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的人物简历简介,宋之的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宋之的是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我国现代戏剧运动发展史上颇有影响的作家。在他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里，给我们留下四十个剧本，一本小说集，两本散文、报告文学集，以及为数不少的杂文、评论作品。这些作品，继承发扬了“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以新的思想力量和清新质朴的艺术风格，为逐步成长的无产阶级文学增添了光彩，是我国文学宝库里的一份宝贵遗产。然而，在以往的一段时间里，对他的生平以及作品的系统研究却相当薄弱，本文仅就我们的粗浅认识，对他的生平与创作，作一轮廓性的概述。
一、苦难的时代“赠予”孕育着作家的成长
宋之的，原名宋汝昭，1914年4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丰润县宋家口头村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里。父亲宋锡功，是个文盲，深感没有文化的痛苦，决心培养宋之的读书，节衣缩食把他送进家乡小学。
1925年，家庭经济更加拮据，父亲无力供他继续上学，遂将其寄养到在绥远铁路工程处作录事的二伯父宋锡铭的家里，在二伯父的帮助下，宋之的进入扶轮小学，高小毕业后，考入绥远一中，仅读半年。1929年，蒋阎军阀大战在即，二伯父胆小怕事，将宋之的送回家乡。是年夏， 考入本县车轴山中学。
车轴山中学进步力量相当活跃，教师学生中均有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宋之的第一次接触到了李大钊等人的激进论文，阶级斗争和辩证唯物论的新鲜理论，对他革命思想的形成，起了启迪与熏陶作用。中学时代，宋之的即酷爱文艺，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经常翻阅《小说世界》、《小说月报》等杂志，对鲁迅作品以及创造社诸作家作品，往往读来废寝忘食。
1930年春，宋之的家贫辍学，只身赴北平寻找工作，为生计谋事，每日风尘仆仆，四处奔走，尽尝生活艰辛，对于世道不公，感触颇深。至此，创作前的准备，大体已具轮廓。
早年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使他更多地直接接触和体味到下层人民生活的不幸，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生活经验;贫困的家境，恶劣的环境，孕育了他对社会的愤懑情绪;在大量的新文学作品里，他吸取着丰富的文学营养;而进步思想的影响，又给他得以从比较进步的角度去研究、分析社会的罪恶现象准备了良好的思想条件。宋之的创作前准备的多元性，给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二、倾吐胸中积郁，反映悲惨人生
1930年夏，宋之的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俄文经济系读书，从此与戏剧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事实上，少年时代宋之的即喜爱戏剧，小学时即是校游艺会的活跃分子，排演过《葡萄仙子》之类小戏。中学时代，他积极参加学校的演剧运动，培养了对文艺的兴趣。但是，他从事戏剧事业的真正摇篮却在这里，在同学于伶、陈沂的影响下，参加“呵莽”剧社的反帝公演;之后，又顺应时代潮流，和于伶发起组织“苞莉芭” (俄文“斗争”之意)剧社，排演进步戏剧，这些宝贵的艺术实践给他后来的话剧创作，培养了难得的舞台感。1932年6月，宋之的加入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主编剧联机关刊物《戏剧新闻》，批判学院派“为艺术而艺术”文艺观，主张“戏剧反映人生，戏剧为贫苦阶层呐喊”。这种文学主张，很明显是“五四”以来文学研究会“人生派”现实主义文学主张的体现，宋之的文学思想的现实主义倾向是不言而喻的。
1933年，迫于险恶的政治形势，宋之的中辍学业，南下上海，参加上海左翼剧联，组织并领导“新地”剧社，从此开始了职业文学活动。他一方面在《民报》副刊“影谭”上发表影评，在聂绀弩主编的《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上发表杂文;一方面带领“新地”剧社和稍后组建的“大地”剧社两次赴南京演出反帝爱国戏剧，遭到国民党当局迫害，1933年8月和1934年8月，两次被捕入狱，均由剧联和进步人士多方活动，将之救出囹圄。1935年4月，应旧友张季纯之邀，北上山西太原;任“西北影业公司”和“西北剧社”编剧，为期一年，结识旧时代叛逆女性王苹，二人志同道合，结为终身伴侣。1936年春，阎锡山公开右转， “西北影业公司”和“西北剧社”濒临解体，宋之的被迫返回上海。
宋之的生活飘泊无定，政府迫害接踵而至，恶劣的社会环境换得了他对人生切实的认识，萌生了憎恨旧社会的激情的火焰，在他的早期作品里，都得到鲜明的反映。
宋之的文学生涯，开始于小说创作，1930年到1937年，他连续在《文学杂志》、《光明》、 《中流》、《人民文学》、《上海生活》等杂志上发表十八篇小说，后来大部分编入小说集《赐儿集》，都是“反映人生” “为贫苦阶层呐喊”之作。
宋之的农村题材的作品，直接取材于童年、少年时代的亲自经历，《孩子回来了》，甚至带有作者家庭变迁的痛苦投影。童年的回忆，总是带有天真烂漫的色彩，但他的目的，都是要把读者带进严酷的令人窒息的现实。儿时和“我”一起爬树采果，潜入苇塘摸鱼，果子黄时闪进草丛捉鸟的小伙伴，如今，在”整日、整月、整年”的“生活的威迫下被压榨着，压成碎沫，榨尽了骨和血”，成了困苦的无业游民。
阶级的压迫，如同“巨石”，压得贫苦农民喘不过气来，《挤兑》里的长工长得，被地主三先生勾结崔县长和商会银号，挤上一条家破人亡的死路，奄奄一息的长得发出痛彻心肺的呼喊： “这世界上还有讲理的地方吗?”
“这社会是一个漩涡，窝藏着各种各样的罪恶!” (《孩子回来了》)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铤而走险。《罂粟花开的时候》里，农民三娃子，被地保和禁烟委员逼入绝境，忍无可忍，在一个风雨之夜，跳进深宅大院，用铁锨劈死了敲骨吸髓的禁烟委员。
“我要吐出我的积郁，要卸脱这精神上的苦痛”。 (《孩子回来了》)宋之的的小说，正是带有血淋淋阶级印记、农民悲惨“人生”的“反映”，是对处于残酷统治剥削和沉重政治压迫之下、啼饥号寒、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贫苦阶层悲惨命运的“呐喊”。
他的小说，文字朴实无华，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那辽阔的田野景色，那农民粗犷的性格，那农村古朴的习俗，都为北方农村所特有。特别是浓郁的抒情性和鲜明的感情色彩，构成他早期小说一个重要的艺术特点，即使是反映城市生活的小说， 《抓》、 《期望》、 《伍秃子的故事》等，都篇篇如同散文诗。
《忌日》里的光珍，是个天真活泼，心地善良、纯洁的女孩子，睡觉时还要妈妈唱着催眠曲，作恶梦也会害怕得惊叫哥哥。然而，当日本兵在京城耀武扬威、飞扬跋扈的时期，她难忍愤怒，竟敢跳起脚来高喊“打倒日本鬼”!她被日本人攫住，压死在坦克下，日军反以“被侮辱”的理由，提出“要求赔偿损失”!日寇暴行，令人发指;小小光珍，多么可爱。在充满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里，蕴含着作者何等强烈的爱憎感情!
《一四一七》，是他小说创作中重要的一篇，发表于1936年《光明》二卷二期。这是作者集两次狱中生活见闻，直接塑造革命者正面形象的作品，不仅内容为同时代作家小说所未见，而且对研究作家思想发展也具有不寻常的意义。1417号犯人石开山是铁厂工人，具有坚定的革命信仰， “假使有一种思想在脑子里定型之后，我是不知道改悔的!”敌人施以毒刑，他始终坚贞不屈，是一条铁骨铮铮的硬汉子。然而对待同狱难友，则在政治上、生活上百般关怀，不啻一副慈母心肠。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写道：他虽然牺牲了，但是“只有他，为我发掘了人生最可贵的感情，最最真实的意义，至今，他永息在我心里。他将成为我毕生的良师益友。”
这篇小说，勿宁说是一篇现实生活的真实报告。一年后作者曾说：这篇作品， “下笔的时候，受了很大限制，” “不能如实地记录我那朋友的一切……他那钢铁一样坚强的意志，在我笔下，是打了很大折扣的。假使天气好的话，我也许会更自由的增删他吧!” (《赐儿集·后记》)不难看出，作者既是在倾吐胸中的积郁，也是对惨遭杀害的革命志士们表示真挚的崇敬与沉痛的哀悼。
1936年9月，宋之的优秀代表作，报告文学《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发表于《中流》创刊号。这篇影响广泛的佳作，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收获。作品严格遵循报告文学真实性原则，把阎锡山统治下的太原社会面貌生动地作了艺术再现。作者称之为“真实的报告”， “下笔的时候，也没有企图有一丝儿夸张”。 (《赐儿集·后记》)在这儿，阎锡山用来作点缀的虚假的民主与自由丝毫也不见了，到处袭来的是白色恐怖的阴霾。1936年阎锡山的太原市政府把全市百姓分为五等，出外必佩不同颜色与形状之“好人证”，军警犬视严查，稍有可疑立即逮捕。反动当局对所谓“共匪”惊恐万状，官方报纸连登公告奖励告发者，以致冤案迭出，人人自危。凡被捕者几无生还，胡乱审讯即绑赴刑场进行“杀人展览”以警效尤。太原城内， “嗅到”的，只是浓重的“死味”。春在哪里?作者寓意深长地说： “春被关在城外了。”灵石山一带，红军游击队神出鬼没，一个深夜，阎军上千人的团队，即被红军一二百人围歼缴械。结尾处，作者发出由衷的感慨： “我是多么怀念春啊!”
作品以简洁洗炼的文字和明讽
暗喻的表现手法，把鲜明的爱憎感情熔铸于对现实社会的理性分析之中，形成一种冷峻犀利的格调。在意境与画面制作上，采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将新闻剪辑和事件叙述作了有机的贯联，形式新颖，别具一格。既真实可信，又新鲜感人，诚如茅盾所评价：因为作品写了作家“最深切感受的生活经验，”所以“‘实生活’供给了他新的形式和技巧”，因而它比同时代某些同类作品就“强了许多倍”。①
这时期宋之的创作剧本有三： 《罪犯》、 《烙痕》、 《武则天》。《罪犯》写于1935年7月，是宋之的戏剧创作的开端，作品以他深入阳泉煤矿收集来的素材为题材，通过袁北里被资本家裁减失业造成的人生惨剧，刻画了袁北里和矿工刘建飞这两个不是罪犯的“罪犯”。作品对残酷的阶级剥削和社会罪恶，以及造成工人生活与精神痛苦的社会根源作了大胆的揭示： “厂主”才是真正的罪犯， “社会就是这伙强盗的窝主”!作品反映了劳动人民对罪恶社会的愤慨情绪，也表达了作者对社会本质的基本认识，也正是风云变幻的时代赋予作者激进民主主义的思想的体现。无疑， 《罪犯》便是以反映社会现实课题为主旨的现实主义作品。不过，作品在艺术上尚显幼稚，他戏剧创作的潜在才华的真正表露，还在于历史剧《武则天》。
《武则天》发表于1937年5月，是宋之的早期重要剧作。剧本不在于表述武则天一生的政绩得失，而着意刻画这个唐代怪杰聪明、刚毅、倔强的个性，比较集中地描写了“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下——也就是男性中心的社会下，一个女性的反抗与挣扎。” (《武则天·序》)
武则天的性格塑造，是放在封建社会里与男性的歧视、虐害的尖锐矛盾中，与其他几个女性形象类比的烘托里完成的。这些女性，出身、经历、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对生活的态度和对社会的认识，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老尼贪婪、刻毒而嫉妒;妙贞不满现状，思图反抗而又软弱犹豫;妙玉对生活充满憧憬，却又认识单纯，被骗不悟;王皇后忍辱偷生安于成命;韩国夫人碌碌无为，为宫廷点缀。唯武则天，则偏要“征服”“报复”那些“常常向女人要求良心”，而“他们自己却没有良心”的男人们，一心要“享有做人的权力”。为达此目的，她变态、反常，狠毒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她终于失败了。作品寓示这样一个道理：在不合理的封建社会里，遭受压迫与摧残的女性的反抗是社会的存在与必然，然而，倘无深邃的政治思想，仅凭个人英雄主义的方式进行恶性报复，就无法与强大的封建势力抗衡，其失败也是历史的必然。
《武则天》剧中人物语言富于个性化。人物语言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教养和气质，具有格外诱人的戏剧魅力，显示了作者刻意于人物性格塑造的美学思想。但是由于作品过分渲染了武则天为达目的不惜牺牲一切的凶狠手段，带来的效果是削弱了观众对武则天的同情，冲淡了作品的思想意义。该剧发表于国家危难之秋，显得于时代气氛不相吻合。后来作者说：处于萌芽状态的新演剧运动受着当局非常严酷的检查，想写的戏“非常难于落在纸上，” “这结果便形成了历史戏的抬头，”他承认， 《武则天》“在客观的事实上，是一种逃避”。①今天来看，作者的创作思想，显然受到环境的约束， 《武则天》一剧反映了他探索的足迹。它在艺术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思想内容也未脱离“戏剧反映人生”的现实主义道路。
概括地说，宋之的这时期的作品，是植根于现实生活的泥土之中的，但他毕竟是文坛新兵，处于现实主义创作的萌芽与探索时期，所以除一两部较成功的作品外，大多数作品在艺术上还很稚嫩，人物立体感较弱，小说结构似嫌松散，斧凿的痕迹明显可见。由于时代与思想的局限，作品虽然勇于提出问题，却不想明确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始终笼罩着浓重的压抑忧郁的气氛。
三、创作“英雄喜剧”，讴歌民族精神
1937年， “七·七”事变发生，随着中国历史翻到新的一页，宋之的的民主主义思想亦为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所代替，他的创作注意力，也由社会的阶级矛盾转向异常尖锐的民族矛盾。开始了一年有余的所谓“英雄喜剧”的创作阶段。
7月8日，宋之的在上海听到了芦沟桥事变的消息，愤慨异常。7月15日，在卡尔登剧院文艺界集会上，倡议并参与集体创作了三幕剧《保卫芦沟桥》。该剧场面宏大，气贯长虹，演出后博得社会强烈的反应。郭沫若亦奋笔题词作贺。
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保卫芦沟桥》一剧演出的强烈效果，是宋之的坚持创作战斗的“英雄喜剧”的重要因素。他对自己过去创作的剧本产生的“极为悲痛”的戏剧效果大不满意，认为：这类悲剧的“影响虽强烈，在演剧的当时可常常是使人窒息。在层层的现实悲痛遭遇里再加一层，其复映的结果常常使人不能忍耐，所以一种真实的喜悦，一种必胜的信心，在我们尤为重要。”(宋之的《旧关之战》，见《独幕剧集·序》)这便是他本时期戏剧创作的指导思想。
8月，上海“八·一三”炮火硝烟未尽，宋之的即以副团长的身分率领抗日救亡演剧一队，奔赴南京、武汉、郑州、洛阳、西安、陕川等地，作了为期四个月繁忙、紧张的抗日演剧宣传活动。12月初，再抵武汉，加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不久，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宋之的当选为常务理事。
1938年初，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应上江公司邀请，分批入川作抗日旅行公演，宋之的随行，驻足于国民党陪都——山城重庆。
从1937年7月至1939年初，在这暂短、匆忙、紧张、流徙的一年多时间里，宋之的以饱满的爱国热忱，笔走如飞地写下《黄浦江边》、《旧关之战》、《旗舰出云号》、《自卫队》(《民族光荣》)等十一个剧本，均为围绕抗战事件的“英雄喜剧”型，早期作品抑郁的气氛荡然无存，而呈现着热烈、昂扬、奋发的明快情绪。这些作品，大都以真实的抗战事件为原型。《黄浦江边》一剧取材于上海码头工人炸毁日军军火船的故事;《旧关之战》以李振西二十八团全体官兵旧关争夺战的壮烈事迹为蓝本;《旗舰出云号》则以我方军民炸伤日本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为依据。这些剧本，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给我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热情地讴歌了我国人民同仇敌忾、奋勇抗敌的英雄气概，展示了中华民族必胜的光明前景。但是，所写“大抵是印象，是速写，没经过琢磨，也没时间琢磨。热情淹没了人物，叙述多过于描写。”①从艺术上讲，比较粗糙，多半拖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当时有人批评这是“出气主义”，宋之的表示不能赞同。他认为：在全民族，正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自卫，而流血牺牲的时候， “英雄喜剧”就成为“最适宜”、 “最有力”的形式。②
平心而论，宋之的本时期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情绪，是和对国家、民族的命运的密切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主人公饱满的爱国感情，顽强的斗争意志，乃是民众情绪与民族精神的反映。毫无疑问，宋之的是一位有着强烈民族责任感的爱国主义作家。但是，这些作品，大多是服务于形势，匆忙赶写出来的“急就章”，依据材料，都属报刊记载或间接听来，缺乏亲身感受，因而有类型化概念化的缺陷。所以尽管人物、事件均属真实，思想情绪也昂扬饱满，却未能挖掘出生活的本质真实，很难说是成功之作。很显然，在现实主义创作的内容与形式统一方面，由于宋之的尚处于成长时期，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弊病。
然而，宋之的是一位虚心学习，勇于进取的作家，在他读了夏衍的著名剧作《上海屋檐下》之后，很快就认识到自己创作上的缺陷，表示要认真学习夏衍“那写实的创作方法”，克服“那取巧的恶习”，把以前的剧本写作， “当作学习过程中某一段落的结束，”(宋之的《旗舰出云号·序》)
“英雄喜剧”阶段的结束，标志着作家现实主义创作成熟时期的到来。
四、生活的激流里
1939年6月，宋之的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西北战场“作家战地访问团”，担任副团长，路经广元、宝鸡、西安、洛阳等地，跨过咆哮的黄河，深入中条山区，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行程数千里，历时五个多月，对前线军民作了大量访问，年底返回重庆。访问团此行，对宋之的思想及创作实践，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1939年10月至1940年8月，宋之的将访问团所见所闻，陆续写成《新生活》、 《新芽》、 《墙》、 《长子风景线》、《小夫妻》等五篇散文、报告文学，后均收入《凯歌》集。这是一组前线军民战斗生活的真实记录。抗战，是支配前线军民战斗的杠杆，也是联系人与人之间崭新关系的纽带。作者敏锐地把握住了抗战对于动员民众，转化人们精神面貌方面的巨大力量，这不仅在抗战前哨城市宝鸡，人民在新的“工会”组织形式下过着的内容充实的“新生活”里得到体现，在晋东南僻远的农村，反映得尤其明显。1938年夏，面对日寇烧杀淫掠的暴行，晋东南农民尚处于惊人的落后麻木状态。然而不到一年，民族解放的伟大力量，就使他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千年来的封建保守习惯被打破，青年农民参加游击队， “捉舌头”，镇压“二狗子”，烧汽车，扒铁路，扛回铁轨，锻造枪炮， “来追敌人的命。”(《墙》)妇女们剪了唐代的髻，贴标语，做军鞋，站岗放哨，斗争“二流子”，和男人平等地并肩战斗在一起。 “旧的毁了，新的却在生长着!”(《新芽》)正因为如此，长子前线，才呈现出一幅“奇怪的风景线”：城内，敌人动辄挨打，心惊肉跳地演着“甲鱼之技”，长子城荒草丛生，变成一座死城， “是我们替敌人造就的监狱”;而城外，那广袤的地区，则是人民的天下，在明媚的中秋之夜，军民联欢会开始了，田野里，抢收高粱的镰刀声和着精彩节目的掌声响成一片，英雄的人民，牢牢把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三年前的春天，在太原，作家感觉不到春意， “我是多么怀念春啊!”三年后的秋天，在晋东南，他感到了春的温暖，无限深情地写道： “秋天里，我想着春天，不是荒漠，乃是瑰丽……” (《长子风景线》)。
很明显，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已向纵深发展。宋之的深入到群众抗日斗争生活的中心，通过色彩缤纷的描写，采用对比鲜明的表现手法，着力挖掘人民群众精神的闪光。这种直接联系伟大抗战，揭示农民在时代精神感召下逐步觉悟的历史进程，以及精神力量转化为巨大物质力量的现实存在，是宋之的本时期散文、报告文学的中心主题，也是其现实主义创作的深化与贡献。
与此相联系，宋之的戏剧创作也发生了新变化。1940年10月，在《新蜀报》作家座谈会上，他发言说：“自从去年跟着访问团从前方回来以后，心境上另有一种黯淡的或苦闷之感，因为在怀疑，那能够使观众兴奋的作品究竟给了观众什么实际的影响，恐怕除了廉价的感情满足之外没有别的”。所以他主张，“一个作家在抗战初期的兴奋情绪已经过去的今天，应该更冷静，更深入的去观察现实，把握现实，”从而“给观众以更深的对于现实的认识……剧本必须使观众看了之后回家去睡不着觉，而不是睡得舒舒服服。”①作家创作指导思想的变化，导致他的戏剧创作实践沿着现实主义方向不断深化。这以后的剧作，从根本上摆脱了对生活简单的“取巧”的临摹，牢牢植根于社会生活的丰腴土壤之中，着力挖掘并表现生活的本质，艺术上也臻于成熟了。
1940年4月，宋之的与老舍合作多幕剧《国家至上》，这部描写回汉民族团结抗战的话剧，即获得帮助观众“更深的认识现实”的良好效果，老舍先生欣慰地说： “抗战文艺能有这么一点成绩，的确可以堵住那些说文艺不能与抗战结合者的嘴。”②
1940年9月，宋之的杰出代表剧作《鞭》(《雾重庆》)问世。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必须严肃地面对现实生活，并且把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作为头等的艺术使命。《雾重庆》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国统区大后方笼罩着淫靡大雾、散发着恶浊气息的罪恶世界的真实画图，是作家“更冷静，更深入的去观察现实，把握现实”的一部力作，标志作家现实主义创作的成熟。这部作品，也是我国现代戏剧史上及时揭露和抨击国民党腐败政治最早的成功之作，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重要的教育、认识意义。
《雾重庆》对社会罪恶的鞭挞，是通过对几个大学生命运悲剧的展示完成的。他们从北平日寇铁蹄下逃到大后方重庆，不想又堕入国民党统治的罪恶陷阱，在黑暗势力的压迫腐蚀下，淹没在生活的浊流里。作者精心组织戏剧冲突，安排情节结构，从人物性格的对比和人物关系的微妙变化里，对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作了冷静而认真的分析。林卷妤善良而富有理想， “在后方也要为抗战出点力量，”但是丑恶的社会并不需要她，由于自身意志的软弱，在生活的压力下，与环境妥协了，抄取生活捷径，掌灶开起小饭馆，自觉地走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被生活“压碎”了。老艾为人狷介而又自鸣清高，不善逢迎，为社会不容，贫病交加，抑郁而死。与他们的性格相映衬，苔丽为了养活年幼的弟妹，图慕虚荣，甘当交际花，出卖肉体与灵魂;万世修为了“要吃饭”，批相算命，在社会上招摇撞骗，这两个随波逐流的人物，都没有逃脱被驱逐，被抛弃的厄运。作者以简洁洗炼之笔，触及到人物内心世界的最深处，沙大干的变化尤其发人深省，这个“在北平的时候，每一次示威，我们都膀子勾着膀子，向警察的水龙头、刺刀、警棍冲锋”的朝气蓬勃，嫉恶如仇的青年，在这到处散发着腐霉臭气的重庆，终于经不起生活激流的冲击，被腐蚀，堕落为与国民党官僚袁慕荣勾结一道，大发国难财的民族罪人，由于思想感情的分歧，连爱人也和他分道扬镳，成了各奔东西的陌路人。 “这一切都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呢?”沙大千最后发出悲怆的呼号。这正是作者通过几个大学生不幸遭遇所要表达的潜在主题。作者从山城多雾的自然现象由表及里，借题发挥，生发开去，在意味隽永的浓厚戏剧气氛里，引导观众去深入思索并切实认识这样一个严肃而重大的社会问题：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没有阳光，阳光被雾遮着，这里，是魔鬼的欲窟，罪恶的深渊，是绞杀青年纯洁灵魂的杀人场!国民党腐败政治正是造成这伙青年沉沦的根本原因。作者通过富于蕴藉的艺术形象，对国统区腐朽社会作了彻底的否定! “雾重庆”一语，从此成了国民党陪都重庆的政治代名词。
如果说沙大千等几个人物是社会淘汰的变质沉渣，那么，林家棣却是险恶社会锻炼的不屈战士。诚然，她的形象塑造比较单薄，却是服务于全剧内容必不可少的人物，她走的道路与这群青年截然不同，她鄙视大后方“无聊”的生活，肩负起国家兴亡的“责任”，走上了抗日战线。显然作者在她身上寄托着希望，寓示了一条正确光明之路。作家在鞭挞社会，批判这群青年幼稚、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劣恨性的同时，又指出了正确出路，就加深了作品的积极意义，也是作家现实主义创作的发展与一大进步。
宋之的是一位热情洋溢的作家，然而在现实主义艺术之塔的攀援中，却又是一位异常冷静，不知疲倦，从不满足的作家，1941年新年伊始，他表示“不贸然就相信自己的成绩”，展望新的一年戏剧创作大致仍然“偏重于一般社会问题”。①这种谦虚谨慎的进取精神和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是他日后文学创作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稳步前进的有力保证。
1941年， “皖南事变”发生，蒋介石反共反人民面目彻底暴露，根据党的指示，宋之的暂避香港，与金山出面组织“旅港剧人协会”，演出《雾重庆》、《马门教授》、 《北京人》等，为揭露国民党反动面目，推动香港戏剧运动发展，作出了贡献。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宋之的与茅盾、邹韬奋等转赴桂林。1942年5月，再次到重庆，组织了著名的“中国艺术剧社”。
1942年年底，宋之的完成五幕话剧《祖国在呼唤》。作品以香港战争为背景，通过爱国志士不惜牺牲生命抢救“那些敌人希望得到，我们不能损失的人”的故事，反映了在祖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国家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这一严肃的社会问题。剧本的成功在于在民族矛盾的尖锐冲突中，多层次地展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作品细腻入微地刻画了医生陆原放怎样在严酷的现实和血的教训中，一步一步由一个人道主义者转化为爱国主义者的发展轨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革命者韦克恭，这个被茅盾称之为“永远活在我们心田”的“伟大人物造象”②的人，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他怀着复杂的感情深爱着过去的爱人、现在陆原放的妻子夏宛辉，但是他更懂得个人感情应服从国家与民族利益这个道理，抛开个人感情的羁绊，耐心启发陆原放去懂得“在敌人和我们中间是没有出路的”这一生活真谛，最后为抢救国家的有用人材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全剧结构严谨，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场景安排与人物调度井然有序，艺术手法成功地服务于内容，茅盾先生赞誉道：“可以从若干方面去处理‘香港之战’这题材，但是我以为《祖国在呼唤》是最能抓住中心最重要的一点而加以深刻表现的。”①
宋之的迅速成长起来了，他文学创作前进的步伐坚实而稳固，这不仅在稍后几个月与夏衍、于伶合作的话剧《戏剧春秋》里得到体现，而且从1944年创作的话剧《春寒》里再次得到证明。前者描写了一群戏剧工作者坎坷的生活道路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由于描写的是“曾经和正在生活着的，我们对之异常亲切和熟悉的人”，②所以写来得心应手，真实感人，以致连演五十余场不衰，创当时演出场次最高纪录。后者成剧于抗战胜利前夕，作品通过修建公共福利事业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告诫人们：抗战胜利的春气已现，但春意犹寒，反动官僚政客，无耻商绅流氓，犹如“垃圾”充斥社会。
然而春寒岂能持久， “垃圾”总要被大浪绝尽!作品对于帮助人们进一步认清社会本质，正确估计形势，增强斗争勇气，无疑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和积极意义。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宋之的回到阔别八年的上海，协助于伶恢复“上海剧艺社”，3个月后，应陈毅同志之邀，踏上了向往已久的苏北解放区充满阳光的土地，任山东大学教授。在解放战争的斗争风云里，1947年底，撤退大连，转赴哈尔滨，在东北文协工作，主编《生活报》。1948年3月，宋之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冬，随着全国战争形势的发展，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记者的身份，历经辽沈、平津战役，随军直至海南岛。1949年夏，作为解放军文艺代表团副团长，出席了首届全国文代会，当选全国文联委员，作协委员，剧协常委。
三年中，宋之的写下《群猴》、 《故乡》两个独幕剧。为配合东北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与张东川等人，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平剧形式创作新编历史剧《九件衣》，在平剧改革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大胆的尝试。《胶东半岛行记》、 《孔夫子的故乡》等散文、报告文学，取材于胶东解放区所见所闻，满怀激情地描写了明媚的胶东半岛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学习、劳动、充满战斗豪情的崭新生活和精神面貌，其内容与表现手法，已非以往同类作品可比了。
《群猴》，写于1946年冬，是一出揭露国民党竞选伪国大代表丑行的优秀独幕讽刺剧。作家别开生面的运用了夸张的讽刺艺术，将国民党各派系分子争夺鱼肉人民特权时的卑鄙肮脏灵魂淋漓尽致地剥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剧中蒋、宋、孔、陈各派群丑粉墨登场，为捞取选票，不惜重金， 抬出靠山， 互相攻讦，你争我夺，丑态百出，无异于在耍一场令人作呕的猴戏。剧作语言幽默犀利，人物自我暴露毫无廉耻与遮掩，再加之狭小场景的选择，即造成乌烟瘴气的恶浊气氛，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这一场群魔乱舞的伪国大代表竞选闹剧，正是蒋介石政权反动性质的有力写照。 “恶习变成人人的笑柄，对恶习就是重大的致命打击。”①该剧呈现浓烈的喜剧色彩，成功地达到了否定国民党腐朽统治的严肃目的。这部作品弥漫着浪漫主义气息。然而，诚如鲁迅所说;“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①《群猴》仍不失为现实主义杰作。
十年创作，证明了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求得了“成长”。或揭露，或歌颂，不论创作题材怎样变化，宋之的的笔，都没有脱离他熟悉的人、熟悉的生活。他创作的根须，在生活的沃土里尽量伸延，用日臻成熟的艺术手法，把生活的本质方面挖掘出来。越到后来，阶级观点越鲜明，政治倾向越明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胚芽，不用费力，即可能摸到了。
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百花园里的辛勤耕耘者
新中国成立后，宋之的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艺处长，创办并主编《解放军文艺》，直至1956年过早地辞世。
建国以后的那几年，繁忙的行政工作并未消磨他旺盛的创作热情，在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里，他辛勤耕耘着。新中国成长的每一历史进程，几乎都留下他文学创作的足迹。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宋之的两次赴朝访问，分别写下大型歌剧《打击侵略者》、话剧《保卫和平》;为配合三五反运动，写出揭发不法资本家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话剧《控诉》;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又创作了表现合作化运动的话剧《春苗》初稿;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作历史转换的时刻，又是他敏锐地认识到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意义，整理并写出介绍陈毅在赣南坚持三年游击战斗争史实的报告文学《难忘的三年》①，是建国后最早的一部描写老一辈革命家事迹的生动记录; 1955年，宋之的沿着当年红军长征路线作了一次长途访问，陆续发表《英雄的城》、 《井岗山速写》、《五岭风云》、《草地颂歌》等八篇报告文学作品，辑成《沿着红军战士的脚印》一集，以全新的角度歌颂了当日红军的伟大业绩，讴歌了今天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风貌，表达了作者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赤子之心。不仅如此，宋之的还创作新编历史剧《皇帝与妓女》，改编《西厢记》为越剧，并准备着手创作电影文学剧本《
杜甫传》，在贯彻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文艺方针，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方面，他是勇敢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四幕八场话剧《保卫和平》，这部较早反映抗美援朝伟大斗争的优秀剧目，标志了宋之的战争题材作品的新突破，亦是他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它以1953年美帝国主义破坏停战谈判，发动突然袭击为背景，围绕着一个朝鲜劳动人民家庭的悲欢离合，真实地描写了中朝人民并肩战斗，粉碎美、李战争挑衅，迫使敌人在板门店俯首签署停战协定的战斗历程，热情地讴歌了中朝人民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和志愿军崇高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我军高中级指挥员李国栋、崔恺，普通战斗员丁大勇以及朝鲜人民南北两春香——尹春香、金春香和金一禹等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即使反面人物，诸如李伪白虎团长白昌朴，美军军官史密斯、布洛克等，也都刻画得形神俱到，入木三分。剧本情节联贯，环环相扣，一气呵成，在洋溢着乐观主义的宏伟气势里，随处点染抒情之笔，在紧张、激烈的战斗场面中，又透露出轻松愉快的浓厚生活气息。鉴于该剧取得的思想、艺术方面的杰出成就，荣获了第一届全国话剧会演剧本奖，并很快被改编成电影，京剧《奇袭白虎团》，也明显地受到了他的影响。
《保卫和平》是作者献给人民的最后一束鲜花。1956年4月17日，宋之的因肝癌逝世，年仅42岁。他的过早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勤勉奋进的文学战士，对我国现代文学，以及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都是一大损失，周恩来同志赠送花圈 茅盾、夏衍、周扬、老舍、曹禺、甘泗琪等文艺界、军界著名人士、领导同志二十四人组成治丧委员会，为宋之的举行了隆重的葬礼。1984年4月，总政、作协、剧协举行“宋之的诞辰七十周年纪念会”，各界知名人士百余人参加，对他表示了深切的怀念。
宋之的在时代风云的斗争里度过了战斗的一生，研究他的文学道路不难发现，这是一条仿佛不合常规，却又合乎逻辑的道路。他咀嚼着生活的苦果走上文坛，早年先进的思想影响，使他在最初的创作《黎曙》里即反映出农民要“幸福”，就必须“打倒” “土豪劣绅”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倾向。在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洪流和进步戏剧运动的过程中，他的笔，没有离开过阶级矛盾或民族矛盾的中心，执著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热烈地追求民族解放的真理，很快地由一个爱国的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作家，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勇敢战士。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可以清楚地辨认出作家思想发展的轨迹，是和国家、民族命运相联系的。他的感情与情绪，始终是健康的、昂扬的、奋发的，这正是形成他创作风格的基本因素。
他的创作，遵循着现实主义原则，除了具有一般进步作家所共有的鲜明时代特点和战斗性之外，尤以抒情与人物性格刻画见长。在他的作品里，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互为映衬，栩栩如生，琳瑯满目，为我国戏剧舞台人物画廊增添了不少绝不会含混的、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宋之的从事的戏剧组织和演出活动，丰富的舞台经验积累和深厚的文学修养，使他谙熟戏剧艺术规律，注意从演员和观众的角度写戏，所以，一般来说，不论表现重大题材或者描写平凡事件，能照生活的逻辑，经过巧妙构思和布局，以生动活泼的戏剧语言，创造出吸引人的艺术美感;同时，浓郁的生活气息，明朗、饱满、昂扬、炽烈的思想情绪，形成了他独特的粗犷豪放的戏剧风格。当然，宋之的作品也存在着一些缺点，有的剧作在处理政治性与艺术性关系上，强调重视政治思想倾向，多少忽视了艺术的生动性，由于忽略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自身规律，甚至把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经验搁置起来，反而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但是，瑕不掩瑜，宋之的“忠诚于祖国，忠诚于共产主义，忠诚于文艺的一生”，为我国无产阶级文艺事业作出了出色贡献，无愧于“我国杰出的剧作家”， “共产党的优秀文艺战士”①这一光荣称号。
注释
附录一 宋之的主要作品集
《赐儿集》,一般书店1937年4月上海初版。
《武则天》,生活书店1937年6月上海初版。
《保卫芦沟桥》(集体创作),戏剧时代出版社1937年7月上海初版。
《罪犯》,上海杂志公司1937年10月上海初版。
《烙痕》(独幕剧集),上海杂志公司1937年10月上海初版。
《旧关之战》(独幕剧集),生活书店1938年2月汉口初版。
《民族万岁》(与陈白尘合作),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4月汉口初版。
《总动员》(与罗烽、舒群、荒煤合作),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7月汉口初版。
《旗舰出云号》,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8月汉口初版。
《自卫队》(《民族光荣》),《中苏文化》3卷5—9期连载。
《国家至上》(与老舍合作),《抗战文艺》6卷1—4期连载。
《鞭》(《雾重庆》),生活书店1940年11月重庆初版。
《刑》,大东书局1940年12月重庆初版。
《凯歌》(散文、报告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1年3月重庆初版。
《祖国在呼唤》,远方书店1943年2月桂林初版。
《戏剧春秋》(与于伶、夏衍合作),亚美图书社1943年11月重庆初版。
《草木皆兵》(与于伶、夏衍合作),未林出版社1944年4月重庆初版。
《春寒》,未林出版社1945年1月重庆初版。
《凯歌》(独幕剧集),上海杂志公司1946年6月上海初版。
《人与畜》(独幕剧集),光华书店1948年哈尔滨初版。
《九件衣》(京剧,与东川等人合作),上海杂志公司1949年7月武汉初版。
《皇帝与妓女》(京剧),上海杂志公司1950年5月武汉初版。
《爱国者》,上海杂志公司1950年7月武汉初版。
《控诉》,《剧本》月刊1952年2、3月合期。
《打击侵略者》(歌剧,与丁毅、魏巍合作),解放军文艺社1952年7月北京初版。
《沿着红军战士的脚印》,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2月北京初版。
《保卫和平》,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0月北京初版。
《宋之的剧作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北京初版。
附录二 宋之的研究论文要目
生平及创作总论
茅盾《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载1956年《解放军文艺》5月号。
于伶《谈宋之的》,载1958年《戏剧教学》第2期。
宋之的剧作选编辑委员会《〈宋之的剧作选〉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初版。
曲六乙《试论宋之的的剧作》,载1959年《文学书籍评论丛刊》第6期。
陈沂《怀念宋之的》,载1981年2月12日《文汇报》。
夏衍《之的不朽》,载1984年《新文学史料》第1辑。
刘白羽《惟有豪情似旧时》,载1984年《解放军文艺》4月号。
主要作品评论
《戏剧与电影》座谈会《谈〈武则天〉彩排观感》,载1937年6月19日上海《大公报》。
沈兹九《演〈武则天〉的必要性》,载1937年6月24日上海《立报》。
茅盾《论〈武则天〉》,载1937年《中流》半月刊2卷9期。
杜渐(陈沂)《关于〈武则天〉》,载1937年《中流》半月刊2卷9期。
杨之炜《从创作到上演》,载1937年8月7日上海《大公报》。
郭沫若关于《保卫芦沟桥》题词,载1937年8月7日上海《大公报》。
以群《观〈国家至上〉后》,载1940年4月7日重庆《新蜀报》。
洪深《看〈国家至上〉有感》,载1940年4月11日重庆《新蜀报》。
老舍《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载1942年《抗战文艺》8卷第1、2合期。
老舍《〈国家至上〉后记》,写于1940年5月18日。
老舍《<国家至上>序》,写于1945年秋,新丰出版公司1945年12月上海版。
李榕《关于<雾重庆>》,载1941年1月26日重庆《国民公报》。
于伶《<雾重庆>献辞》,载1941年9月6日香港《华商报晚刊》。
夏衍《香港剧运的再出发——祝<雾重庆>上演》;
茅盾《为了<雾重庆>的演出》;
以群《关于<雾重庆>的人》;
戈宝权《一点小感想——祝<雾重庆>的上演》;
钢鸣《<雾重庆>的意义》;
陆浮《谨以今日的本刊献给<雾重庆>的演出》;
以上均载1941年9月12日香港《华商报晚刊》。
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中国话剧选(二)·<雾重庆>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4月初版。
廖全京《谈<腐蚀>与<雾重庆>》,载1982年《抗战文艺研究》第2辑。
刘念渠《<刑>之我见》,载1940年12月29日重庆《新蜀报》。
茅盾《<祖国在呼唤>读后感》,载1943年2月8日《新华日报》。
夏衍《<戏剧春秋>后记》,亚美图书社1943年11月14日出版。
章罂《谈<;戏剧春秋>》,载1943年12月27日重庆《新华日报》。
夏衍、于伶《<戏剧春秋>新版后记》,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4月出版。
刘友瑾《论<春寒>的人物与主题》,载1945年3月26日重庆《新华日报》。
乐少文《五个战时剧本:评<春寒>》,载1946年《文艺复兴》2卷4期。
苏逢庐《评<皇帝与妓女>》,载1950年《戏曲报》2卷7期。
王子辉《也谈<皇帝与妓女>》,载1950年《戏曲报》2卷9期。
北风《是谁“控诉”——评话剧<控诉>》,载1952年6月9日北京《新民报》。
陈播《对于<是谁“控诉”>一文几点商讨的意见》,载1952年7月7日《光明日报》。
袁水拍《评话剧〈控诉〉和由此产生的一些意见》,载1952年9月3日《人民日报》。
陈其通《评话剧〈保卫和平〉》,载1956年4月7日《人民日报》。
①茅盾:《技巧问题偶感》,《中流》一卷一期。
①宋之的《抗战前的演剧运动》,《新蜀报》1938年2月23日。
①宋之的《谈抗战八股》,《抗战文艺》三卷二期。
②宋之的《论新喜剧》,《演剧手册》1939年5月。
①宋之的《从三年来的文艺作品看抗战胜利的前途》,《新蜀报》1940年10月10日。
②老舍《闲话我的七个话剧》。
①宋之的《我的一九四一年》,《新蜀报》1941年元旦增刊。
②茅盾《〈祖国在呼唤〉读后感》,《新华日报》1943年2月8日
①茅盾《〈祖国在呼唤〉读后感》,《新华日报》1943年2月8日。
②宋之的《戏剧春秋一解》,《新华日报》1943年11月14日
①莫里哀《〈达尔杜弗〉的序言》,《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4期第122页。
①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论讽刺》。
①由于种种原因,该文1980年始发表。
①茅盾《宋之的墓前告别仪式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