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法庭雄辩

七君子法庭雄辩

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些爱国志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酝酿成立救国会的组织，以动员千百万群众起来参加救亡求存运动。国民党政府对此十分惊恐，力图以笼络手段窃取救国会的领导权。在屡遭救国会领导沈钧儒等人的拒绝后，恼羞成怒，转而采用镇压手段，在1936年11月22日深夜将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七人逮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在法庭上，“七君子”面析庭争，与审判当局展开了多次激辩。下面，是双方论战的一些片断：

审判长问：“你赞成共产主义吗？”

沈钧儒答：“赞成与不赞成共产主义，这个提法是滑稽的，我请审判长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从不谈什么主义。起诉书竟指被告等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不知检查官何所依据？如果一定要说被告等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爱国主义。”

沈钧儒：“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审判长的话，被告不能明白。”

审判长：“那么你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了？”

沈钧儒：“我想抗日求统一，当然是人人同意的。如果要说因为共产党抗日，我们就需要说不抗日；共产党说统一，我们就需要说不统一，这种说法，是被告我所不懂的。”

审判长见对方无懈可击，不得不转换话题，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共产党真能抗日吗？他们一面主张抗日，一面主张土地革命，你晓得吗？”

晓得共产党的主张，在审判长看来自然就与共产党有联系，对此，沈钧儒看得清清楚楚，他断然回绝：“这要问共产党员，我不知道。”

审判长还不死心，又问：“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吗？”

沈钧儒：“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

问：“组织救国会是共产党指使的吗？”

答：“刚刚相反，我们组织救国会，正是为了要共产党一致抗日。审判长这样的问话，是错误的。”

问：“救国会有共产党吗？”

答：“救国会会员很多，是否有共产党，无从知道。对于入会之人，不能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只问他抗日不抗日。并且共产党哪里会自己说自己是共产党呢？所以要问也问不出来。”

沈钧儒先生的“供词”，虚实相间，兼用回绝、回避、巧妙回答等各种应对方法，供证无懈可击，在救国会和共产党的关系这个最敏感、也是审判长急欲突破的关键问题上，对方也没有捞到一丝一毫的证据。其实，七君子中哪一个不曾和共产党打过交道呢？甚至于他们的亲戚好友之中就有共产党员，可是，他们不是青蛙，谁也不会自动往蛇口里跳。

1937年6月11日初审，审判当局没从沈钧儒等七个“被告”中捞到任何便宜。

1937年6月25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爱国犯”。

二审一共进行了7个多小时，“被告”们不仅按题作答，而且不断反质询，多次把审判当局问得张口结舌，面红耳赤。例如：

审判长问沈钧儒，是否煽动罢课？

沈钧儒反问：“罢课太多，究竟问的是哪年哪月哪日哪次？是全上海，还是哪个学校？是哪个煽动的？证据何在？与救国会有什么关系？……”

审判长问：“你们主张容共吗？”

李公朴反问：“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先生主张容共，实行容共，中山先生错了吗？连我们集会纪念中山先生援助日本纱厂罢工工人，也被列为罪状，试问你们要不要做中国人？”

审判长问：“你们主张联合共产党，是不是危害民国？”

史良反问：“好比一家人家，强盗打进门来，我们叫家里兄弟姐妹不要自己打自己了，首先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强盗，这有什么错？能说是危害民国吗？只能说是危害帝国——日本帝国主义，除非检察官是日本人，才会判我们救国有罪！”

审判长问：“《生活日报》说人民阵线和人民救国阵线是一样的，是不是？”

邹韬奋发问：“去年7月，一位读者来信中曾用人民阵线四字。我答复说团结抗日很好，但用人民阵线四字有毛病，不可再用，以免误会。起诉书反说我提倡人民阵线，岂非断章取义？”

审判长一直在局促不安。俟机出击的检察官，以为有了机会，突然起立，斥责道：“被告刚才说本检察官断章取义是不对的。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叫他出兵抗日，他没有中央命令，怎能抗日？并且他离绥远很远，事实上也不能抗日，本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被告不能随意指责。”

邹韬奋大声驳斥：“我刚才说断章取义是指人民阵线而言，检察官却牵涉到张学良问题上去了，真是牛头不对马嘴……”

辩护律师李文杰接茬说：“绥远和陕西是毗连省份，检察官说距离很远，实在太无地理知识。”

邹韬奋穷追不舍，又反问道：“我们打电报请张学良抗日，起诉书说我们勾结张、杨兵变，我们发了同样的电报给国民政府，为什么不说我们勾结国民政府？共产党给我们写公开信，起诉书说我们勾结共产党；共产党也给蒋委员长和国民党发公开信，是不是蒋委员长也勾结共产党？”

旁听席上一片笑声。检察官支支吾吾地说：“因为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引起西安事变，给国民政府的电报并没有引起兵变。”

史良反问：“比如一爿刀店，买了刀的人也许去切菜，也许去杀人，检察官的意见，是不是买了刀的杀了人要刀店负责？”

旁听席上又是一片笑声。

沙千里说：“给张学良通电，因为张是东北人，应该打日本，收得失地。至于西安事变是否因通电而起，应该去问张学良。”

于是，“七君子”的十多位辩护律师相继发言，要求传张学良出庭作证。检察官如坐针毡，推诿说：“不用传讯张学良，有询问笔录就行了。”其实，张学良此刻早已被蒋介石在溪口软禁起来。被告律师明知法院纵有包天的狗胆，也不敢去传讯，所以，他们趁此借题发挥，集中攻击检察官，训他办案不公，不虚心查证，罗织人罪……章乃器更是单刀直入，指着检察官挑战：“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是应当的，但我们更希望他能代表中华民族的人格，否则给他做一个中国人，也丢尽我们老百姓的脸！”

检察官大叫道：“这是恶意侮辱检察官，你叫什么？你叫什么？记入笔录。我要检举，我要起诉！”

旁听席阵阵哄笑。律师团全体起立，嘲弄地纷纷报名，检察官气得七窍生烟，仓惶失措的审判长只得大摇其铃，宣布暂时退庭评议。

半小时后，重新开庭，审判长只说了如下几句话：“关于请求调查西安事变与救国会关系的事，评议结果，决定向军事委员会调阅军法会审案卷及事变真相。其他请求无调查必要。退庭。”

他没有宣判定罪，甚至不敢宣布何时再审。事实上，这是最后的一次审讯，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一切都已是明明白白了。

就在审讯同时，全国各地一次又一次声援“七君子”的高潮汹涌而来……

终于，在1939年1月26日由四川省高等法院宣布撤销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