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放学或课间休息的时候，我都要到华盛顿大街去站上一会儿，透过窗上的栅栏凝望着那座房子的灰墙，因为那里面严密地收藏着知识的钥匙。
从孩提时代起，我就知道那座房子里保存着我曾祖父的藏书。
我曾经听父亲说起过那些藏书，他一直把自己身体垮了这件事情归咎于那次给藏书搬家。曾祖父在世时，那一万册图书一直放在圣灵街的家里。等他去世之后，子女们分了他的财产，而那部分藏书给了当大学教授的伯祖父拉蒙。
拉蒙娶了一位非常富有的太太，但是她不能生育，耳朵又聋，而且不通人情，使拉蒙一辈子都过得很不舒心。为了弥补夫妻生活的失意，他就随便跟所有能够弄到手的女人勾勾搭搭。他因为没有子女，在众多的甥侄当中特别偏爱我父亲。这不仅意味着我父亲可望继承遗产，同时他也必须承担义务。因此，当需要把那些书籍从圣灵街往华盛顿街他家里搬的时候，事情自然就落到了我父亲的头上。
据父亲说，整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把那上万册书籍搬光。他得爬到很高很高的架子上面去，把书搬下来，装进箱里，运进另一所房子，再重新整理分类，而且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灰尘扑面、飞蛾乱舞的情况下干的。书是搬完了，但他却一辈子也没有缓过劲来，但是这番辛劳是有报偿的。拉蒙伯祖父问我父亲：“等我死的时候，你希望我把什么留给你？”父亲毫不犹豫地回答：
“你的藏书。”
拉蒙伯祖父健在时，我父亲经常到他家去读书。从那时起，他就和一笔总有一天会到手的财产厮守在一起了。曾祖父很博学，他收集了人文学科方面的大量书籍，所以，可以说，他的藏书汇集了19世纪末叶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掌握的全部知识。与其说我父亲是在大学里有所成的，倒不如说他是从那批藏书里接受到了更多的教益。他常说，坐在藏书室里的一把椅子上贪婪地阅读着随手拿来的书籍的时代是一生中最幸福的岁月。
然而，我父亲却注定永将得不到那笔宝贵财富。伯祖父死得很突然，没有留下遗嘱，所以藏书和其他财产一起就都归了他的遗孀。再说，伯祖父拉蒙死在一个情妇家中，所以伯祖母对我们家，特别是对我父亲，一直怀着不解的仇恨。她根本不想见到我们，怀着满腔怨恨，独自躲在华盛顿街的房子里深居简出。过了几年之后，她把房子一封，就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亲戚同住去了。当时我父亲经常到那栋房前面徘徊，望着栅栏和封死的窗户，想象着依然摆在架子上面他从未读完的书籍。
父亲去世后，我继承了他的强烈的心思和希望。我的一位前辈怀着深厚的感情购买、收集、整理、阅读、抚爱、享用过的书籍竟成了一个既不关心文化又跟我们家没有关系的吝啬的老太婆的财产，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犯罪。眼睁睁看着它们落到最不识货的人的手里，不过，我仍然相信公理永存，总有一天它们必将物归原主。
机会来了。我听说，伯祖母杳无音讯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住了几年后，要到利马来呆几天，了结一桩卖地的事情。她在玻利瓦尔饭店住了下来，我三番五次给她打电话，终于说服她同意见我一面。我希望她允许我从那些藏书中挑点书，哪怕是几本也好，因为，我本来想对她说：“那些藏书原是我们家的。”
她在下榻的套间里见了我，还请我喝茶、吃点心。她的样子简直像一具木乃伊，但却搽着脂粉、穿珠戴翠，实在可怕得很。她实际上没讲话，但我猜得到，她从我身上看见了她丈夫、我父亲以及她所憎恶的一切事物的影子。我们一起呆了十分钟，她从我嘴中的动作中揣摩着我讲的话，明白了我那难以启齿的要求。她的回答毫无商量的余地，并且极其冷淡：“她的东西”什么也到不了我们家里。
她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不久就死了。她的亲戚继承了华盛顿街的那栋房子以及房里的所有东西，这样一来，藏书离我就更远了。实际上，那些书的命运必然是通过继承转户的渠道逐渐转到跟它们关系越来越少的人手里。他们可能是南方的乡巴佬，也可能是专营生产咸肉或从事鼠窃狗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无名之辈。
华盛顿街的房子继续封了一个时期。可是，继承它的人——莫名其妙，竟是阿雷基帕的一位医生——决定给它派点用场。由于房子很大，他就把它变成了学生公寓。我是偶然了解到这一情况的，当时我就要从大学毕业了，并且由于不再抱任何幻想，不再到那座旧房子前面去打转转了。
一天，一个和我要好的外省同学邀请我到他家去同他一起准备考试。我万万没有料到，他竟把我带到了华盛顿街那栋房子里。我以为那是不怀好意的玩笑，可是他却说，已经和五个同乡同学在那儿住了好几个月了。
我毕恭毕敬地走进房子，对周围的一切十分留意。门厅里有一位漂亮的太太，可能是公寓总管，我对她没有理会，只顾认真地察看里面的陈设，揣度着房间的布局，以便找到那些神奇的藏书。我没费力气就认出了直到那时我只是在家庭相册上见过的沙发、靠壁桌、绘画和地毯。不过，那些在相片上显得庄重和谐的器物，全都遭到了破坏，好像已经失去固有的光彩，而变成了一堆被不问及来历也不知其用途的人淘汰和糟蹋了的破桌烂椅。
“我的一个伯祖父在这儿住过。”我对我的朋友说。他看见我望着一个大衣架出神，已经显出有些不耐烦的样子，可是那个从前用来挂翻皮大衣、外套和帽子的衣架，现在却挂着掸子和抹布。“这些家具过去是我家的。”
他对我的表白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只是催我到他房间去准备功课。我跟着他去了，但注意力却集中不起来。我的想象继续在这幢房子里漫游，搜寻着那些看不见的书籍的踪迹。
“喂，”我终于忍不住对他说：“开始学习之前，你能告诉我藏书在什么地方吗？”
“这儿没有什么藏书。”
为了使他相信，我就告诉他说： 一共有一万册大部分从欧洲订购来的书籍，是我曾祖父收集起来的，我伯祖父拉蒙占有并保管过，我父亲拿过，并且还读过很多书。
“我在这房子里从未见到一本书。”
我不信，由于我坚持自己的说法，他告诉我也许医学系学生的房间里可能有一点儿，不过他从来没到那边去过。我们去到了几个房间，但只找到了一些破烂家具、扔在屋角的脏衣服和病理学讲义。
“那些书总得放在什么地方啊！”
像大多数外省的学生一样，我的朋友野心勃勃，而且粗鲁得很，对我提出的问题毫无兴趣。可是当我告诉他，里面可能有一些极其珍贵的法学书籍对我们准备考试非常有用之后，他就决定去问问唐娜·玛露哈。
唐娜·玛露哈就是我进门时见到过的那个女人，而且我没有搞错，正是她在管着公寓。
“噢，书呀！”她说：“可费了我的事了！有满满三屋子，全是老古董。三四年前我接管公寓时，真不知拿它们怎么办才好。我不能把它们扔到街上去，会罚款的。我让人搬到原来仆人住的房子里去了。还不得不雇了两个人呢！”
仆人的房间在后院。唐娜·玛露哈把钥匙交给了我，并说如果我愿意把书搬走，真是再好不过了，这样的话，那几间房子就可以腾出来了。当然，她只是说说笑话而已，要想搬走，我得要一辆卡车，一辆不行的话，得好几辆。
在开锁之前，我迟疑了一下。我早就料到等待着我的会是什么情景，我把钥匙插进锁孔，门刚打开，一大堆发霉的纸就呈现在了我的眼前。水泥地上，到处都是烂书皮和虫蛀的书页。要进那间房子，走是不行的，必须爬。书几乎一直堆到了天棚。我开始向上爬去，并且觉得手、脚都在向一种像灰尘似的松软的东西里面陷下去，刚要伸手去抓，立刻就散了开来。有时也会踩到某种硬东西，抽出一看，原来是皮革书皮。
“快出去吧！”我的朋友对我喊道：“你要得癌的。那里全是病菌！”
但是，我没有泄气，继续惊恐而愤怒地攀登着那座知识的山峰，但最后还是不得不改变初衷。那里除了知识尘埃之外，已经什么都不剩了。我朝思暮想的藏书已经变成了一堆垃圾。由于年深日久，无人问津、照管、爱护和使用，所有的稀世珍本全都被虫子蛀蚀或者自己腐烂了。多少年前曾经阅读过这些书籍的人已经长眠地下，但是却没有人接他们的班，所以，一度曾是光明和乐趣源泉的东西，现在已经化成一堆毫无用处的粪土。我好不容易才发掘出了一本犹如史前珍禽异兽的骨头一样奇迹般保存完好的法文书。其余的全都泯灭了。正像拿破仑的帽子放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其实要比它的主人更加没有意义。
(白风森 译)
【赏析】
人仿若生来就在寻觅所归之处，如雨水循环，四季更替，万物的生死复苏。人对根和家的追寻可以花费一生的气力，在这过程中不断和自然搏斗，和社会角力，与人周旋，为求得精神的最终安宁和满足。当毕生追逐的精神属地轰塌之时，人将何其可悲和痛心。
知识腐为尘埃意味着什么？灰飞烟灭，留下曾经存在过的苍凉证据，却再也不能为人掌握。当里贝罗一次次不由自主地走到伯祖父的房屋下，用他倔强坚毅的双眼望着栅栏和封死的窗户，渴望着有一天手握父亲渴望了半生的藏书，他从没有想到这个梦想会破碎得那样彻底。两代人的等待，得到的是最残忍的结果： 在愚昧和无知者的手中，最宝贵的财富腐烂、变形，只堆砌着带病菌的躯壳，痛诉着价值的消逝。
知识和文化在历史的叠加与演进中逐渐深厚，真理的光辉在无数智者和大无畏的人文关怀者的努力下照亮被黑暗遮蔽的双眼。令人遗憾的是，这份文化和真理的继承无法绝对自由。一切都必须借助物质载体才能流传后世，这不得已的局限无奈成了被破坏者利用的工具。
我们可以把对真理和文化的消解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意地践踏和歪曲，另一种则是愚昧的蹂躏。我们身处意识形态统治的世界里，文化的发言权必然掌握在当权者手中。福柯提出的话语权力概念清楚地揭露了被忽略了却一直存在于文化中的弊端。人们开始对西方文化的过去产生一种全新的看法，人们发现了现存的整个世界中文化格局里那些从前被忽略的特点。从赛义德的《东方学》开始，学者们逐渐深入发掘出一种全新的后殖民文化语境，一种文化霸权： 它把第三世界及各种族裔、弱势文化都纳入一个当权者统治的文化体系中进行阐释。这一做法必然导致对第三世界以至全球文化的歪曲和变形。这正是前一种对真理、知识和文化的消解。而里贝罗在《知识尘埃》中更为痛心地揭示出的是后一种形式的知识毁灭： 无知及愚蠢的破坏力不容小觑，它带来的后果往往更具悲剧性。
伯祖母怀着不解的仇恨而冷淡地拒绝了“我”讨索藏书的要求。因而，父亲花费整月搬运来并整理好的藏书最终成了他人的财产。这些人可能是乡巴佬，又或是市井小徒及无名之辈。这些深受作者珍视的宝物注定要腐化在那不见天日的房间之中。对知识和真理的无视切断了文化继承的锦线，也埋葬了先人闪光的智慧。这何尝不是配合着压迫者对文化的毁灭行为，何尝不是背叛。在保留知识文化的战斗中，仿佛只有自己艰辛应对。精神的寻根之旅只有作者一人行走，最终阻碍他前行的是大众的冷漠和麻木，是仇恨和无知。也许，冷冷的自嘲已是唯一的压抑愤怒与悲痛的方法了吧。
一个无根的民族何以在世界立足？它只能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空虚地四处飘荡。无视历史和传统的民族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生命本是条双向流淌的河，在过去与现实形成的波浪伴随下奔流向前。在这条河流里，寻找精神家园成为众多清醒而痛苦灵魂生存的目标。为空虚所折磨的灵魂希望回到最初的童真时期，仰躺在那剔出了虚假、肮脏和庸俗的光明辽阔的文化之光里，在真理和知识的启示下抵抗语言的压迫和思想的恐惧。
真理之光确实存在过，但现在却被封锁于黑暗的房间里。可悲的是，打开房间的钥匙掌握在愚昧麻木的人手中。他们用粗鲁和庸俗腐蚀知识的价值。当作者颤抖地打开那扇被人遗忘的大门，水泥地上，烂书皮和虫蛀的书页已经堆到了天棚。父亲和自己期盼了大半生的财富已成为一堆垃圾。恐惧、愤怒顿时像利剑刺进作者的胸膛。
作者魂牵梦萦的东西，最终化为了尘埃，化为了垃圾，那一刻的到来，意味着一次寻根之旅的终结，也留下无限的启示。里贝罗用深深的遗憾唤醒我们保卫历史、文化和真理的觉悟，这或许也是他在眼见无奈的现实后最希望得到的安慰。
(邢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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