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确是有偶然的凑巧。
这一次我于十一月十四日离开上海，在动身的前一天写了几首诗，其中有一首是：
十载一来复，于今又毁家。
毁家何为者？为建新中华。
因为距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我从日本逃回来，刚刚十年了。
到了香港之后偶然想起，十年前在这儿的六国饭店曾经做过一首诗，起句也正是“十载一来复”。
十载一来复，香港意旧游。
兴亡增感慨，有责在肩头。
这诗我是完全忘记了，这次不来香港，恐怕是永远记不起来的。
我算是三次来过香港，恰巧是十年来一次；第一次是一九二七，第二次是一九三七，这一次是一九四七。
第一次是参加了南昌的八一革命，在汕头失败，由神泉乘帆船漂流而来。
第二次是上海成了孤岛之后，从日寇的重围中脱出。
这一次呢，我也同样地获得了再生之感。
偶然的巧合积上了三次了。量的垒积要起质变，偶然要成为必然。
再隔十年我必然要回来香港。
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已经是人民的中国，而我这个中国的人民当然有绝对的旅行的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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