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高唐州》解说与赏析

《水浒传·高唐州》解说与赏析

柴进的“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即持有宋朝开国皇帝赐给功臣的证件，可以世代享有优遇及免罪等特权，因此他能常常把触犯刑律的江湖好汉，庇护在家，无人敢搜。像柴进这样一位享有封建贵族特权的人物，他又怎么会走上梁山造反的道路呢? 《水浒传》第51回至第54回，正是通过宋江亲率梁山大军攻克高唐州，从死牢里救柴进上梁山造反的过程，进一步揭示了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生动地刻画了柴进、李逵、吴用等英雄形象。

金圣叹在贯华堂本《水浒传》第52回的评语中说：“此篇纯以科诨成文，是传中另又一样笔墨。然在读者，则必须略其科诨，而观其意思。”为什么说它“是传中另又一样笔墨”呢?这“另又一样笔墨”的具体特点又是什么呢?我们又该怎样透过这“另又一样笔墨”，而“观其意思”呢?我们认为，这“另又一样笔墨”，不只是像金圣叹所说的“纯以科诨成文”那样简单，更重要的是它在故事情节的安排和人物性格的表现上，运用了相反相成的艺术辩证法。其主要表现：

张与弛。作者采用一张一弛、张弛相间的手法，使故事情节的发展如前浪推后浪那样波浪式地前进，使故事情节的发展给读者以张弛适度的节奏美。如柴进被高唐州知府高廉抓去，打得皮开肉绽，投入死囚牢狱。李逵连夜上梁山泊报信后，宋江等二十二位头领，兵分两路，各率五千、三千马步军兵前来攻打高唐州。不料高廉有三百神兵，会施展妖法，使林冲五千军兵折了一千余人，直退回五十里下寨。宋江运用九天玄女天书上的“回风返火破阵之法”，“高廉见回了风，急取铜牌，把剑敲动，向那神兵队里卷一阵黄沙，就中军走出一群猛兽”，又使“宋江人马，大败亏输。高廉赶杀二十余里”。如此“连折了两阵，无计可破神兵”。在这万分紧张之际，作者却不使故事情节继续紧张下去，而是把笔墨从写他们在战场上如何刀枪厮拼，转入描写战场以外的“戴宗智取公孙胜李逵斧劈罗真人”。因为军师吴用提出，要想破高廉妖法，只有请公孙胜来。“若不去请这个人来，柴大官人性命，也是难救。高唐州城子永不能得。”接着作者所描写的，便是戴宗和李逵在去蓟州请公孙胜的途中，如何对李逵偷买牛肉吃，违背“须要一路上吃素，都听我的言语”的诺言，进行戏谑、捉弄性的惩罚，使李逵终于坦白认错;在找到公孙胜之后，因为罗真人不答应公孙胜回梁山，李逵便刀劈罗真人，罗真人又使李逵受了许多磨难，才终于把公孙胜请来帮助宋江打下高唐州，救出了柴进。这种种描写如容与堂刻本《水浒传》的回评中所说：“那一事不趣?那一言不趣?”“罗真人处固妙绝千古，戴院长处亦令人绝倒，每读至此，喷饭满案。”在打高唐州血与火的生死搏斗中，面临两次败下阵来的险境，作者插进这整整一回无一事不趣，无一言不趣的文字，使极其严肃、紧张的情节，转入妙趣横生的谐谑戏弄之中，使读者在紧张之中及时得到了轻松愉快的调剂。

高廉会施妖法，宋江有“回风返火破阵之法”，公孙胜仗剑作法，能使“空寨中平地上刮剌剌起个霹雳”，“光焰乱飞，上下通红”，使高廉的三百神兵无路可走，尽被杀在寨里。这一切显然纯属神奇的虚构的幻笔，然而好在作者却不是通篇以幻术取胜，仅只是以幻笔作点缀，决定胜负的关键还是真实的人物性格。如在宋江打高唐州连折了两阵之后，作者就写吴用预料到“若是这厮会使神师计，他必然今夜要来劫寨，可先用计提备，此处只可屯扎些少军马，我等去旧寨内驻扎。”后果不出吴用所料，高廉劫寨中计，被杨林、白胜“一箭正中高廉左肩”，使高廉只好“回到城中养病”。这样既突出了吴用“智多星”的性格，又为宋江派戴宗、李逵赴蓟州去请公孙胜提供了必要的时间和合理的条件。公孙胜来到之后，宋江也不是仅靠他的仗剑作法取胜，而是突出了吴用利用高廉派人去邻近州府求救兵的机会，“将计就计”，“使两枝人马，诈作救应军兵”，高廉误以为是两路救军到了，大开城门，分头掩杀出去，回头望见城上已都是梁山泊旗号，举眼再看，无一处是救应军马，只得率领败卒残兵，往小路逃窜，结果被埋伏的雷横“一朴刀把高廉挥做两段”。作者说这是“行凶毕竟逢凶，恃势还归失势”。这种情节发展的逻辑，不是很真实么?在戴宗、李逵往蓟州请公孙胜的途中，戴宗用“神行法”对李逵的偷吃牛肉、不听他的话进行捉弄，这种捉弄的方式是虚幻的，而由此所表现出来的李逵那种不安分守己的性格，却显得格外真实。罗真人不肯答应公孙胜去救援宋江破高唐州，李逵便偷偷去砍杀罗真人和他的一个道童，结果却只是砍了罗真人的两个葫芦，而罗真人因此一方面说看在李逵的面上让公孙胜去，另一方面却又以“其心不善，且教你吃些磨难”，使李逵在蓟州府被牢子节级用狗血、尿粪从头淋到脚下。这些情节虽属荒诞不经，但由此所表现出来的李逵敢于斗争的性格和罗真人不得不屈服于李逵的要求，允许公孙胜跟戴宗、李逵去援助宋江的情节发展，却既令人信服，又发人深省。

可见，这种真与幻的统一，是建立在为表现人物性格服务的基础之上的。真，主要表现为情节发展逻辑的真实，人物性格特征的真实;幻，则使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表现形式更具有传奇性和趣味性，令人在忍俊不禁、轻松愉悦的氛围之中，获得深刻的思想教益和强烈的艺术感受。

正与反。故事情节的发展是建立在人物性格的基础之上的，是为刻画人物性格和表现作品的思想倾向服务的。正与反两种人物性格的矛盾，正是这段故事情节发展的基础。柴进依仗他是 “累代金枝玉叶，先朝凤子龙孙”，有“丹书铁券护家门”，便有恃无恐。不料高唐州知府高廉依仗他哥哥朝廷太尉高俅的势力，高廉的内弟又依仗高廉的势力，要霸占他叔叔柴皇城家的花园，柴皇城不肯，殷天锡就带了二三十人来行凶抢劫，使柴皇城活活气死。柴进带了李逵一起去处理此事，李逵愤愤不平地说：“这厮好无道理!我有大斧在这里，教他吃我几斧，却再商量。”而柴进却迷信他有圣旨护持，说：“他虽是倚势欺人，我家放着有护持圣旨。这里和他理论不得，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殷天锡又带着一帮闲汉来要房子。柴进说叔叔“夜来已自身故”，答应“待断七了搬出去”，而殷天锡却蛮不讲理、威胁恫吓，柴进说：“直阁休恁相欺!我家也是龙子龙孙，放着先朝丹书铁券，谁敢不敬!”可是“先朝丹书铁券”已经完全失去了威慑的力量。作者写殷天锡听了大怒道：“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左右与我打这厮!”正当众人将要动手之际，幸好李逵冲进来，大吼一声，拳头脚尖一发上，把殷天锡打死了，柴进便叫李逵快回梁山泊去，说“官司我自支吾”。李逵说：“我便走了，须连累你。”这时柴进还迷信誓书铁券的威力，说：“我自有誓书铁券，你去便是，事不宜迟。”李逵刚走，高廉即派来“二百余人各执刀杖枪棒，围住柴皇城家”，把柴进捉拿到州衙，任凭柴进申明“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孙，家门有先朝太祖誓书铁券”，高廉还是下令“把柴进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取面二十五斤死囚枷钉了，发下牢里监收。殷夫人要与兄报仇，教丈夫高廉抄扎了柴皇城家私，监禁下人口，占住了房屋围院，柴进自在牢中受苦。柴进依仗家有誓书铁券，想通过打官司的合法途径解决问题，这本是很正当的做法，可是在那个社会，正当的做法，合法的斗争，却无济于事。像李逵那样愤起用自己的拳脚直接打死殷天锡，虽属不合法的造反行为，但在作者看来，这却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当晁盖为此责怪李逵“又做出来了，但到处便惹口面”，作者便写李逵理直气壮地答道：“柴皇城被他打伤，怄气死了，又来占他房屋，又喝教打柴大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得!”这里李逵的“反”，恰恰与处处依仗誓书铁券，迷信合法斗争的柴进的“正”，形成了两种思想性格的鲜明对照。容与堂刻本《水浒传》的评语说得好：“我家阿逵只是直性，别无回头转脑心肠，也无口是心非说话，如殷天锡横行，一拳打死便了，何必誓书铁券。柴大官人到底有些贵介气，不济，不济。”

直与曲。金圣叹在贯华堂本《水浒传》第53回的回评中说过： “李逵朴至人，虽极力写之，亦须写不出。乃此书但写李逵朴至，便倒写其奸猾;写得李逵愈奸猾，便愈朴至，真奇事也。”用写李逵的奸猾，来写李逵的朴至，这就是要写出人物性格表现形式的曲折性，正确处理人物性格描写上直与曲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如罗真人因为李逵曾经要砍杀他，便用神术来使他遭受磨难，戴宗每日磕头礼拜，求告真人，乞救李逵。罗真人道：“这等人只可驱除了罢，休带回去。”这时作者便通过戴宗之口，直接的、正面的描写了李逵的好处。作者写“戴宗告道：‘真人不知，这李逵虽是愚蠢，不省礼法，也有些小好处：第一，鲠直，分毫不肯苟取于人。第二，不曾阿谄于人，虽死其忠不改。第三，并无淫欲邪心、贪财背义，敢勇当先。因此，宋公明甚是爱他。不争没了这个人，回去教小可难见兄长宋公明之面。’罗真人笑道：‘贫道已知这人是上界天杀星之数，为是下土众生作孽太重，故罚他下来杀戮。吾亦安肯逆天，坏了此人?只是磨他一会，我叫取来还你。’”戴宗与罗真人的这段对话，便是作者对李逵的性格一直一曲的刻画：直，则正面阐明李逵性格的好处;曲，则名义上说“这等人只可驱除了罢”，而实乃强调“下土众生作业太重”的黑暗社会，需要有李逵这种敢拼敢杀的造反英雄。

对人物性格作直接的正面的描写，这比较好办;困难的是如何找到人物性格在丰富复杂的生活中的曲折的表现形式。水浒英雄在打下高唐州、杀死高廉之后，写李逵如何“下井救柴进”，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创作经验。柴进被高唐州的当牢节级藏在一口八九丈深的枯井里，吴用说：“谁人敢下去探看一遭?”“话犹未了，转过黑旋风李逵来，大叫道：‘等我下去!’”这一声“大叫”，便使李逵那忠勇之态和粗鲁之气，活跃纸上。接着写“宋江道：‘正好，当初也是你送了他，今日正宜报本。’”李逵这个朴至的老实人，过去被人捉弄惯了，因此他听了宋江这话，又怕叫他下井是捉弄他，因此作者写“李逵笑道：‘我下去不怕，你们莫要割断了绳索。’”吴用当即批评说：“你却也忒奸猾。”金圣叹于此处夹批道：“骂得妙，妙于极不确，却妙于极确，令人忽然失笑。”因此，李逵的这种奸猾，正是他过于老实、朴至，被人捉弄惯了，生怕又再上当的曲折表现。由于它把李逵朴至的性格刻画得太生动了，所以不禁“令人忽然失笑”。当李逵在井下摸到柴进口内还有微微气息时，他断定柴进“还有救性”，不是立即把柴进先救上来，而是“随即爬在箩里，摇动铜铃。众人扯将上来，却只李逵一个，备细说了下面的事。宋江道：‘你可再下去，先把柴大官人放在箩里，先发上来，却再放箩下来取你。’李逵道：‘哥哥不知，我去蓟州着了两道儿(按：指一为戴宗法马所缚，一为罗真人神术所困)，今番休撞第三遍。’宋江笑道： ‘我如何肯捉弄你?你快下去。’”当他再下井让柴进坐在箩里先上来之后，大家“因柴进头破额裂，两腿皮肉打烂，眼目略开又闭”，急忙“叫请医士调治”，因而未及时把箩放下井去拉李逵上来。这时李逵便“在井底下发喊大叫”，“宋江听得，急叫把箩放将下去，取他上来。李逵到得上面，发作道：‘你们也不是好人，便不把箩放下来救我!’”宋江当即向他解释：“我们只顾看顾柴大官人，因此忘了你，休怪。”他听了宋江的这个解释，也就心平气和，二话没说了。这就是金圣叹所说的：“写得李逵愈奸猾，便愈朴至。”反映了人物性格描写上曲与直的艺术辩证法。

此外，高唐州救柴进这段情节里，还把水浒英雄与官府的矛盾，推上了直接反抗以大宋皇帝为首的封建朝廷的地步。当高俅获悉他的兄弟高廉被杀后，便于次日五更上朝，向皇帝奏报。天子闻奏大惊，随即降下圣旨，就委高太尉选将调兵前去剿捕，袁无涯刻本《水浒传》于此处的眉批指出：“济州、江州事久矣，如何此时才提起，须知不是脱卯，只因高唐州杀的是兄弟，乃始申奏，一向置之罔闻，深为可叹。”可见作者不是孤立地交待情节，而是由此进一步揭露奸臣高俅的可恶可僧和天子的昏聩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