猿狖,逐队成群,啼啸响应山谷。或迎船跳跃,或缘树联臂,缒而下饮于涧。生曝然自乐,忘路之远近,恍惚若有所睹。舍舟登陆,信步所之,处处引人入胜,目不给赏。俄而乌踆西逝,暝色遥赴,山径崎岖拗曲,十步九蹶。月黑风紧,松涛谡谡,奔腾半空。加以狼嗥丛薄,虎啸密箐,自悔孟浪,恇怯不知所为。”在这样一番景物描写和气氛渲染之后,才引出石屋琴声和秉烛而弹的老人。作者尤擅长写人物语言,描摹不同身分、地位的女子的口吻,特别是闺房少女或青楼女子的调侃语,往往是生动有趣,维妙维肖。《玉香》中有一段描摹媒婆的口吻神态:“媪曰:‘姻缘天定,成否不可知。彼痴女子曲意相求,必非无所见,或愿舍膏粱而甘藜藿。姑试之,若不成,与官人何损?’生笑应之,即令媪往说。媪去,见公及夫人,夫人笑曰:‘姥近日大忙,久不至,今日甚风吹到?’ 媪笑曰: ‘好笑王家小秀才! 痴虾蟆吃天鹅肉。彼见公家英姑娇模样,令老身作撮合山,岂非败灰鸡结凤凰耶?’已又曰:‘小郎虽贫,才品颇不碌碌,惟门第不相当耳。’……媪亦笑曰:‘若玉姑肯嫁小郎,亦是大好伉俪;惜阿舅钟爱,不肯舍,否则小秀才馋眼似猫,宁不爱鱼子腥耶?’言未已,鼓掌自笑。”媒婆随机应变,两面讨好,既达到说媒的目的,又奉承了女方的家长,真是见风使舵,巧舌如簧,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淞滨琐话》在艺术上仿效《聊斋志异》,却又显然吸收了魏晋志怪志人和唐代传奇小说的长处;内容上以写花妖狐魅、烟花粉黛为主,实际上借之反映晚清时期社会生活和作家自己的精神心态。作者的孤愤著书,使《淞滨琐话》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和一定的进步意义;作者的游戏之笔,也使《淞滨琐话》显得庞杂零乱,某些篇章失去了小说的风采。作者的改良主义的思想和对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了解,使他记录了一些域外的风情,介绍了蒸汽机的诞生,表达了学习西方振兴中国的愿望,然而,作者思想上固有的封建意识与观念,使他敌视所有的农民起义,一概斥之为“贼”,并且在不少的作品中流露出封建的贞烈观,宿命论以及及时行乐的思想。王韬是一位站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文人,他既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又对西方文化有深入的研究,他希望中国改革求新,“师夷制夷”,却又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皇帝的变法,在王韬身上典型地表现晚清时期那种新的将生未生、旧的欲死未死的特殊的文化意识和精神心态。这种特殊的心态,决定了《淞滨琐话》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是有继承、有创新,有精华,也有糟粕。作者是我国最早的报章体作家,却又专门用典范的文言创作小说。作者自称所作不过是“聊寄我兴”,实际上却包含了作者愤世嫉俗的呐喊和抨击。作者写到了封建官僚恃势横行,人民生活的悲惨可悯,却始终没有揭示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罪恶之源。作者反映了封建婚姻制度造成的悲剧,却有不少作品也渲染了贤妻美妾的庸俗思想。作者揭示了封建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戕害,却又让自己笔下的正面人物通过科举中第扬眉吐气,喜结良缘。尤其是对青楼妓女的态度,作者同情妓女的不幸遭遇,为妓女从良择偶,跳出火坑鼓掌欢呼,却又依恋青楼繁华,欣赏风月声色,一旦名妓从良,风流云散,便流露出某种惋惜的心情。作者思想上的局限决定了作品的不足与缺憾,也正是因为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使这部文言小说集不仅具有美学价值、认识价值,也是研究作者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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