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到位不可越位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在儒家思想中,“礼”不仅仅是“礼节”那么简单。礼本是封建时代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所以,《礼记》里说:“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说:“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也就是说,礼的主要作用,是“辨异”。是区别人与人之间亲疏、尊卑关系的重要手段。
荀子也说:“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又说:“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贤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按荀子的意思,礼的主要作用,就是使不同身份的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应该怎么和其他身份的人打交道。
由此可见,“礼”其实是社会地位差异的产物。当今社会,虽然特权阶层已经消失,人与人之间从法律上和人格上来讲都是平等的,但是,不可否认,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差异依然存在,父亲始终是父亲,老师始终是老师,领导始终是领导,朋友始终是朋友。只要这些身份差异依然存在,礼就有它存在的价值,因为不同身份的人始终需要端正自己的态度,做符合自己身份的事情。如果一个儿子像父亲一样训斥自己的父亲,一个下属像上级一样指使自己的上级,那社会岂不是乱了套?
所以,不管在哪一个时代,每个人都应在自己的位置上,守住自己的本分,扮演好所扮演的角色,懂得自己在什么时候应该做些什么,做事情到位就可以,但绝对不能够越位。
在唐朝的皇帝中,唐顺宗是比较特别的一位。尤其是表现在位居储君的时间上,唐顺宗做了整整26年的皇太子。做皇太子是一件需要非常小心谨慎的工作,一不留神就会被废。唐顺宗少年时,在众多皇子中表现得出类拔萃,后来被立为太子,年轻气盛的顺宗锋芒未改,还常常口出豪言壮语,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他曾对他的下属说:“我要尽我所能,帮助父皇制订革除弊政的计划!”还没当上皇帝,就把自己先当皇帝了。
他这样的做法自然会遭到父亲唐德宗的不满,这时,他的幕僚便劝他,不要对敏感问题多加干涉,一旦被其他皇子、大臣视为收买人心,遭到皇帝的猜忌,就很难澄清了。做太子的当务之急就是做好太子该做的事情,平日里应多关心皇上龙体,问起居、饮食、冷暖之事,至于国家大事,心里想想就行了,别公开发表言论,毕竟,这是皇帝做的事情,岂容太子越俎代庖?
太子听了点点头,采纳了幕僚的意见,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提起过改革的事情了,而是每天必到德宗前请安。尽管德宗晚年专制、荒淫,但太子始终不多干涉朝政,使他终于熬过了26年的皇储生涯,当上了皇帝。
顺宗能够登上皇帝之位,表面上看来是理所当然,可事实上,还是因为他在当皇储的时间里能够安守自己的本分,不越位,才没有招致皇帝的猜忌,更没有被其他兄弟抓住把柄。毕竟,历史上因为越俎代庖而身败名裂的太子实在有太多太多。
守住本分,严守本位,是做人的底线,也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守住本位,看似简单,实则不易,每个人的品性中都跳跃着一丝不安分守己的欲望,经常在各种诱惑面前偏离自己的位置。火车一旦离开了轨道,就是车毁人亡的重大事故,人一旦偏离了自己所属的地位,也会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后果。
16世纪末期的日本,茶道风靡贵族阶层,统治者丰臣秀吉非常宠爱首屈一指的茶艺家千利体,他是丰臣秀吉最信任的人之一。千利体不但在皇宫里有自己的寓所,其为人也获得全日本的尊崇。
然而1591年,丰臣秀吉下令逮捕他,并且判处死刑。千利体命运骤变的缘由,是这位成为朝廷新贵的人为自己制作了一座穿着木屐(贵族身份的象征)、态度傲慢的木头雕像,并将这座雕像放置在宫内最重要的寺院里,让经常经过的王族清楚地看见。对丰田秀吉而言,这件事意味着千利体做事没有分寸,以为自己和最上层的贵族享有同样的权力;他已经忘记他的地位的获得完全仰赖幕府将军,反而以为自己是凭一己之力赢得荣宠。这是千利体对自己的重要性的误判,为此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的地位是理所当然的,也千万不要让任何荣宠冲昏了头。永远不要异想天开,以为上司喜爱你,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受宠的下属自以为地位稳固,胆敢抢领导的风头终致失宠的事例简直是不胜枚举。
长期以来,人们把孔子反对逾礼逾规的言论,看做是维护等级制的迂腐之谈。然而,这恰恰是不懂“礼”文化的可贵内涵的表现。不逾越必要的尺度,不仅是做人该拥有的庄敬态度,也是一种生存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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