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1955年2月28日正午，哥伦比亚海军驱逐舰卡尔答斯号在加勒比海遭遇事故，八名士兵落水，其中的一个叫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的水兵，在落水以后，幸运地抓住了一只木筏。军舰开远了，水上挣扎的同伴相继消失，贝拉斯科一个人面对着茫茫的大海。开头两天，他还充满信心地等着飞机搜救，但飞机来过又飞走了，他明白，人们已经当他死了。贝拉斯科一共在海上漂流了十天，没有食物，没有淡水，头顶是灼人的烈日，身边是凶猛的鲨鱼，偶尔一两个海鸥，把他当作死尸来啄。由于饥渴和衰弱，他常常陷入幻觉；又由于不息的生命渴望，他总能从幻觉中清醒。十天中，他不断希望、又不断遭受幻灭的折磨，等到终于看见陆地上的椰子林的时候，好容易才使自己相信这是真的。贝拉斯科用尽最后一点气力游向陆地，爬上海滩，被人们救了起来。他的故事一经证实，马上成了哥伦比亚万众欢迎的传奇英雄。
【作品选录】
沉默中度过了一分钟
路易斯·伦希福问我几点了。我告诉他11点半了。就是在一小时前，船开始朝右边严重倾斜。喇叭里一次又一次地播送着与昨天晚上相同的命令：“全体人员上左舷。”我和拉蒙·埃雷拉没动弹，因为我们已经在左舷了。
我想起了米盖尔·奥尔特加炮长，不久前我还看见他在右舷，没等我想完，便见他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一屁股坐在左边。他头晕得都快死了。这时，船身猛地倾斜了一下，仿佛就要翻了，令人毛骨悚然，我吓得气都不敢出。一个巨浪压在我们身上，衣服都湿透了，大家好像刚刚从海里爬出来。费了好大劲，驱逐舰才慢慢地恢复了正常的姿势。路易斯·伦希福站在哨位上，脸色苍白。他心情紧张地说道：
“糟糕！这条军舰疯了，管不住它了。”
我第一次看到路易斯·伦希福这么紧张。拉蒙·埃雷拉的衣服也都湿透了，他默默无声地在我身边，似乎在想些什么。这种时刻谁都不想说话。过了一会，还是拉蒙·埃雷拉先开了口：
“只要有人命令割断缆绳，把货物推进海里去，我会干得比谁都快。”
11点50分了。
我也在想，也许过一阵就会让我们割断捆货物的缆绳的。这就叫“减轻负荷，轻装前进”。只要一有命令，我们会把收音机、电冰箱、煤气灶统统扔进海里去。如果甲板上没有货物，我们就该回舱里去了，因为我们正是靠着这些冰箱和煤气灶，才安全地待在后甲板上的，否则我们早就被海浪卷走了。
军舰在浪里穿行，歪斜得越来越厉害了。拉蒙·埃雷拉拿来一顶帐篷盖在身上。一个更大的海浪劈头盖脑地朝我们扑来，幸好有帐篷挡着点，我用手捂着脑袋等浪头过去。半分钟后，喇叭咝咝啦啦地响了。
“该下命令把货物扔掉了吧！”我这样想着。但是，我们听到的却是一个声音在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下达着另外一种命令：
“在甲板上的人套上救生圈。”
路易斯·伦希福很坦然地一只手拿住耳机，另一只手拿来救生圈给自己套上。每次大浪过后，我首先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随后觉得四周万籁俱寂，鸦雀无声。我看见路易斯·伦希福套上救生圈后，又戴上了耳机。我闭上眼睛，连手表的嘀嗒嘀嗒声都听得清清楚楚。
这样过了约有一分钟。拉蒙·埃雷拉一动也不动。我估摸着还差一会儿就该到12点了，离卡塔赫纳还有两小时路程。有那么一秒钟，军舰似乎在空气中凝固住了。我抬起手来想看看表，但是就在那一瞬间，我既没看到胳膊，也没看到手掌，更没有看到手表，连海浪都没有看到。只觉得军舰直往海底钻去，身边的货物东滚西跑。我赶紧站了起来，海水已经没到脖子了。我睁大双眼，惶惑中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看见了路易斯·伦希福，他高举着耳机，也在设法钻出水面。水渐渐地盖过我的脑袋，我开始向上游去。
为了浮出水面，我向上游着，一秒，二秒，三秒，不停地向上游去，无法换气，要憋死了。我想抓住货物，然而货物早就不在了，那儿什么也没有。当我浮出海面时，四周只有茫茫的海水。过了一秒钟，离我大约一百米处，军舰从浪里钻了出来，就像一艘潜水艇。海水从舰上的各个部位往下淌着，这时我才明白，军舰刚才被打进了水里。
眼看着四个同伴被淹死
我首先感觉到的是茫茫大海中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划着水，眼看着又一个浪头朝驱逐舰扑去。军舰离我大约有二百来米，急速地扎进深深的波谷，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我想它已经沉没，过了一会儿，好像在证实我的想法，在莫比尔装上船的货箱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在我的四周。有衣服、收音机、电冰箱和其他各种家用电器，它们在海浪的拍打下东漂西荡。我在这些纸箱之间费劲地划着水，不知道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慌乱中我抓住一只浮在水面上的箱子，傻乎乎地观望起眼前的大海。天色明朗清澄，除了被风吹起的巨浪和散落在水面上的货物外，再也没有什么海难的迹象了。
突然，我开始听见不远处有人在喊叫。随着呼啸而过的风声，我听得清清楚楚，是胡利奥·阿马多尔·卡拉瓦略的声音。卡拉瓦略身材高大，外表英俊，是舰上的水手长助理。他正在向另外一个人高声地喊：
“救生圈在这里，抓住下面的绳子。”
就在这一瞬间，我似乎从短暂而又深沉的睡梦中惊醒了。我知道了在海里不仅仅是我一人。离我几米远的地方，伙伴们正使劲地划着水，互相呼叫着。我的脑子快速地运转起来，不能毫无方向地乱游。这时，离卡塔赫纳还有200海里，但是我们已经迷失了方向。尽管如此，我并未感到害怕。我曾想，就这么抓住货箱，可以一直等到有人来救援。当我知道周围还有几位水兵和我的处境一样时，心里更踏实了。正在这时，我看见了一条木筏。
实际上是两条，差不多是并行的，两条木筏相距不过七米左右。它们是在伙伴们喊叫的地方突然从浪头中钻出来的。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他们中没人能抓住它们。一转眼，一条木筏已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我是冒险朝另一条木筏游过去呢，还是仍然平平安安地和货箱呆在一起，我犹豫不决。不过，还没等做出决定，我就朝着那条尚未消逝的木筏游去，可它却离我愈来愈远了。我游了三分钟，有一阵子根本看不见木筏在哪里，只能认准方向。突然，一排浪头朝我冲来，木筏也随即出现在我身边。这是条白色的筏子，个儿不算小，上面什么都没有。我使劲地拉住护栏，试图跳上去，但跳了三次才成功。上到筏上，我好不容易才坐起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凛冽的寒风无情地鞭打着我。这时，我看见有三个伙伴就在不远处，正使劲朝这边游来。
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们。仓库保管员爱德华多·卡斯蒂略紧紧地拉住胡利奥·阿马多尔·卡拉瓦略的领子。事故发生时卡拉瓦略正在岗位上值班，所以他套着救生圈。他高声叫着：“抓紧了，卡斯蒂略。”他们的四周也漂满了货物，离我大约有十米远。
路易斯·伦希福在我的另一边，几分钟前我看见他在驱逐舰上，右手举着耳机，使劲不让自己沉下去。他还是那么镇静，还是像以前说“如果我晕船的话，大海早就晕了”时那么自信。为了减少阻力，他把衬衣都脱了，但同时也丢了救生圈。我就算没见到他的人影，也能从呼喊声中知道他是谁。他喊道：
“胖子，快划到这边来！”
我迅速抓起双桨，朝他们划去。胡利奥·阿马多尔渐渐地靠近我了，爱德华多·卡斯蒂略还是紧紧地抓着他的领子。在更远的一处海面上，我看见了第四个伙伴——拉蒙·埃雷拉，他只身一人，身影已变得很小，用一只手向我打着手势，另一只手也抓着一只箱子。
仅仅三米远！
如果由我来决定的话，我真不知道应该先去救谁。不过，当我一看到拉蒙·埃雷拉，这个在莫比尔喝酒作乐、几分钟前还和我一起待在甲板上的阿尔霍那的快乐青年时，便竭尽全力地朝他划去。木筏差不多有两米长，在那波涛汹涌的大海里，又是逆风，划起来格外吃力。现在想来，当时也许前进了一米都不到。我失望极了。朝四周望了望，拉蒙·埃雷拉已经从海面上消失了。只有路易斯·伦希福还在蛮有信心地朝我游来，我觉得他肯定能成功。他睡在我下铺，听他打鼾就像吹号，我相信他一定会比大海更加沉着冷静。
相反，胡利奥·阿马多尔依然在敦促着爱德华多·卡斯蒂略别松开他的领子。他们离我不到三公尺，只要他们再靠拢些，就可以把桨递过去，把他们拉上来了。然而正在这时，一排巨浪一下子把木筏送到半空中，在高高的浪头上，我看见了驱逐舰的中桅，它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当我下落到海面时，胡利奥·阿马多尔和抓住他领子的爱德华多·卡斯蒂略都已不见了。只剩下路易斯·伦希福，离我两米远，他依然不慌不忙地朝我的木筏游来。
当时我真不知道中了什么邪，明知道划不动木筏，还是把桨放在水里，好像就是为了不让木筏动，要把它钉在原地似的。路易斯·伦希福已经精疲力竭，疲惫不堪了。他停了停，像刚才高高举着耳机那样，高高举起一只手，大声向我呼叫着：
“胖子，划到这边来！”
风还在从我对面刮来，我高声地对他说，现在是顶风，没法划，让他再坚持一下。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听见我的话。漂浮在海面上的货箱早已无影无踪，木筏在浪头的拍打下，东摇西摆，晃来晃去。
有那么一会，我离路易斯·伦希福有五米多远，却又见不到他人影了。但是他又在木筏的另一侧出现了。他还没有泄气，浪来了就钻到水下，免得被冲远。我站立着，把桨举得高高的，盼望着路易斯·伦希福再靠近些，好把桨送给他。然而，这时我发觉他已经体力不支，开始绝望了。他一面往下沉，一面还在向我呼叫：
“胖子！胖子……”
我试图朝前划，但是仍然和第一次那样，毫无结果。为了让路易斯·伦希福能抓住桨，我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但是那只几分钟前还举在空中保护耳机的手，现在却已永远地没入了水中，当时他离我的桨不到两米……
就这样，我还是站在木筏上，使劲不让自己摔倒，双手举着木桨，不知道又过了多少时间。我注视着水面，期待着有人再次浮现出来。然而我看到的却只有清澈的海水。风越刮越猛，咆哮着仿佛要把我的衬衣撕碎。落入水中的货箱全都漂走了。渐渐远去的桅杆告诉我，驱逐舰并没有像我开始想象的那样沉没。我心里反倒坦然安定了，心想，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回来找我的。我还想其他几个伙伴中也许有人上了另一条木筏，这是完全可能的。木筏上并没装淡水和食物，事实上驱逐舰上的木筏都不装给养，舰上除了小艇和捕鲸艇外，一共有六条像我抓住的那样的筏子。我想，既然我抓住了其中的一条，那么伙伴们也会抓住另外的筏子，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也许驱逐舰正在寻找我们。
突然我看到了太阳，正午的太阳，刺眼而又炽热。我尚未完全清醒过来，木然地看了看表，指针正好是在12点上。
孤独一人
在驱逐舰上，路易斯·伦希福最后问我时间是11点半。11点50分我又看过表，那时还平安无事。我在木筏上看表，是12点整。从我在驱逐舰后甲板上看表到我上了木筏，试图救起我的同伴，到后来我一动不动地站在筏上，看着空旷无际的大海，听着呼啸而过的风声，心里想着至少还有两至三个小时才能有人来救我，发生的这一切前后只有十分钟，而我却觉得已经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
“两至三个小时。”我这么估摸着。对独自留在海上的人来说，这段时间无疑是太长太长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准备耐心地等待。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到了下午3点还不把我渴死？！太阳在头上炽燃着，开始烤晒我那布满盐花的干枯的皮肤。刚才掉下水时，我的帽子也掉了，我用海水湿了湿脑袋，然后坐在木筏的边沿上，等待着人们来救我。
只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右膝盖隐隐作痛。我穿着一条厚实的蓝咔叽布裤，都湿透了，费了好大劲，才把裤腿挽到膝盖上面。一看吓了一大跳，在膝盖下面，有一处半月形的伤口，伤得很深。不知是在舰上碰到救生艇时受伤的，还是落水时划破的，反正是坐在木筏上才发现的。尽管那时还感到火辣辣的疼，但是伤口已经收干，不出血了。我想是因为海水里有盐的缘故。我下意识地开始清点物品，想知道在孤独的大海中漂流的时候自己还有些什么。首先，表还在，走时也相当准确，我每隔两三分钟就要看一看。去年在卡塔赫纳买的金戒指也在，此外，在卡塔赫纳从另一名水手那里用35比索买来的带卡门圣女像的项链也还在。口袋里除了舰上衣帽箱的钥匙和三张卡片——这是一月份我和玛丽·阿迪斯去莫比尔一家百货商店买东西时人家给的——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了。我无事可干，只好读卡片消磨时间，等着人们来救我。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三张卡片就像是海上遇难者装进瓶里扔到大海的用密码写成的求救信。如果当时我有只瓶子的话，肯定会像其他遇难者一样，把一张卡片装进去的。这样，等我晚上回到卡塔赫纳时，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件有趣的事告诉我的朋友们了。
独自一人在加勒比海上度过的第一个夜晚
下午4点钟，风小了。我的眼前，除了海水天空就是天空海水，其他什么都没有。过了两个多小时我才发觉木筏在前进。实际上，自从我爬上木筏后，它就一直在风的推动下，笔直地往前走，我就是用桨划也不会这么快。不过，我对自己究竟在哪儿，正朝哪个方向走，都一无所知。我不知道木筏是在朝岸边前进呢，还是在走向加勒比海的深处。但我觉得正在走向加勒比海深处的可能性更大些。我始终认为大海是不可能把离岸200海里的某件东西送到岸边的，更不要说这件东西是一个坐在木筏上的活人。
开头的两个小时，我的脑子每一分钟都在追随着远去的驱逐舰。我想如果它给卡塔赫纳发去电报，肯定会报告发生海难的准确位置，岸上的人接到电报后，就会派飞机和直升飞机来搭救我们。我估算了一下，用不了一小时，飞机就会出现在我眼前，就会在我头上盘旋。
下午一点半，我坐在船上，注视着天空。我把三支桨统统解了下来，放进木筏中央，只要飞机一出现，我就朝它划去。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流逝，那么的缓慢而又令人难熬。炽热的阳光烘烤着我的脸颊和后背，嘴唇沾了盐后裂开了，火辣辣地疼。不过那时我既不感到口渴也不感到饥饿，唯一的需要就是快来飞机。我这样盘算着： 飞机一出现，我就设法朝它划去，当它飞到我头顶上空时，我就站在筏上，用衬衣给他们打信号。为了事先有准备，为了不耽搁一分一秒，我把衬衣纽扣全都解开来，坐在筏沿上，四处张望，注视着天际，因为我不知道飞机会从哪里钻出来。
就这样到了下午2点，风继续呼啸着，透过风声，我又听到了路易斯·伦希福的呼喊：“胖子，划到这边来！”声音是那么清晰，好像他离我只有两米远，正在设法想抓住我手中的桨。我知道，这以后，每当海上刮起大风，每当海浪拍打岸边的礁石时，我都会听到他那熟悉的声音。我会一次又一次听到路易斯的呼叫：“胖子，朝这边划！”
3点钟了，我开始感到失望。我知道，这时驱逐舰已经停泊在卡塔赫纳的码头上。我的同伴们正为回到家里欣喜若狂，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分手回到各自家中。但我觉得他们都不会忘记我。这个念头给了我力量和耐心，一直等到4点钟。如果说他们在海难发生的当时没有向国内发电报，也不知道我们落入水中的话，那么当军舰靠岸时，当全体水兵在甲板上集合时，他们会发现我们不见了，最迟3点钟就该发现我们不在舰上，随后就会马上发出通知。无论飞机起飞前要耽误多少时间，半小时内总该出发了，现在应该朝出事地点飞来了。这样，4点钟——最迟不过4点半——飞机就会在我头上盘旋。我遥望着远方，不停地看呀看呀。风停了，我觉得自己被一种沉闷的巨大的声响包围着。只是在这时，我才没有再听见路易斯·伦希福的呼叫声。
不寻常的夜
起初，我觉得只身一人不可能在海上待三小时，但是，到了5点钟，在等待了五个小时之后，我觉得还能再等一个小时。这时已是夕阳西下，太阳变得又红又大了。于是我开始有了方向，现在可以判断飞机将从哪里出现了。我把太阳置于左侧，坐得端端正正，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正前方。按我的判断，卡塔赫纳就在那个方向。一小时后，眼睛疼了，但我还是盯着前方。直到天空变黑，我还以不服输的劲头执拗地观望着。虽然天黑后不可能再看到飞机，但在听到它的马达轰鸣声之前，应该先看到绿光和红光朝我飞来。我盼望着红光和绿光的出现，却不曾想到，在夜幕下从飞机上是无法看到我的。突然，天上霞光万道，我的眼睛依然盯着远方水天相连的地方。渐渐地，天空由红变成深紫，我还在观望着。终于，在木筏的一侧，我看见了第一颗星星，它像一块黄灿灿的宝石，端端正正地嵌在绛紫色的天空中。它好似一个信号，不多一会，浓黑而又巨大的夜幕便笼罩了整个大海。
当我意识到自己已被黑暗包围，伸手不见五指时，第一个感觉是非常害怕。海水拍打着筏沿，我听得出木筏在慢慢地、不知疲倦地前进着。在黑暗中我才发觉白天的孤独算不了什么。夜色中，坐在木筏上却看不见木筏的形影，但是能感觉到它在无声无息地移动。在它下面，是深邃的充满奇特动物的大海。这时我感到更加孤独和寂寞了。为了驱走寂寞，我看了看手表。7点差10分。又过了好长时间，好像有两三个小时了，7点差5分。当分针走到12时，才7点整。那时繁星布满了天空。可我觉得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应该是清晨破晓了。我还是急切地盼望着飞机的到来。
寒冷开始向我袭来。坐在木筏里，衣服一分钟也干不了。即使坐在筏沿上，两条腿也还是泡在水中。因为筏身像只悬在水里的筐子，吃水50公分深。晚上8点钟光景，在水里倒并不觉得那么冷。我知道只要躺在筏上，就可免遭海兽的袭击，筏底装有保护网，使海兽无法靠近。在学校里老师是这么讲的。不过那是在下午2点钟，和40个同学一起坐在凳子上听训导员在一个缩小的木筏模型上做示范，讲解如何免遭海兽袭击的方法的。当时我是相信他的话的。但是现在是晚上8点，我孤单单地一个人在海上漂荡，眼看快没有生存的希望了，再想想训导员的话，觉得简直不合情理。我知道自己的下半身陷落在只属于海兽，而不属于人类的世界里。尽管凛冽的海风撕咬着我的衬衣，但我还是坐在筏沿上，一动都不敢动。训导员说过，筏沿是整条筏中最不安全的地方，而我却觉得只有在那里才能远远地离开海中的怪兽： 这些陌生的庞然大物，正在悄然无声地和木筏一同前进。
那天晚上，要想认出小熊星座可真不容易。密密麻麻的星斗如同被摔得粉碎的镜子，无边无际。我还从未见过这么多的星星，几乎布满了整个天空。一找到小熊星座，我就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不知为什么，当我看着小熊星座的时候，心里就感到踏实些。在卡塔赫纳，当允许上岸时，我们常常来到孟加桥上，一直坐到黎明时分。在同伴的吉他伴奏下，拉蒙·埃雷拉会模仿达尼尔·桑托斯唱起歌。我坐在石块边上，沿着拉波帕山往上看时，总能找到小熊星座。此时我坐在筏沿上，仿佛回到了孟加桥，拉蒙·埃雷拉和我坐在一起，正在吉他的伴奏下放声歌唱，小熊星座似乎就在拉波帕山上空，而不像在离陆地200海里远的海域上空。当我想到现在在卡塔赫纳大概也有人正像我一样观望小熊星座时，便感到不那么孤单了。
第一天晚上平安无事，正因为如此，夜显得格外漫长。独自一个人坐在筏上，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心中怀着对海兽的恐惧，一刻不停地看着手上夜光表的情景，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2月28日的晚上——这是我在海上度过的第一个夜晚——，整整一夜我每分钟都在看表，这简直就是受刑。有一阵子我实在受不了了，曾决心把表摘下来揣进口袋里，免得再看它时难受。差20分9点。我觉得坚持不下去了。我并不感到渴，也不觉得饿，对坚持到第二天白天飞机来，还是充满信心的，但是我想这只手表会使我发疯的。在烦躁焦虑中，我把它从手腕上取下来，打算塞进衣兜里。就在我捏着手表的一瞬间，忽然觉得还是把它扔进海里最合适。可我还是犹豫了，我感到害怕，如果没有手表，会更孤单的。于是，又重新把表戴上，仍旧每分钟每分钟地看着它，就像下午我每分钟都注视着天际，盼望飞机到来一样，直到两只眼睛发疼。
午夜12点后，我真想哭。我连一秒钟都没合眼，不过倒并不想睡。就像前一天下午满怀希望注视着天空，等待飞机出现时一样，这天凌晨，我又满怀着希望，四处寻找船上的灯光。很长时间里，我的两眼都在搜索着海面。广阔的大海是那么安静，静得连一丝声音都没有。除了星光，我什么也看不见。黎明时天气更加寒冷了，但我觉得在下午日晒时，阳光已钻进我的皮肤，整个躯体像火焰般炽热，寒冷中它燃烧得更旺了。12点刚过，我感到右膝盖开始疼痛，海水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肉。但这似乎只是一种非常遥远非常模糊的感觉，我关心船上的灯光已胜过关心自己的身体。在那无穷无尽的寂寞中，在那沉闷的海水声中，要是能见到船上的灯光，我会立刻大声呼叫，不管相隔多远他们也能听得到。
(王银福译)
【赏析】
《一个遇难者的故事》的诞生颇具传奇性。1955年2月卡尔答斯号海上遭遇事故前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正在波哥大《观察家报》做记者。马尔克斯后来回忆说，最初贝拉斯科主动找到《观察家报》，要把他的故事卖给报社的时候，报社同仁并不很感兴趣。因为贝拉斯科曾经接受过采访，他的故事不知讲了多少遍，已经支离破碎，现在他很可能为了耸人听闻的效果，胡编乱造。但是报社的社长卡诺突然心血来潮，同意了贝拉斯科的要求，把他交给了马尔克斯。为了写好这篇报道，马尔克斯与贝拉斯科一起待了20天，每天交谈六小时，作了大量笔记。在交谈中，马尔克斯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有如圈套，来捕捉其叙述中的矛盾。如此努力的结果，马尔克斯终于写成一篇轰动一时的作品，这也是他文学生涯中第一部重要著作。这篇精彩的故事所引起的后果也是严重的： 由于故事揭出了卡尔答斯号装走私货超载的事实，引起独裁政府的报复，导致贝拉斯科离开了海军，《观察家报》被查封，最后马尔克斯也流亡欧洲。
故事是以第一人称方式叙述的，在最初由报纸连载的时候，署的是贝拉斯科本人的名字。这种手段笛福曾在《鲁滨逊漂流记》中使用过而效果奇佳，现在马尔克斯再次使用，效果仍然一样好。从新闻的角度看，《一个遇难者的故事》应该属于报告文学，但由于运用了自述形式，则难以称为规范的报告文学。从传记的角度看，故事表面上是贝拉斯科的自传，实质上却是马尔克斯为贝拉斯科所作的他传，其结果是徘徊在自传与他传之间。这种体裁上的含混性质，恰恰说明了马尔克斯的创意，也说明了这部篇幅不长的作品的复杂性。
贝拉斯科的经历虽然令人惊异，但由于当事人已经讲过多遍，已经是老掉牙的故事了，要想作品成功，必须重新讲述。如何重新讲述呢？马尔克斯的策略是： 以贝拉斯科的口吻，向读者提供贝拉斯科体验的全过程。换句话说，重新讲述的故事，必须比贝拉斯科以前的讲述远为翔实，细节越多越好。在阅读作品的时候，读者将会感受到，这一策略看似简单，却是建立真实感、从而产生新鲜感的最有效的方法。
《一个遇难者的故事》的精细描写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是人物动作。对贝拉斯科落水后抓住木筏的叙述，以及试图营救落水伙伴的叙述，正因为极其细致，所以极其逼真，也就显得惊心动魄。与动作相关的是环境。贝拉斯科眼看他的几个伙伴在奋力挣扎以后，一一从眼前的大海中消失，这时候，他的眼前只有清澈的海水，“风越刮越猛，咆哮着仿佛要把我的衬衣撕碎”。环境描写与行动描写密合无间，很好地表现了人物的处境。最重要的还是心理描写。贝拉斯科落难以后，外在活动只能是有限的，因此作品的关键是展示他的心理活动。而马尔克斯恰恰出色传达了贝拉斯科遇险时的心理过程，他的焦虑、恐惧、希望和失望。在等待飞机搜寻救援的时候，贝拉斯科不停地看表，由于每分钟都在看表，他觉得简直像受刑，他想把表扔进大海，又觉得没了表自己会更孤单，于是又把表戴上，仍旧每分钟看着它。这段描写使人物期待获救的焦灼心情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在心理描写方面，作品不光描摹了贝拉斯科的常态心理，更描摹了他的幻觉。贝拉斯科会清晰听到沉没在海中的同伴仍然在透过风声向自己呼喊。有好几个晚上，他都清楚地看见自己的一位好友坐在木筏的另一头，制服清晰可辨。通过这些幻视幻听的描写，作品写出了贝拉斯科经历的生死考验对他的心理冲击，写出了海难的悲剧程度，更写出了身处绝境中的主人公的求生意志。
马尔克斯加强可信度的方法，就是追求叙述的确切。一次他谈到《百年孤独》时曾说：“新闻写作并不总是能够应用到文学作品中。例如，如果你说看见天上飞着些大象，人们不会相信你。但是，如果你说天上有四百五十头大象，人们或许会相信你。”从这一说法，可以窥见马尔克斯新闻写作的诀窍。在《一个遇难者的故事》中，马尔克斯总是通过空间、时间、形状、色彩、声响、气味、触觉等的确定性描述，帮助读者建立真实感。通过这种方式，主人公的见闻感触，都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就连主人公的幻觉，也显得栩栩如生。
众所周知，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以“魔幻现实主义”享誉世界文坛的，但在《一个遇难者的故事》里，贝拉斯科的幻视幻听都不是魔幻笔法，而是生活事实。马尔克斯用传统的方式叙述，既没有夸大，又没有变形，而是忠实地讲述了贝拉斯科的经历。这一事实说明，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再现生活会比精心虚构更能达到文学效果。实际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任务，就是让贝拉斯科讲出一个好故事。贝拉斯科在海上漂流了十天却没有死，他在十天中究竟经历了什么？作家如果单凭想象，可能会想到贝拉斯科的饥饿、干渴、毒晒以及海水的浸泡之类，但却很难想象出这一类细节： 贝拉斯科装死捉到一只飞到木筏上的小海鸥，又因为难于下咽将它扔进海里；他用桨击打鲨鱼，却被凶悍的鲨鱼一口咬断；他将自己与木筏上的护栏绑在一起，不料木筏被打翻时，自己险些压在下面淹死。在十天时间里，贝拉斯科一心巴望获救，他一阵子乐观，一阵子绝望，一会儿兴奋，一会儿恐惧，在第十天早晨清晰地看到陆地上的椰子林以后，考虑到可能是幻觉，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可以说，《一个遇难者的故事》宛如一张拉满的弓，一直绷到最后。很难设想，如果没有马尔克斯的详细盘问，从贝拉斯科口中挖出了所有的过程和细节，单凭作家的想象，作品是否还能如此紧凑而翔实。
但这并不是说，马尔克斯在作品中没有使用复杂的文学技巧。《一个遇难者的故事》不是小说，却比一般的小说更具文学性。在故事的开头，通过贝拉斯科对电影《凯恩号哗变》的观感，设置了事故将要发生的悬念；通过叙述他的伙伴不知忌讳引起贝拉斯科的不安，加强了这种暗示。故事通篇是以回忆的口吻写成的，主体内容是即时性的描述，同时辅以回顾性的评论，在使读者充分体验贝拉斯科经历的同时，经常荡开一笔，与读者进行适度交流。主人公漂流海上时的回忆和联想，说明着当前处境的意义，使故事更加丰富，而作品的时间性维度，因之变得更加复杂。所有这些，加上马尔克斯刻意追求的海明威式的冷静、简洁的风格，都体现出这一非虚构作品的精心安排的文学策略。
(尹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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