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音盒》剧情简介|鉴赏|观后感

《八音盒》剧情简介|鉴赏|观后感

1989 彩色片 126分钟

美国卡罗尔国际影片公司摄制

导演：康斯坦丁·科斯塔—加夫拉斯 编剧：乔·埃兹特哈斯 摄影：帕特里克·布洛西埃 主要演员：杰西卡·兰格(饰安妮·拉兹洛) 阿尔明·穆埃勒(饰迈克尔·拉兹洛)



本片获1990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剧情简介】

迈克尔·拉兹洛是芝加哥的一名退休工人，妻子已经去世。他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离了婚的女儿及一个外孙。本来，拉兹洛的生活是幸福的，但有一天，他忽然接到法院的传票，指控他曾经采取欺骗手段以获得美国国籍。拉兹洛本是匈牙利人，40年代作为移民来到美国。现在，美国政府根据匈牙利提供给联合国的文件，认定拉兹洛的真名叫米什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匈牙利法西斯警察特种部队——“箭十字部队”的一个头目，犯下了屠杀平民和犹太人的滔天罪行。拉兹洛对这个指控十分恼怒而又束手无策，只好给女儿安妮打电话。

安妮是个十分能干的刑事案律师，她一边告诉父亲不要着急，一定是政府弄错了人，一边陪父亲去找起诉律师布克先生，试图解除误会。不料布克却否认有误会的可能并告诉他们，一旦起诉获胜，拉兹洛就将被驱逐出境。

拉兹洛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布克那儿。他把安妮带到妻子的墓地，在那里，他告诉安妮，当年在匈牙利为了不受欺负，他确实当过警察，后来为了入美国籍他曾撒谎说自己是农民，但他只是办公室里的文职人员，并没有参加过特种部队，更不知米什卡是谁。望着把自己养大的父亲，安妮坚信他是无辜的。尽管她不熟悉这类诉讼案，但还是答应亲自为他辩护。

回到家里，安妮便开始准备辩护工作。她的哥哥卡奇和黑人女秘书都为她收集有关情况和资料。与此同时，她还约见了布克，企图利用他的隐私迫使他退出诉讼，但却没有成功。法院按时开庭了。一大群拉兹洛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举着标语牌拥挤在法院的大门前，高呼着各自的口号。拉兹洛在安妮等人的陪同下面无表情地穿过人群，进入大楼里。主审法官宣布审理开始后，双方迅即开始了短兵相接。布克首先声明他指控的不是一般罪犯，而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纳粹分子。安妮则出示了一盘录像带，显示她父亲5年前曾因制止了匈牙利一歌舞团在美的演出而惹怒了匈牙利的共产党政府，以此表明对她父亲的指控是共产党的一个阴谋。接下来，布克传唤了他的第一个证人——司法部的一名证件鉴定专家尼蒂森。他作证说，匈牙利政府提供的那张名叫米什卡的特种部队头目身份证上的照片与拉兹洛申请入籍时的照片完全一致，从而证明他们就是一个人。证人发言后，安妮胸有成竹地站起来提问。她紧紧抓住匈方提供的证据是复印件，只能间接作证这一点，然后迫使证人说出自己有犹太血统，从而暗示他无法采取公正立场。安妮的辩护显然十分有力。法官宣布审理暂此结束。

第二天，一位来自匈牙利的妇女首先作证。她通过翻译描述了她亲眼目睹米什卡杀害一对母女的情景，并作证说那个杀人恶魔米什卡就是照片上的这个拉兹洛。面对证词，安妮仍然显得从容不迫。她问那名妇女她的儿子是否是共产党员，他是否在政府部门工作?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她便轻松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显然她再次把听众的视线成功地引导到了她说过的那个阴谋上。接下来作证的是一个名叫保达伊的老人，他描述了米什卡杀害他全家的暴行。随后另一名中年男子走上了证人席。他叫瓦莫什，当年曾被迫为纳粹警察作“清扫”工作。他当庭表演了米什卡及其部下如何以做“俯卧撑”的“游戏”残酷地折磨犹太人取乐的情景。他们都异口同声指出，拉兹洛就是当年的米什卡。瓦莫什发言后，安妮开始提问。她问瓦莫什以前是否见过保达伊。瓦莫什一口否定了这种可能。安妮立刻指出，他们昨天还曾在一起交谈;于是，她问瓦莫什，他是否经常这样撒谎……安妮的情报看来相当准确，坐在一边的布克看到自己的证人欲辩不能的样子，感到十分尴尬。这时，布克的最后一名证人开始作证。这是一名妇女，她控诉了米什卡及其同伙残暴地蹂躏她的情景，法庭上一片寂静。面对这位受害者，身为女性的安妮也同情地低下头，她没有再对这位证人的证词提出疑问。这时，拉兹洛却激动地站了起来。他冲到那名妇女面前，怒不可遏喊道：“那不是我!那不是我!”突然间，他由于过分激动，晕倒在地上，法庭上立刻乱了起来……

拉兹洛住进了医院，审理只好暂时停止。这时，从匈牙利传来消息，一个已经病危的米什卡的前同伙愿意作证。主审法官立即决定将法庭搬到布达佩斯去。上飞机前，安妮的秘书交给她一个地址，据她了解，地址上的那个人的哥哥曾多次向拉兹洛索要过钱财。

法院在证人的病榻前继续开庭。在布达佩斯，一个陌生的男人找到安妮，交给她一包材料。于是，当证人作证说拉兹洛就是米什卡时，安妮立刻拿出一叠资料证明，他以前曾多次指认过其他人是米什卡。布克再也提不出其它证据，安妮获胜了。但临别前，布克却要安妮回答，她是否真的认为她父亲是无罪的!安妮被布克的质问触动了，她按照秘书给她的地址，来到一间旧房子里，希望能找到一个知情人。一名妇女把她让进屋子，在那里，她惊讶地发现，那个女人的哥哥就是人们在法庭上反复提到的米什卡的另一个同伙，特种部队头目左尔丹，他不久前刚刚死去。

安妮带着那名妇女的哥哥留下的一张当票离开匈牙利，回到芝加哥。在一家当铺里，她取出了一只八音盒。她打开了盒子，随着一阵悦耳的音乐声，从盒子底部慢慢翻出一张张照片，那上面是她父亲正在屠杀犹太人的一幕幕情景!

内心被巨大的痛苦所折磨着的安妮见到了正在和朋友们庆祝胜利的父亲，她期待着他哪怕多少表现出一点忏悔。但拉兹洛却依然重复着他的那套谎言。安妮绝望了。她愤怒地奔回家里，把那些照片装进一个信封中……

第二天清晨，载有拉兹洛罪行大幅照片的报纸被送往千家万户，安妮痛苦地搂着儿子，望着凄迷的晨雾;她知道，她和儿子都将失去了自己的一个亲人。



【鉴赏】

《八音盒》是以拍摄政治片著称的希腊裔法籍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的一部力作。在这部影片中他再次令人信服地显示出其揭示问题的尖锐性和深刻性，同时也展现了其驾驭电影语言的出色才能。

影片的框架是一个关于追踪纳粹战犯的故事。加夫拉斯在这里丝毫没有掩饰他一贯的政治视角。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罪恶累累的纳粹战犯纷纷逃往国外避难。他们隐姓埋名，过着安闲优裕的生活。无数战争的受害者和正义之士绝不会因为他们的罪恶已经成为历史而放弃对他们的追踪，那些战犯也并不因为侥幸逃脱了法律的惩罚就改邪归正。片中以布克为代表的人们(其中也包括安妮)对在逃战犯的追踪和拉兹洛对犹太人发自内心的仇恨、他教孙子做俯卧撑(那是他当年折磨犹太人的一种游戏)的细节、以及他告诉孙子所谓对犹太人的屠杀都是谎言的行为等无不表明，40多年前的那场邪恶与正义之间的斗争并没有随着二次大战的硝烟散去。这或许正是加夫拉斯选取这一题材并得以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基点。

在影片中，加夫拉斯充分显示了他对这一现实的关注。影片中一个个证人的控诉使人们重温了昔日纳粹令人发指的暴行，但是，加夫拉斯在这里并没有使用任何闪回镜头来重现当年的情景——以避免使影片变成一个只是回忆过去的故事。相反，在对拉兹洛进行揭露和为之辩护的主要故事线索周围，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加夫拉斯仿佛漫不经心地点缀在其中的一种今天的现实：从那个同样隐藏在美国、曾不断对“拉兹洛”进行敲诈的米什卡的前同伙左尔丹到拉兹洛身边众多的朋友和支持者，从左尔丹妹妹家依然挂着的他身穿纳粹军服的照片到为安妮提供资料的那个布达佩斯的神秘男子，我们都不难感受到昔日纳粹阴霾的存在。这一存在的原因显然有着极其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和种族冲突的背景。加夫拉斯曾经说过：“据我所知，不少战犯现在都隐居于南美等地，而美国政府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的是换取工业和科学上的利益……甚至这些战犯会被用作间谋，以打击国际上的共产主义活动。”在影片中，加夫拉斯显示出了与其作为一个著名的政治片导演的地位相称的敏锐和深刻。片中拉兹洛和安妮进行辩护的基本方法正是利用这一复杂的国际冲突背景，通过把人们对战犯的追踪描绘成某个共产主义政权的阴谋而博得了人们的同情。

不过，加夫拉斯并没有把他的视点局限于一个纯粹的政治或追踪战犯的故事上;他倾以更大关注的毋宁说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是人类本性中善与恶、仇与爱的存在与冲突。这也是他在其以往的政治题材影片中所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他曾说过：“潜在的人性暴力倾向是我不断重复的主题之一……这并不是一部关于复仇，而是一部关于记忆的影片。我认为并不需要去追踪大人们，去惩罚他们，现在去那样做看上去似乎意义不大，他们本应该在多年前受到惩罚。重要的还是去发现，作为人类，他们怎么能犯下这样的罪行。”片中的拉兹洛是体现了加夫拉斯对于人性关注焦点的一个重要人物。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对自己的子女充满了爱的父亲何以会对人类犯下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这也正是最初导致安妮坚信父亲是无辜的原因之一。在影片中，加夫拉斯向我们展示了这一人类身上令人不寒而栗的仇恨和暴力本性。看上去与普通人并无二致的拉兹洛不仅是当年的恶魔，也是今天的“暴君”。他对过去的所为绝没有丝毫的忏悔;他教给孙子以拳头去还击同伴的不敬;在他手持木棒面对着一群示威者的场面和影片后部他撇下痛苦不堪的安妮怒气冲冲地教孙子骑马的情景中，加夫拉斯又为我们活现出一个当年的纳粹分子的形象。显而易见，不论是时间的流逝、战败的教训，还是已经和即将到来的正义的惩罚都不足以使那些米什卡—拉兹洛们放弃他们对于其人类伙伴刻骨铭心的仇恨。

作为这种暴力本性的反面，加夫拉斯也对人类本性中的善——追求正义的尊严及其更高的形式——爱，进行了动人心弦的探讨，它的焦点就集中在片中的女律师安妮身上。安妮是加夫拉斯在影片中所塑造的一个富于深度的正面人物。她虽然为她当过纳粹的父亲进行了辩护，但她却是无辜的，她只是受到了欺骗。当她发现她的父亲就是那个手上沾满了犹太人鲜血的罪犯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维护正义——把她父亲犯罪的证据公之于世。在其以往的政治题材影片中，加夫拉斯常常为我们塑造出一种富有人的尊严的普通人的形象，他们虽然是一些并不起眼的小人物，但为了维护正义，却不畏强权，勇敢地揭露出暴力的黑幕。如他的代表作《Z》中那名勇于揭露事实真相的新闻记者。因此，他的影片不仅是政治揭露式的，也充满了人的尊严的光辉。在安妮身上，他把这种对于人的尊严的歌颂进一步延伸到对人性中更高的善——爱的探讨。安妮挺身而出为拉兹洛进行辩护从一开始就超出了一个职业律师的责任范畴，而连带着一种感情的纠葛。她为父亲的辩护不仅是履行一个律师的职责，更是出于父女之间的亲情和爱。从墓地到家庭，加夫拉斯虽然着墨不多，但却令人信服地展示出一种父女相依为命的情景，从而使影片一开始就在政治与现实的主题之外增加了一种感情的维度，它使影片同时也成为了一个关于爱的故事。正是出于这一对父亲的情感，安妮一开始坚信父亲是无辜的。然而，当她发现了事实的真相后，却终于作出了维护正义的选择。而加夫拉斯使我们相信，安妮的这一选择并不是一种由爱到恨的简单转化，而毋宁说是感情和爱的主题的一个延伸。这一抉择中包含的是一个女性对其遭受残害的同胞的爱的补偿，也是一个母亲为保护自己的下一代不受昔日纳粹邪恶的影响的责任;作为女儿，她也在为父亲最后偿还他欠下的那些血债。在影片中，加夫拉斯不仅以父女之情为始显示了精明强干的安妮身上具有的那种动人的亲情和爱，同时也不断使这种爱得到扩展和延伸。在法庭上，她精明的辩护曾使事实也不禁“捉襟见肘”，然而，当她面对那个惨遭蹂躏的女性的证词时，一种比父女之情更为深厚的爱显然占了上风。而在影片最后，当安妮把父亲的犯罪证据公之于世之后，她紧紧搂住儿子的镜头则无疑使影片中关于爱的主题达到了高潮，它显示出一个母亲所能表现出的最高的爱。对此，我们很容易把它联系于加夫拉斯的影片中所一贯具有的那种强烈的人道主义倾向。

除了影片所展示给我们的令人震撼的内容外，在其表达形式上，加夫拉斯也不愧为一位能够熟练驾驭电影艺术语言的大师。在这部以室内戏为主、且场景十分有限的影片中，他通过对叙事的组织、场面和镜头的调度以及光影的运用，把具有戏剧性冲突的张力、写实性的场景和对人物关系及其内心世界的揭示出色地糅和在一起，并始终成功地“操纵”着故事的发展。影片的线索虽然并不复杂，但加夫拉斯却在其中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艰难地逐渐“发现”事实真相的过程。从人们在法庭上对米什卡及其同伙的暴行的逐步揭露，到安妮发现自己受到了生活中唯一一个可以信赖和依靠的男人的欺骗，影片始终充满了令人紧张不安的气氛和悬念感。而不论是在那些充满了激烈的冲突还是日常性的场景中，加夫拉斯都十分善于从其中去发现剧中人物逐渐发展和变化了的关系和内心世界。此外，片中女律师安妮的扮演者杰西卡·兰格的出色表演也是影片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已年届40的美国演员杰西卡·兰格80年代初以《弗兰西丝》一片开始获得人们的普遍赞誉。在本片中，她以质朴、自然的表演把外貌瘦弱、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痛苦而又富于坚定的性格和勇气的安妮刻画得十分深刻动人;她也因此获得第62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提名。

本片导演康斯坦丁·科斯塔—加夫拉斯1933年出生于雅典，以拍摄政治性题材的影片而闻名于国际影坛，他的政治片多以真实事件改编，富于强烈的政治揭露色彩和人道主义倾向，代表作包括《Z》、《戒严》、《特殊法庭》、《失踪》及本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