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眼识珠:魏作考课之法》三国谋略智慧大全

《慧眼识珠: 魏作考课之法》三国谋略智慧大全

曹叡对华而不实的士人深恶痛绝，下诏给吏尚书卢毓说： “选拔举荐人才时，不要唯名是取，名声如同地上的画饼，只能看不能吃。”卢毓说：“凭名声选拔，不足以得到奇异的人才，但可以得到一般的人才;一般的人敬畏教化，仰慕善行，然后才会出名，不应当痛恶这样的人。我既不能够识别奇异的人才，而主事官吏的责任又是根据名次按常规任命官职，只有从以后的实际中检验了。古代以上奏陈事考察言谈，用实际工作考察能力。如今考绩的办法已经废弛，只有凭借赞誉或毁谤的言论决定晋升或罢免，所以真假混杂，虚实难辨。”曹叡接受了他的建议，颁布诏书让散骑常侍刘邵制定考课法。刘邵制定《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下诏让百官讨论。

司隶校尉崔林说：“《周宫》考课之法，条例已十分完备了。从周康王以后，就逐渐废弛，这就说明考课之法能否保持完全看人的掌握。到汉代末年，失误岂止在于佐吏的职责不详密!如今军队或聚或散，减增无常，本来就很难统一标准;况且万目不张，就要拉住它的纲绳;裘毛不整，就要抖动它的衣领。皋陶在虞舜的手下做事，伊尹在商王朝供职，邪恶的人自会远离。如果大臣们能尽到他的职责，成为百官效法的榜样，那么谁敢不恭恭敬敬地尽职尽责，难道在于考核吗?”

黄门侍郎杜恕说：“公开考核官员的能力，三年进行一次考绩，确实是帝王最完善的制度。然而经过六个朝代，考绩办法显得不重要了，经过七位圣人，考核条例也没能流传下来，我的确认为这是他们的原则可以粗略的依据，详细规定很难一一列举的缘故。俗语说： ‘世上有恶人，没有恶法。’如果法制是万能的，那么唐尧、虞舜可以不必需要后稷、子契的辅佐，商朝、周朝也不会以伊尹、吕尚的辅助为可贵了。而今主张考绩的人，陈述了周朝、汉朝的所说所为，缀叙了汉代京房考功课吏法的本义，可以说是使考课的要旨更加显明了。盼望用这种办法崇尚谦恭推让的世风，振兴济济相助的治绩，我认为还不是尽善尽美。打算让州、郡举行任官考试，必须经由四科，都有实际成效，然后保举，经官府考试征用，任为地方官吏，根据功绩补升为郡守，或者增加禄秩，赐与爵位，这最是考核官吏的当务之急。我认为被任职的官员应当使他们的身份显贵，采用他们的建议，命他们都分别制定州郡官吏考核办法，切实施行，确立信赏必罚的制度。至于三公九卿及内职大臣，也应当都就他们的职务进行考核。古代的三公，坐在君王身旁讨论治国大道，内职大臣，时时弥补君王的疏忽和错误，再小的善行也要记载，再小的过失也要纠正。况且天下如此之大，大事如此之多，绝非一盏明灯就能照亮每个角落，所以君王好比是头脑，大臣好比是四肢，必须明白同属一体、互相依赖才能成事的道理。所以古人说廊庙所需的木材，绝非一根木头就能支撑，帝王的宏大事业，绝非只靠一个臣僚的谋略。由此看来，怎么可能只靠大臣守职尽责办理课试，就可以使天下太平和乐呢?即使是能够容身保位、没有被解职罢官之罪而为国尽节的人，也处在被怀疑的形势中，公道没有树立起来，挟私攻讦却成为风气，这样即使是孔子来主持考核，恐怕也不能发挥一点点才能，何况世俗的普通人呢?”

司空掾北地人傅嘏说：“设置官吏分担职责、管理人民财物，是治国的基本工作。依照官职考察官员的实际工作，依照规章进行督促检查，是治国的细微末节。大纲不举而抓细小之事，不重视国家大政方针，而以制定考课之法为先，恐怕不足以区分贤能和愚昧，显示不出明暗之理。”于是，久议不决，此事竟没有实行。

起初，右仆射卫臻主持推举选拔人才的工作，中护军蒋济给卫臻写信说：“汉高祖遇见逃犯，任命为上将;周武王延聘渔夫担任太师，平民百姓甚至奴仆可以登上王公之位，何必墨守成文，非得考试以后才能任用?”卫臻说： “不然。你想要把牧野大战比同于周武王、周康王时代，把汉主斩蛇起义比同于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好出乎常规的举动，开提拔奇才的先河，将会使天下混乱起来。”

卢毓议论人才及选举之事，都是优先考虑德性品行而后再谈才干。黄门郎冯翊人李丰曾经就这个问题问卢毓，卢毓说：“才干是要用来行善的，所以大才干能够成就大的善行，小才干能够成就小的善行。如今只说是有才干而不能行善，这样的才干是不适合做官的!”李丰佩服他的见解。

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精通用人韬略更重要的了;然而识别人才的办法，连圣贤也感到困难。所以只好求助于舆论的毁谤或赞誉，于是个人爱憎、感情争相掺杂进来，使善良和邪恶混淆;用功劳簿进行考核，于是巧诈横生、真假不明。总之，识别人才的根本在于主上的至公至明而已。居上位的人至公至明，那么属下能否胜任就会清清楚楚地反映在眼中，无所遁形。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绩之法，恰好能够成为循私、欺骗的凭借。

为什么这样说呢? 所谓至公至明，是要出自内心，所谓功劳簿，反映的是外在表现，自己的内心都不能理正，而要去考察别人的表现，不也很难吗? 居上位的人，如果真能做到不以亲疏贵贱改变心思，不因喜怒好恶改变意志，那么，想要了解谁是擅长经学的人，只要看他博学强记，讲解精辟通达，那他就是饱学之士了; 想要了解谁是执法人才，只要看他断事曲直真伪，不使人含冤受屈，那他就是善于执法了;想要了解谁是理财专家，只要看他能使仓库盈实、百姓富足，那他就是善于理财了; 想要了解治军的将领，只要看他战必胜，攻必取，能使敌人畏服，那他就是善于治军了。至于文武百官，莫不如此。虽然要听取别人的意见，但决断在于自己; 虽然考核要看实际表现，但审察却要用自己内心。探讨实情而斟酌是否适宜，最为精密、最为细微，不可以言传，也不可以记载，怎么可以预先定出法规而委派给有关部门办理呢?

有人说： 君主的治理，大到天下，小到封国，里里外外的官吏成千上万，要一一考察任免，怎么能不委派给有关部门而独自承担呢? 回答是：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居上位的人，不只是君王而已;太守居于一郡之上，刺史居于一州之上，九卿居于属官之上，三公居于百官之上，如果各级都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自己的下属，君王也用这个办法任免三公、九卿、郡守，还会有什么烦劳呢?

有人说： 考绩之法，是唐尧、虞舜所制定，京房、刘邵不过是加以陈述及修订罢了，怎么可以废除呢? 回答是： 唐尧、虞舜的官吏，任职时间长，所担职责专，设立法规宽，完成期限远。所以姒鲧治水，历经九年尚未完成，然后才治他的罪;大禹治水，等到九州全部安定，四方土地都可以居住，然后才嘉奖他的功劳; 不像京房、刘邵的办法，考核官吏一米一盐的功绩，检查他们一朝一夕的成效。事情本来就有名同而本质不同的一面，不可不明察。考绩之法并不是只在唐尧、虞舜时才可能实行，而在汉、魏不可行，是由于京房、刘邵没有弄清根本问题而只追求细微末节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