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大凡在事业上有建树的人，都善于积累资料。
马克思在动手写《资本论》之前，作过摘要的成册书籍就有1500种以上，经系统整理后的笔记就有250多本。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每研究一个科学问题，总是事先收集大量资料。他去世后，人们在他书房中发现他亲自摘录的笔记竟达2.5万多本。
列宁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曾浏览了数以百计的书籍，其中重点对148本书和49种刊物上的232篇文章认真进行了阅读，作了笔记摘录和批注。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批判、吸收，完成了着名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写作。
爱迪生口袋里经常放着一个小笔记本，有时还画上草图，写下一些计算公式，这个笔记本像是爱迪生盛知识的“宝碗”，一有空，他就拿出来进行研究。
托尔斯泰说：“身边要永远带着铅笔和小笔记本，读书和谈话时碰到一些美妙的地方和话语都把它记下来。”他把这种笔记本称作“百宝囊”。
唐朝着名诗人李贺，经常早出夜归。他身背“锦囊”随时把所见、所闻、所思的材料记录下来，存于“锦囊”，作为创作诗歌的材料。久而久之，李贺的“锦囊”便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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