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出处：

唐·李世民《帝范》

解析：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23年，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他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统治的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

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

贞观之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贞观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唐太宗即位之后便听从了尉迟敬德的建议，主要是针对如何处理原来属于太子李建成东宫集团的人。尉迟敬德说杀人过多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因此，唐太宗便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原来太子一派的人，有才干的还委以重任，魏征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唐太宗的宽容化解了许多矛盾，也使许多原来站在对立面的人能够有机会转变过来，成为治理国家的有用之才。

因为唐太宗采取了宽容的政策，使得新的中枢决策班子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除了唐太宗的属下，还有之前李建成集团的人。在新的领导集团里，因为李建成的消失，使他们相互之间的矛盾得以消除，共同为国家筹划方略，人才的最大限度的保留是贞观之治能够出现的很重要的原因。

领导集团顺利组成之后，唐太宗又和大臣们共同总结了隋朝灭亡的教训。对于隋朝的兴亡，唐太宗是亲眼所见，有亲身体会的。在他眼里，隋朝本来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大帝国，经济实力尤其雄厚，所以隋炀帝才能有条件向西域商人炫耀，请他们来，用上等的物质财富招待，最后还赏赐了他们很多财物。据估计，隋朝当时储备的粮食够五十年用的，但隋炀帝仅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就使这个庞大的实力雄厚的帝国分崩离析，自己也落得悲惨的下场。

为了使唐朝长治久安，唐太宗将隋朝灭亡的教训总结出了三种原因。第一，奢华浪费，劳民伤财。隋炀帝为了享受，大修宫殿，为到南方巡游，大征民工修造运河。第二，生活腐化堕落，荒淫无道。为满足自己的贪欲，让全国进献珍奇宝物和大量美女。第三，战争太多，耗费国力。好大喜功的隋炀帝东征高丽，得不偿失，加上其他战争使得民不聊生，最终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在惨痛教训的对照下，唐太宗下决心进行彻底治理，加上下属大臣们的通力协作，“贞观之治”在中国历史上展开了它美丽辉煌的画卷。

治理国家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官员的选拔和任用，这是唐太宗治理国家的第一出发点。在唐朝建立之初，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重武轻文的传统还没有改变，许多大臣都是行伍出身，作战时勇猛无敌，但在治理国家、处理政务方面就不再是内行了。因此唐太宗将选官的标准定在了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才干，一是德行。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唐朝的选官制度和考课制度，唐朝六品以下官吏由吏部和兵部选拔，以身（体貌丰伟）、言（言辞辨正）、书（楷法遒美）、判（文理优长）为基本的四个标准。除此之外，还用德、才、劳三个标准逐级次第选拔。五品以上的官吏根据政绩考核，最后由皇帝亲自裁定。正因如此，唐朝的楷书才在历史上首屈一指，出了颜真卿这样的楷书书法家，也因为科举考试考的内容是诗词歌赋，唐朝才有了那么多的诗人。

唐太宗选拔官吏时虽然如饥似渴，但并没有因为求贤而降低标准，他是用才干和贤能严格衡量的。他有句名言，就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对于官吏的个人品德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尤其是地方官吏的选拔更为严格，他认为地方官是代表国家直接管理百姓的，他们的素质高低关系到百姓对国家的态度。他下令，县令由京城五品以上的官吏推荐，而刺史则由他亲手选派。为了选好刺史，唐太宗下了很大功夫，他让人将全国刺史的名字等情况写在了自己寝室中的屏风上面，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及时地记录他们的功过，作为以后考核的重要参考。另外，地方官还要在每年年终进京述职，其政绩则由吏部全权考核，最后根据平定的等级来决定升级或降级。

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被人尊崇，和他纳谏的过人气度是有直接关系的。他和魏征成了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名君和名臣。

魏征有句名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句话至今还被我们经常引用。当时，唐太宗就将魏征的这句忠言牢记在心。有了好的指导思想，纳谏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和前提。魏征被唐太宗重用和他的宽容也有很大的关系，当初唐太宗质问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关系？”魏征并不求饶，反而倔强地说：“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一定不会是今天的结局。”唐太宗很赞赏他的直率，便以礼相待，根据他耿直的秉性，让他任谏议大夫，贞观三年又任参与朝政，行宰相职权，成为贞观名臣。

为了鼓励大臣进谏，唐太宗还有一句名言：“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这确实是发自内心的话语。在公元626年（武德九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命人点兵。当时的唐制规定，年满21岁才能入选，但大臣封德彝却说18岁以上高大健壮的也可以点兵，并得到唐太宗的同意。魏征却驳回了诏令三四次，不肯签发。唐太宗大怒，召见他质问。魏征说：“您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但即位以来，仅几个月就几次失信于民，这怎么能说是以诚信治天下呢？”太宗听了转怒为喜：“过去我总以为你很固执，不懂政事，今天听你分析国家大事，都很切中要害，我确实是错了。”太宗不但改正了错误，还赏赐给魏征一口金瓮。

魏征去世后，唐太宗异常悲痛，他说：“人用铜（古代的镜子用铜磨制而成）做镜子，可以纠正衣冠；用古代历史做镜子，可以明辨国家的兴盛与衰亡；以人做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和过错。现在魏征走了，朕便失去了一面宝贵的明镜。”唐太宗还去凌烟阁，对着魏征的画像作诗一首：“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夏人。”

为了充分纳谏，唐太宗进行了一些改革，他命令五品以上的官员要在中书省（为皇帝起草诏书的办事机关）轮换值班，随时听从召见以便及时商议大事。他自己也不是独断专行的人，他将国家重要的军政事务以及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交给了宰相会议，以便充分听从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委任最合适的人选。对于一般的政务，他要求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省和负责复核诏书的门下省都要各负其责，认真做事，不许敷衍了事。唐太宗的御臣之术并不高明，但它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既有效地防止了少数大臣的专权乱政，也充分发挥了大家的集体智慧。有了互相牵制的制度和措施，就使正确的方针政策得以顺利产生；有了贤明的君主，则使得好的国策能够得到彻底执行。君臣的共同努力，通力协作，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唐太宗的行为给历代帝王树立了一个好的典范。

为了更好地纳谏，唐太宗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有效的措施，如谏官和史官列席军政会议，对敢于直谏的大臣给予重赏鼓励，同时也是对其他人以后进谏的一种有效的鼓励。

为了管理国家，唐太宗主持制定了《贞观律》，明确了赏罚制度，加强了法制建设，长孙无忌又和其他人为其作注，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唐律疏议》，成为封建社会成就最高的法典被一直保存下来。除律外，还有令、格、式，法制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令是规定国家各种制度的法典，基本上包括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格也相当于律，是皇帝对国家机关或个人因时因事而颁行的诏书汇编；式则是国家机关广泛使用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令、格，从积极的方面来规定国家机关和官民等应当遵守的制度，而律则从消极方面规定违反令、格、式以及其他一切犯罪的刑罚制裁。四种法律形式互相协调，体现了唐朝法制建设的高度成就。

唐太宗还设立了死刑复奏制度，以示对人命的重视。在京城要在两日内五次复奏，在各州要求三次复奏。所以建立这种制度是因为错杀大臣张蕴古的惨痛教训，唐太宗对此后悔不已。因此，他在设立这项制度的同时，为了防止和严惩诬告行为，还规定诬告者要“反坐”，即诬告他人什么罪名，就用这种罪名惩罚诬告人。

唐太宗为发展经济，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推行均田制、奖励垦荒，颁行租佣调法、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不夺农时，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增殖人口、奖励婚嫁，兴修水利设施、疏浚河渠。

唐太宗当年曾就国家的根本问题有过论述：“做任何事情都要抓住根本的东西，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则以衣食为根本，而生产衣食又以不丧失农时为根本。”这体现了他的重民思想，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才会有好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

为了增殖人口，唐太宗下令民间男子20岁，女子15岁便可以结婚，还将人口增长与否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到了贞观二十三年，全国的户数增加到了380万户，比他刚即位时增加了将近一倍。

有了上述这些利民措施，太平盛世很快到来，粮食连年丰收，粮价持续下跌。百姓开始安居乐业。到贞观中期时，国家出现昌盛景象，这是中国历史上很难出现的太平盛世。

贞观时期，由于经济发达和边境稳定，为中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唐朝和世界的交往像政治经济一样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包括亚洲、非洲许多国家的使臣、留学生和艺人、僧侣都来到唐朝，来到长安，使长安成为当时世界性的都城。为管理对外交往，唐朝政府还专门设鸿胪寺，负责接待工作。当时和唐朝交往密切的国家有七十多个。大批外国人的到来，给唐朝注入了许多新鲜的文化内容，如佛教、伊斯兰教，还有许多的植物也传进来，如菠菜、胡椒、郁金香等。

唐太宗的诗文水平也很高，可以说是个能文能武的皇帝。但由于他生性谦虚，在世时一直没有让人编写他的诗文集子，所以后人对其诗文水平了解较少。其实，在《全唐诗》和《全唐文》里都收有他的作品，而且具有相当的水平。

唐太宗虽然诗文都有些成就，但他却不重文名，一直禁止编写自己的诗文集。后来清朝人将他的诗文编入了《全唐诗》和《全唐文》，共计文七卷，赋五篇，诗一卷69首。唐太宗曾经说：“朕的辞令，如果对百姓有益的，历史总会记住的，便可流芳百世了。如果没什么好处，编成集子又有何用？！梁武帝、陈后主（即灭于隋的南陈最后一个皇帝陈叔宝）、隋炀帝都有文集传于世，哪个也没有能挽救其灭亡之厄运！做人主怕的就是没有德政，要那些文章对社稷有什么用！”唐太宗在这里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即皇帝应该做什么和文人应该做什么，分得一清二楚，其明智的言论今天听来仍然充满了真知灼见。

唐太宗的明智还表现在他为政的正确观念上，他以尧、舜为效法的对象，以秦、汉的兴亡为教训，不到海边，不封禅，不求仙，也不巡游。能做到这点的，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出几个来。

唐太宗晚年还能反省自己的错误，难能可贵。他教诲太子李治时反省了自己的一生：“你应该从历史中找古代的贤明帝王为学习的典范，像我这样的不足以效法。我做了许多错事，比如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常有兴造，犬马鹰隼没有不去的地方，行游四方又劳民伤财，这都是大错。你不要以为这都是好事，总想学着去做。”

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