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80岁了，我眼前呈现人生的广阔领域。我目光淡然地从一端望见最前的地平线上生活起步的情景。我感到我的人生历程和整个国家的思想轨迹断为两截，断裂自有其痛楚的缘由。
我们直接通往伟大的人类世界的桥梁，是当时的英国历史。印度的这位外来者，伫立在神圣的文学峰巅上，我们的切身感受中，它的真相逐渐暴露出来。当时，我们缺少寻求知识所需要的不同来源的足够川资。现在，传授各种知识的中心以不断更新的方式揭示世界的本质和其力量的奥秘，那些知识的大部分当时是鲜为人知的。自然科学的专家堪称凤毛麟角。通过英语熟悉和欣赏英语文学作品，是高雅情趣和博学多才的标志。日日夜夜，到处回荡着鲍尔克式的辩辞和麦考莱式的抑扬顿挫的语调；热烈地探讨莎士比亚的戏剧，拜伦的诗歌，以及政界名人的胜利宣言。诚然，我们开始探索祖国独立的道路，但心里总相信英国的开明。那种信念是如此坚深，以至于我们的先驱们一度认为，失败民族的独立之路，会因征服民族的仁慈而变得宽广。产生那种信念的背景是，英国曾经有过被压迫民族的庇护所，有过为民族尊严献身的志士仁人的尊贵的席位。我在接触过的英国人的品行中，看到人类友谊的纯真，因此怀着由衷的敬意，让他们坐在我珍贵的心座上。当时，帝国的疯狂尚未玷污英国人本性的友善。
少年时代我曾在英国学习，在议会内外的会议上听过约翰·白莱特的演讲。我从中听到了英国人隽永的心声。那演讲中昭示的宽广胸怀，超越一切民族的狭隘界限，影响深远，我至今记忆犹新。在“至美”迷途的今天，我依然珍藏着当年的回忆。
依靠别人固然不是光荣的事，然而，在阅历尚浅的年月里，我们看到的人性的崇高形象，哪怕是在外国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也敬重地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还是值得称道的。其原因在于，人最美好的东西，不可能囿于某个狭隘民族范围内，绝不是守财奴关闭的库房里的财物。所以我从中汲取了营养的英国文学的胜利号音，至今在我心田回响。
我们把“civilization”译成“萨维达”。其实孟加拉语中不容易找到与“civilization”完全对应的单词。我国古今使用的单词“萨维达”，种姓制度的鼻祖玛奴称之为“善行”，实为某些社会法规的限制。古代关于社会法规的观点，局限于狭小的地域。在沙罗萨迪河和特里斯帕梯河之间盛极一时的巴拉马波尔特国，把世代流传的仪式也叫做“善行”。这些仪式以风俗为基础，残酷而不公道。由于这个原因，盛行的礼教只重视我们的举止，蛮横地剥夺了心灵的自由。玛努在巴拉马波尔特国制定的善行标准，渐渐演化为民俗。我刚踏上人生旅途的时候，受过英国教育的知识分子心里，正蔓延着反叛外在礼教的情绪。只要读一读罗贾纳拉扬先生撰写的有关教育界现状的文章，就能明白这一点了。我们糅合文明理想和英格兰民族特性，用以取代善行。在我们的家庭中，无论是宗教观点、社交方式，还是理性的家教等方面，这种嬗变被全盘接受了。我就是在那样的文化氛围中出生的。我们天性的文学爱好，合乎情理地把英国人扶坐在高位上。这是我人生的第一阶段。之后，出现了异常痛苦的隔阂。我时常发现，承认文明是从心灵之泉喷涌出来的一些人，为欲望所驱使，肆意破坏着文明。
有一天，我冲破意蕴深厚的文学作品的包围，走到书斋外面。我面前印度民众的极端贫困是那样触目惊心。对于身心不可缺少的食品、衣服、饮用水和教育的严重匮乏，在世界上实行现代统治的任何国家，是不会出现的。而正是印度，一百多年来不得不为英国提供了大量财富。我专注地回顾文明世界的业绩的时候，无法想象打着文明旗号的人类理想会有如此悲惨的变态。最后我察觉到，这种变态暴露了文明国家对别国亿万群众的无限冷漠和鄙夷。
英国依仗机器动力维持其世界霸权，印度却被剥夺了充分使用机器的权力。我看到日本广泛使用机器，在各方面迅速富强了起来。我曾亲眼目睹日本的繁荣和日本国内的文明统治。在苏联的莫斯科，我看见劳动群众为普及教育、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不遗余力地工作，荡涤着辽阔的沙俄帝国的愚昧、贫穷和自悲自贱。他们的文明捐弃民族歧视，处处扩展着真挚的人际关系的影响。在莫斯科，苏俄出色的行政管理，令我赞叹不已。我注意到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群众之间，没有围绕国家权力分配爆发冲突；统治制度起着真正维护双方的共同利益的作用。目前，主要是两个国家——英国和苏联，拥有对其他许多国家施加影响的国力。英国一同扼杀其他民族的斗志，使之一蹶不振。但苏联政府与沙漠地区游牧的几个穆斯林民族建立了同盟关系。我可以作证： 他们从各方面强盛少数民族的努力是始终如一的。我读了有关的书籍，见过苏联政府尽力将他们培养成合作者的事例。这种政府的影响，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粗暴的，不会损害人性。那儿的统治，绝非外国势力的碾压机般的可怕奴役。此外，我看到觉醒的波斯国，被两个欧洲国家蹂躏的时候，千方百计增强自身的力量，终于免受欧洲的疯狂进攻的獠牙的啮啃。早先祭火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惨酷的拼杀，已在文明统治下完全平息了。否极泰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冲出了欧洲国家的阴谋之网。我衷心祝愿波斯国繁荣昌盛。在我们的邻邦阿富汗，教育和社会政策的意义深远的优越性尚未显露，但显露的可能性完好无损；唯一的原因，是炫耀文明的欧洲国家征服不了它。阿富汗在发展和自由之路上阔步前进。
印度胸脯上压着英国文明统治的磐石，坠入一筹莫展的停滞的困境。英国为牟取暴利，凭借武力，用鸦片毒害像中国那样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攫取中国的一部分土地。当我渐渐淡忘昔日那种悲剧的时候，又看见日本在侵吞华北。英国制定国家政策的权贵们，轻狂地把日本的强盗行径视为一件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之后，我遥遥地望见英国玩弄花招，凿毁了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基石；也望见一群英国人因西班牙的危境而投降。虽然英国人的慷慨在面临危亡的中国未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但当我看到他们的某些英雄为维护欧洲平民的独特个性而献身时，我不由地记起，我一度视英国人为人类的造福者，深信不疑地尊敬他们。
今日，我冷静地回顾了对欧洲国家的天然文明的信任逐步丧失的可悲过程。推行“文明”统治，导致印度目前最深重的灾难，不啻是缺少食品、衣服，令人悲哀的教育、健康水平的低下，还在于印度人民中间惨痛的自我分裂。类似的情形，我在印度之外的伊斯兰国家还没有见过。我们的危险在于，只把这种灾难归咎于我们的社会。这种越来越骇人听闻的灾难，假如在远离印度统治机器的僻静的所在，不靠挑唆加以培植，那么，就不至于造成印度历史上凌辱人格的不文明局面。印度人的才智在某个方面比日本人差，这是不可置信的。两个东方国家的主要区别在于，印度被侵占，推行英国统治，而日本不在任何西方国家的卵翼之下。外国人的文明，你愿意称之为文明的话，我深知它掠夺了我们的什么珍异。它手持棍棒炮制的东西，取名为法律和秩序，是地地道道的舶来货和护门神。西方国家的文明已没有慎重对待民愤民怨的耐心，它向我们显示的是武力而不是自由的本相。实际上，人与人的关系最为珍贵，堪称真正的文明，它的悭吝，严密阻塞了印度人民发展的道路。
我个人荣幸地结识了几位心地善良的英国人。我在别国的任何教派中不曾见到他们和我的纯洁友情。他们至今把我的信任与英国维系在一起。例如查尔斯·弗里伊·安德鲁斯先生，我有幸作为朋友，在身侧看到他是一位真正的英国人，真正的基督教徒，真正的世界公民。在死亡临近的时刻，他那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放射出熠熠光辉。我与印度感谢他有多种原因，私交则更使我对他感激不尽。青年时期，在英国文学的氛围中，我全身心地表达对英国的纯净的敬意，在耄耋之年，他协助我抹掉记忆中英国的狭隘和污点。对他的怀念和英格兰民族内在的崇高灵魂，是我心空闪闪发光的北斗星。我把他们当作挚友，认为他们是所有民族的友人。他们的友情是我一生中积累的一份宝贵财富。我觉得他们能从沉船中打捞出英国的伟大。若不与他们结识，不与他们朝夕相处，我对西方国家的失望，是不会受到抗议的。
最近，在整个欧洲，野蛮张牙舞爪，散布着恐惧。折磨人类的瘟疫，在西方文明的骨髓里复活，凌辱着人类灵魂，侵染着山川平原上吹拂的和风。处于无助的密不透气的苦厄中，我们难道不曾获得预兆？
物换星移，天道无常。英国迟早要放弃印度帝国。但它留给我们的是怎样的一个印度呢？一堆可怜的贫困的垃圾？一百多年的统治之河干涸之时，宽阔泥泞的河床承托着目不忍睹的荒凉？在人生的起点，我由衷地相信欧洲心中的宝藏是文明的贡献。可是在行将辞别人世之际，我的相信彻底破产了。
我坚信救世主即将诞生在贫穷困扰的茅屋里，我期待着他走出东方的地平线，携来文明的福音，对人们作出最可信的承诺。
我的人生之舟向彼岸驶去。背后的码头上，我遗留下什么？我看见了什么？历史残剩的微不足道的文明的废墟？不错，对人类失去信心是一种罪过，一息尚存，我满怀信心。我希望一场毁灭之后，满天的愁云惨雾荡然无存，从红日东升的地平线，铺展洁净的历史篇章。不可战胜的人民踏上恢复尊严的道路，排除万难，胜利向前。
我一贯认为： 断言人性的失败无可挽回，永无尽头，无异于犯罪。我留下的遗言是： 证明强权者耀武扬威、暴戾恣睢并非安全的日子已经来到。未来的岁月必将证实：
伟人冉冉降临，
遍野的芳草瑟瑟喜颤。
天国吹响法螺，
胜利的锣鼓响彻人间。
伟大的诞生日，
黑夜的城堡轰然倾圮。
莫怕！莫怕！莫怕！
在旭日喷薄的东山之巅，
这庄严响亮的呐喊
把新生活的美景展现。
胜利属于新的一代！
欢呼声回荡在明丽的蓝天。
圣蒂尼克坦 1941年5月7日
(白开元 译)
注释：
鲍尔克(1729—1797)： 英国政治家、演说家。
麦考莱(1800—1859)： 英国历史学家、作家和政治家。
萨维达： 孟加拉语单词，意谓文雅、文明。
罗贾纳拉扬(1826—1900)： 印度教育家。
查尔斯·费里伊·安德鲁斯： 泰戈尔聘请的教授。
【赏析】
泰戈尔的祖国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历史上产生了灿烂的文明，培育出了莎士比亚、狄更斯等世界级的大文豪，他们的作品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当这些文明的产物伴随着大英帝国以强势的姿态凌驾于它的殖民地文学、文化之上时，就天然地带上了一种“欺骗”的意味。文学是没有国界的，泰戈尔也认为：“人最美好的东西，不可能囿于某个狭隘民族范围内，绝不是守财奴关闭的库房里的财物。”但英帝国主义利用其文学、文化上的辉煌成就，利用人类天性中的文学爱好，在文明的外衣下包藏着奴役他国人民的野心。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泰戈尔写《文明的危机》是为了揭示这种文明的欺骗性。他通过自己对英国文明的认识过程，渐渐揭开了西方文明虚伪的面纱。年轻时热爱文学、向往文明的泰戈尔，真诚热爱着英国辉煌的文化成就。他生长于一个非常富于哲理与幻想的民族中，其文学创作继承了这个民族的思想文化遗产，带有哲理和幻想的气质。但在80年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他没有把自己关在象牙之塔中，不食人间烟火。印度人民的悲惨处境打破了他的幻想。当他走出书斋，走进现实世界时，同胞们水深火热的处境唤醒了他，同胞们的苦难撞击着他的心灵，使他认清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真实面目。意识到了英国这个所谓的文明国家对别国亿万群众的无限冷漠和鄙夷。正是压在印度胸脯上的英国文明统治的磐石，使印度坠入一筹莫展的停滞困境；正是来自英国的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使这个古老国家的人民陷入贫穷、愚昧之中。泰戈尔伟大的悲悯心灵促使他向自己的印度同胞揭露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深重罪孽，他要用自己的笔揭开殖民者的真面目。
悲悯是当初释迦牟尼成正果的动机，悲悯也是泰戈尔不辞艰苦的动机。对自己民族兴亡的关心，对周围的社会、弱小者、儿童和妇女的关心，促使他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揭露。他不只揭示印度被压迫、被剥削的事实，更揭露西方文明的虚伪、残酷。他深刻地认识到西方文明的堕落：“折磨人类的瘟疫，在西方文明的骨髓里复活，凌辱着人类灵魂。”他在80岁生日的时候写下这篇《文明的危机》，向世人揭示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的冒牌文明和他们对于东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的压迫和榨取，对打着文明的旗号发动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者表示极大的愤慨。他抗议英国的鸦片贸易，抗议法西斯的野蛮暴行，抗议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在他宽广的心胸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个性，对于被压迫、被奴役的人民，他是低眉慈目的菩萨；对于横行无忌、耀武扬威的恶人，他又是威猛怒目的金刚。
现代的西方文明是骇人的、贪淫的、残暴的，是自私的、自大的、猜忌的，它像飓风似的倾覆了人道的平衡，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这必然会引起各国人民的反抗。所以泰戈尔预言英国迟早要放弃印度：“我坚信救世主即将诞生在贫穷困扰的茅屋里，我期待着他走出东方的地平线，携来文明的福音，对人们作出最可信的承诺。”他鼓励在黑暗中的人们：“不可战胜的人民踏上恢复尊严的道路，排除万难，胜利向前。”他以至诚的力量，点燃了印度人民心中理想的光明。他去世7年之后，印度终于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而独立！
(陈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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