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以民为重
公元627年,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次子李世民接替父亲登上了皇位。当上皇帝以后,他开始感到肩上的这副担子实在不轻啊。
当时的唐朝,是在隋末天下大乱的基础上建立的。连年的战乱,使社会经济生活遭到严重的破坏。黄河以北许多地方,旷野千里不见人烟;江淮之间,田地里到处长满野草。全国人口只有300万户,只及隋朝极盛时人口的五分之一。
庞大的军队,众多的官员,只能靠苛捐杂税维持。老百姓受不了,只好弃地逃亡,流浪他乡。土地荒芜太多,又造成了粮食奇缺,长安粮价最贵时,一匹绢才能换到一斗米。
如何把国家从危机边缘解脱出来?李世民冥思苦想,逐渐悟出了“民为邦本”的道理。
他对大臣们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百姓,靠剥削百姓来侍奉君主,等于割自己的肉充饥。”
“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自己造成的,人君贪欲太多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多加重税收,税收加重了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国家就危险。”
“治国好比种树,树根牢固,树叶就茂盛了。所以,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于是,他听从大臣魏征与民“安静”的意见,采取了一系列利国利民措施:
第一是减轻赋税。对山东等一些受灾严重的地方,甚至免税一年。个别地区,他还安排救济饥民。
第二是大力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生产。
第三是想方设法增加人口。他派使者与突厥谈判,让其归还掳去的中原百姓;同时下令放逐长期被关在宫中伺候皇上的宫女三千人。另外,还规定凡是到了一定年龄未成家的男女青年,由州、县官帮助他们及时结婚。
第四是尽力克制自己的欲望。他提倡节俭,反对奢费,不但自己住在前朝留下来的旧宫殿里,不劳动百姓大兴土木,而且还规定了王公以下的住宅、车服、婚嫁等的标准,不准任何人超越规格。
第五是认真贯彻他父亲制定的均田制,实行计口授田,规定每个丁男应有田三十亩,努力使老百姓有田种,有饭吃。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他不但组织委派官员到各地“劝课农桑”,而且还亲自在宫廷后面开了几亩地,带头种起了庄稼,他的妻子长孙皇后见皇帝在“躬耕”,便也立即组织起后宫的妃子、宫女,学农村妇女的样子,养起蚕来。
皇帝和皇后的行动,不但对当时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而且通过亲身对劳动的体验,也使他们真正体会到了农业生产的辛苦,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同劳动人民感情上的距离。
有一次,他对即将分赴各地“劝农”的使者说:“我才试种了几亩地,就感到很疲乏。我想,农夫种田几十亩,终年不息,他们就更加辛苦了。所以你们列州县去,一定要亲自到田头垅间去看看,不得叫人迎送。如果送往迎来,误了农时,这样的劝农还不如不去。”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如果没有亲身的劳动实践,是说不出这番话的。
李世民登基当了太宗皇帝的这一年八月,夏天的酷暑还没有消去,连绵的秋雨就接着来了。李世民过去在战斗中多次负伤,每逢阴雨天气,伤处就隐隐作痛。有的大臣提议建一座高而干燥的新宫殿,让皇帝避潮湿。
李世民也希望改换一下住所的环境,当时也就同意了。可事后他找了几个工匠计算了一下耗费,需要花不少的钱。
李世民犹豫了,他想,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国库十分空虚,为了自己舒服,花这么多钱值得吗?他联想起汉文帝的故事来。当年汉文帝曾打算建一座露台,后来听说要花费一百斤黄金,就舍不得了,认为“一百斤黄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不想劳民伤财,就把那个项目停了。
李世民对建议修殿的大臣说:“我的功德不如汉文帝,但修殿耗费却超过了一百斤金子,这件事还是不要办了!”
由于李世民采取了许多有利于生产、有利于人民的措施,加之他本人能够以身示范,以民为重,爱护民力,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慢慢地复苏起来,并以较快的速度得以发展,终于达到了唐代政治、经济的最高峰,那就是历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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