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静农人物简历简介,台静农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一、 “我的热血腾沸了”
安徽霍邱县叶家集，南临大别山，西濒史河，位于土地肥沃的小平原边缘。这里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先后培养出不少人才。二十世纪初期，这里又诞生了一颗颗文苑明珠，如蒋光慈、韦素园、李霁野、李何林、韦丛芜等，台静农就是其中之一。
台静农的祖父辈，在当地算得上是“大户人家”。祖父经商，有少量土地，在地方上颇有声望。以后家庭虽逐渐败落，尚不愁生计。台静农的父亲台兆基，学法律，曾在当地法院任职。母亲俞氏，识字不多，心地善良，操劳家务。1902年，台静农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台静农，字伯简，曾用青曲、孔嘉等笔名。
台静农的小学和中学阶段，正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由酝酿、爆发以至席卷全国的时期，也是中国知识界启蒙、觉醒的阶段。1915年9月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有力号角。它那猛烈抨击旧思想、旧文化，热情宣传民主与科学的威力，深深震撼了中国青年的心弦，即便像叶家集这样偏僻地区的青年，也深受影响，获得了新思想的启迪。当时，台静农正在本地刚创办的明强小学读书。他和李霁野、韦素园等同学一起，在学校掀起了一次次反对封建迷信的“风波”。第一次是力排众议，相互剪了辫子;第二次是破除迷信，推倒了校舍(火神庙)中的泥菩萨。1918年，台静农小学毕业，由于家境尚可，到汉口去上了中学。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要飞向更广阔的天地。中学未毕业，他又来到北平，1921年前后，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旁听生，后在该校国学研究所半工半读。从此以后，台静农进一步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致力于文学事业。一个新的时刻即将到来，一位年轻的作家正朝着中国文坛走过来。
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青年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促使他们从旧礼教、旧道德和旧的传统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去追求新道德、新思想和新的真理。他们开始思索人生的目的与意义，提出各自不同的答案，选择各自的生活道路。五四运动，决定了台静农一生的道路。他用自己的文学创作，无情批判了旧中国军阀割据与纷争的黑暗现实，深刻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表达了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深切关心，歌颂了优秀人物的奋斗与牺牲。
1922年1月，台静农的第一首诗《宝刀》，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诗歌抒发了对军阀混战的憎恶，对惨遭折磨的同胞的同情;决心要用宝刀去铲除战争恶魔，去拯救千百万受难的人民。诗人写道：
我的热血腾沸了!/我的灵魂愤极了!/我再不能有一刻的容忍了!/
……
诗中表示：
除了一个恶魔，/且作多一次的凯旋，/我愿继续的奋进，/永永不断的凯旋!/……
诗篇表达了人民渴求自由与幸福的愿望，体现了反侵略、反压迫的思想。但诗中个别地方，恶魔形象的象征含意显得朦胧抽象。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新起的文学团体和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据有关资料统计，1921至1923年间，全国出现了大小文学团体计有四十余个，期刊五十多种。1922年6月，一批青年学生和作家，他们身处四个城市(北平、杭州、上海和法国里昂)，由在北京大学学哲学而对文学感兴趣的党家斌最初发起，组成了一个新的文学团体，取名为“明天社”。当时在北平的台静农，是该团体十八位发起人之一。该社的宣言写道： “幼稚、沉闷，不是这种思想界的通病吗?但是又怎甘心灰了心、叹口气就算了呢?怎甘心醉生梦死的不闻不问呢?决不能的!我们要求文学界的成长的明天，光明的明天，发荣的明天”。 “所以我们不能不‘作’，不能不努力‘作’，我们的团体和刊物也就为这个办的”(《明天社宣言》)。宣言清楚地阐明了办社的背景和宗旨。尽管由于种种原因， “明天社”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然而对热爱文学创作的人来说，它无疑是一副兴奋剂。台静农就在这种体现“五四”思想倾向和文学主张的指引下开始了写作。
1923年10月，台静农以“青曲”的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负伤的鸟》。小说写一青年学生，在外求学六年，他原先胸怀抱负，要飞向“辽远的天空，莽苍苍的高处”，然而，随即被打断了“翅子”，成为“人间一个失望者”， “精神颓废”， “身体担着病伤”。他曾满怀深情，爱恋过莹表姐，无奈，她迫于父命，嫁给一个她不认识的男子。他感恩母爱之深情，不由联想到充当军阀炮灰的士兵母亲的哀痛。 他寻觅“东方的曙光重新来到了大地”，瞬眼间光明又变了黑暗。他痛心疾首，不能不迸发出疑问： “这种人生卑下的散文，是谁铺开了罪恶的纸?”小说中反映的思想情绪，正如台静农所指出的： “回想五四后的青年，感于朦胧的爱情，踏空的现实，闪灼的光明又捉摸不住，于是沉郁、绝望，如本篇主人终于走向死亡，这样周围于我左右的朋辈，最为习见的”(《台静农短篇小说集·后记》)。这是台静农用小说表达自己的思绪与愿望的第一次试笔。随后，他又写了揭露军阀混战的祸害、反映士兵痛苦生活的《途中》(1924)，写了借国事之名在交际场中“作点功夫”的无聊女性的《懊悔》(1925)等短篇小说。
1925年，台静农还着手于散文园地的耕耘。在《压迫同性之卑劣手段》一文中，作者以锋利的笔触，谴责了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借助反动军警迫害无辜学生的罪行。在《去年今日之回忆》中，台静农愤怒揭露了军阀给百姓带来的灾难，不论是田间劳作的百姓，抑或是普通的士兵，都一一在枪林弹雨中丧生。文章辛辣地讽刺道： “朋友们，我们应如何感谢年年的战争啊!”《铁栅之外》一文，则是反映五卅反帝运动的。文章先从中国人由“静而趋动”的议论，写到“英国人和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宰了几个中国人”的暴虐，进而详细描写了大学师生在执政先生住宅的铁栅之外，为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而举行的示威游行。作者以嘲讽口吻写道： “我们素以礼义立国的古邦，对此本可以宽容下去，不料居然也值得大惊小怪的闹起来，真太劳苦了”。文章讽刺和鞭挞了统治当局的腐败与昏庸，充分表达了人民的愤懑与怒火。
这时，台静农除了创作之外，还利用1924年假期回乡的机会，对淮南地区的民歌作了大量的收集和整理的工作。他先从家庭的范围扩展到集镇、田间，从本地扩大到淮南各处，记录整理了大量民歌的歌词。1925年，在《歌谣》周刊85号、87号、88号、91号、92号上，先后发表了一百十三首，这些已发表的民歌，只是“全辑中极小的一部分”。这种采集、整理和研究人民口头创作的学术活动，本是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台静农对民歌的注意与兴趣，正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民间文学的营养，滋育着台静农的文学创作。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感召下，台静农一开始创作，就显示出自己的特点和艺术才华。他不写风花雪月，不写恩爱男女，敢于直面惨淡人生。反侵略，反暴政;对人民深切的同情，对光明热烈的向往，成为他创作的注意中心。严密的逻辑推理，犀利的层层剖析，幽然与嘲讽已初露端倪。当然，初期的创作反映的面还不广泛，多少局限于学生视野下的世界。有的作品艺术技巧还不够成熟，如《负伤的鸟》，有的社会意义不大，如《懊悔》。这毕竟是台静农的试笔阶段。时代和创作实践，将促使他大踏步地向前走去。
二、 “贡献了文艺”
台静农走上文学道路，固然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迪，同时，与鲁迅的关怀培育又密不可分。台静农素来爱读鲁迅的著作，敬仰鲁迅的精神。1924年，由于张目寒、李霁野的关系，得以与鲁迅先生熟识，能当面聆听先生的教诲，使他深得教益。
鲁迅一向重视对青年作家的扶植与培养。 “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鲁迅致傅斯年》1919年4月16日)他组织文学社团编辑刊物，都为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正由于此，1925年夏，台静农，李霁野和韦素园访鲁迅，先生对一般书店不肯印行青年人的译著甚为不满，因此，他建议并筹款成立自己的出版社，取名为“未名社”。所以取这个名字， “并非‘没有名目’的意思，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鲁迅《忆韦素园君》)。未名社的成员除鲁迅外，尚有韦素园、李霁野、曹靖华、韦丛芜和台静农五人。后期李何林、王士菁也参加了工作。他们在鲁迅的领导下， “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同上)，先后出版了二十多种书籍，两种期刊，先是《莽原》，后是《未名》半月刊。
台静农成为未名社重要成员之一，这是他生活和创作历程中的重要阶段。鲁迅经常要他们：读书范围要广泛些，不要只限于艺术作品;要多读些好作品作借鉴，但不能受局限，要有所创新(李霁野《鲁迅先生对文艺嫩苗的爱护与培养》)。韦素园鼓励台静农写小说， “他很满意我从民间取材，他遂劝我专在这一方面努力” (台静农《地之子·后记》)。鲁迅“教导他从熟悉的生活中取材，并多读点外国短篇小说作借鉴”(《李霁野《鲁迅先生对文艺嫩苗的爱护与培养》)。作品写成后，还替他细细地审阅与修改。鲁迅多次提醒他，读中国古书，千万要引起注意，不可脱离现实。继后又指出： “深研一种学问，古学可，新学亦可，既足自慰，将来亦仍有用也”(《鲁迅致台静农》1933年12月27日)。鲁迅对台静农政治上也备加关怀，针对韦丛芜后来的行为，他在信中说“昔之诗人，本为梦者，今谈世事，遂如狂酲;诗人原宜热中，然神驰宦海，则溺矣”(《鲁迅致台静农》1933年6月28日)，委婉地要他引以为戒。鲁迅对北洋军阀及其帮凶文人的斗争，给台静农以鼓舞与教育。1925年，女师大风潮扩大之后， 5月21日，鲁迅作《 ‘碰壁’之后》，揭露杨荫榆对待学生的凶狠嘴脸，24日，台静农即作《压迫同性之卑劣手段》一文，参加斗争，表示声援。6月11日，为了支持上海五卅反帝运动，鲁迅作《忽然想到(+)》，22日，台静农紧接着写了《铁栅之外》，反映了北京人民的反帝斗争，揭露当政者的卑怯与凶残。鲁迅与台静农两人，关系密切，友谊深厚。在十余年的交往之中，台静农致鲁迅信件七十四封，鲁迅致台静农信六十九封，现保存下来载入《鲁迅书信集》中尚有四十三封。可以这样说，台静农是在狂飙突起的“五四”人民革命的风雷中，在鲁迅的积极影响和具体指导下，走上创作道路的。
未名社的五个青年成员中，翻译最勤的当是曹靖华、李霁野、韦素园和韦丛芜，而创作成就显著的不能不推台静农。仅以1925年与1926年相比，头一年，台静农只在《语丝》上发表了一篇小说《懊悔》;次年，陆续写了《天二哥》、《红灯》、《新坟》、《烛焰》、《弃婴》、《吴老爹》和《蚯蚓们》等七篇小说，以及若干散文和诗。当然，这种“一发不可收”的旺盛创作力，与当时文坛的战斗需要有关。鲁迅主办的《莽原》周刊和以后的半月刊，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思想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26年8月末，鲁迅离京前往厦门大学任教，刊物由韦素园接办，随后即产生了第二年要不要继续办下去的问题。台静农回忆道： “直到1926年冬……，大家商量的结论，是暂且以在北京的几个人作中心，既然这样，我们必得每期都要有文章，才能办下去。……其实这问题是简单的，谈下去也不外乎我们几个人努力作文章” (《台静农《地之子·后记》)。台静农就这样作起文章来了。
台静农得到鲁迅多方面的关怀与帮助，他则师从鲁迅，学习鲁迅。为了表达对鲁迅的敬仰，扩大鲁迅精神的影响，1926年，台静农编辑出版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内收文章十四篇，除开头的《鲁迅自叙传略》和末尾的《鲁迅先生撰译书录》以外，其基本内容是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评论。该书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编辑目的十分明确。台静农在《序言》中写道： “最使我高兴的，是陈源教授骂鲁迅先生的那种‘他就跳到半空中，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的精神。我觉得，在现在的专爱微温，敷衍，中和，回旋，不想急进的中国人中，这种精神是必须的，新的中国就要在这里出现”。他确认只有发扬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才能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创新中国于未来。 “我爱这种精神，这也是我集印这本书的主要原因”。二是评论集敢于摆出不同的观点，让读者去分辨识别，更突出鲁迅精神之可贵。书中十余篇文章，选自《语丝》、《京报副刊》、 《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孔德学校旬刊》、《文学》、 《学灯》、 《创造季刊》等社团和文学主张各不相同的期刊和报纸，时间囊括1923年至1926年。文集中“有揄扬，有贬损，有谩骂，在同一的时代里，反映出批评者的不同的心来，展开在我们一般读批评文字的人的眼前，这是如何令人惊奇而又如何平淡的事啊”(《台静农《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序言》)。可以说，台静农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研究鲁迅的一部著作，它对人们了解鲁迅及其作品，曾起了积极的作用。
1927年始，台静农先后在北平私立中法大学等校任教。
在未名社存在期间，台静农的创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28年11月，作者将1926至1928年间写的十四篇短篇小说，集为《地之子》，由未名社出版，列为《未名新集》之三。此集曾得到鲁迅的审阅与指导。1928年2月24日，鲁迅在信函中说：“你的小说，已看过，于昨日寄出了。都可以用的。但‘蟪蛄’之名，我以为不好……”。台静农十分尊重鲁迅的意见，遂将书名改为《地之子》。该书初版印一千五百册，后即绝版。
同情下层人民，抨击黑暗现实，是《地之子》的特色之一。在小说集中，作者主要塑造了四类人物：乡村的佃户和城镇的平民，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饱受折磨的妇女和流亡异国的志士。通过上述人物的描写，道出了“人间的酸辛和凄楚”，下层人民的不幸与痛苦。这与鲁迅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精神是一致的。作者以自己的艺术形象，写出了农民痛苦的根源是封建地主的压迫与剥削。《为彼祈求》中的陈四哥，受地主的剥削而操劳一生，经历了受苦、逃荒、赤贫、死亡的过程。作者以封建社会中习以为常的人与事，提出“为彼祈求”什么的问题——是祈求幸福?能否获得幸福?是祈求上帝赦免他的罪过?他又有何罪?岂不发人深思!《蚯蚓们》一文，则揭示出地主勾结当局乘灾荒之年欺压穷人的罪行。稻草湾的穷人遇上特大的灾荒，他们向田主“讨借贷”，田主却告他们“民变”，结果“钱没到手，米也没到嘴，二斤半还保不住”。李小走投无路，不得不痛心地以四十串的价钱，卖掉了妻儿。另外，作者还在自己的作品中，揭示出军阀混战，连年战争，是造成城乡人民痛苦不堪的重要原因。《新坟》中的四太太，子女被逼死，自己发疯而亡，家庭悲剧的直接起因乃是战乱和兵祸。小说从而对军阀的“年年月月开演战争把戏，不顾老百姓死活”的行径，有力地进行了鞭挞。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弊害”是下层人民痛苦的另一根源。作者通过《天二哥》中主人公的愚昧、麻木以及阿Q气十足，天二哥穷朋友对鬼魂的迷信，足以揭示出统治阶级长期推行愚民政策的严重后果。至于《儿子》、《弃婴》、 《白蔷薇》中的青年知识分子，或苦于爱情婚姻的不由自主，或虽有善心却无能为力，均在封建的桎梏中挣扎。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情下层人民，抨击黑暗现实的同时，小说中已透露出人民反抗的情绪。天二哥敢于打“警察两个耳光”(《天二哥》)，得银走上了铤而走险的道路(《红灯》)，遭灾的穷人敢联合起来对付田主(《蚯蚓们》)， 《红灯》中一盏小红灯在群灯前“引导”， 《天二哥》中的主人公说“我姓天”等，都是寓含着深意的。
从“民间取材”，充满“泥土的气息”，是《地之子》的另一特色。《地之子》中的小说，多数取材于皖西地区的城镇与乡村，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红灯》中的得银，铤而走险之后，作者将寡母的痛楚，与偏僻地区群众的冷漠相对比来描写;将母亲对儿子的思念，用七月半鬼节时扎一只河灯，希冀儿子归来的行动来表达。《烛焰》中写一个“颖慧而且美丽”的少女，却嫁给病入膏肓的男子作冲喜的工具。婚嫁竟换来了一身丧服，送葬的铜锣声，伴随的是妇女对命运的痛苦的叹息。这一切都显示出作品浓厚的乡土气息。至于《拜堂》中寡嫂与小叔成婚，其婚礼的仪式与程序：请人“牵亲”，半夜拜堂，男左女右，对天地磕“三个头”，对祖宗磕“三个头”等等，表现了他们既要冲破世俗的束缚，又受传统观念的羁绊，还显示出皖西城镇特有的社会习俗和地方特色。小说中朴实无华的群众语言，使描写的对象，更富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如《蚯蚓们》中这样写事件发生的背景：
“天要叫虹霓县的人民遭一场大劫，谁也没法子挽救。就是有钱的田主们，天天也在埋怨：穷人们不修好，累得他们的仓里少收成”。
在这段文字里，由于用了“遭……大劫”、 “不修好”、 “累得……少收成”等当地群众的习惯性的语言，将地方上的某种传统看法反映了出来;灾荒是穷人不修好的结果。又如《拜堂》中的一段对话，也是很有地方色彩的。
“为什么不买炮呢?”
“你怕人家不晓得么，还要放炮?”“那么你不放炮，就能将人家瞒住了!”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既然丢了丑，总得图个吉利，将来日子长，要过活的。我想哈要买两张灯红纸，将窗户糊糊。”
“俺爹可用告诉他呢?”
“告诉他作什么?死多活少的，他也管不了这些，他天天只晓得问人要钱灌酒”。她愤愤地说。“夜里哈少不掉牵亲的，我想找赵二的家里同田大娘，你去同她两个说一声。”
“我不去，不好意思的。”
“哼”，她向他重重地看了一眼。“要讲意思，就不该作这样丢脸的事!”她冷悄地说。
人物对话中的“哈要”(还要)、 “牵亲”(傧相)、 “赵二的家里”(赵二的老婆)和“重重地看一眼”等，这些地方特色的语言，将嫂叔两人的复杂心理和各自的性格特点，都细腻地刻画出来。台静农创作上十分重视地方色彩，同样继承了鲁迅的传统。鲁迅历来主张： “现在的世界，环境不同，艺术上也必须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 (《鲁迅致何白涛》1934年1月8日)。 “如取作题材，多表现些地方色彩，一定更有意思”(《鲁迅致罗清桢》1933年10月26日)。
调用多种艺术手段，进行现实主义的描写是《地之子》的又一特色。台静农善于透过人物的内心世界塑造艺术形象，因而栩栩如生，真实感人。《蚯蚓们》中的李小，时遭荒年，思绪万千。作者先写他透过旱烟袋发出的火花，对比了今昔不同的节日情景，于是对“极不幸的命运”产生了“仇恨和愤怒”;又念及妻儿即将属于他人，似乎听到别人的耻笑声，忿怒得无法自已;随着青烟的熄灭，他无奈只得将一切不幸，归之于命运的安排;最后写他在“惭怍与忧伤交攻”中，在无声的暗泣里与妻子忍痛分手。小说就这样顺着人物的心理活动，将李小的痛苦与无路，愤怒与绝望，细细地叙写了出来。《地之子》中，涉及到知识分子的短篇，均借“我”的所思所想，触及灵魂，解剖现实。《我的邻居》，以“我”对邻居长期的关注与猜测，写出一位异国的志士，虽然逃脱了本国的鹰犬，却没能逃脱异国鹰犬的遭遇，抒发了“我”的崇敬与悲愤之情。《弃婴》中的“我”，对待弃婴的态度是，先主张“不抱为好”，再是风雨袭来时产生的“自责”，后见“尸身布满了野狗的牙痕”，自认是“罪过的主人”。三次不同的态度和感情变化，刻画出了一个正直又有私心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无能为力的愤懑。台静农还善于截取生活中的典型事件或片断，写出人间的痛苦与不幸;通过平凡的人和事，提出不平凡的社会问题。《吴老爹》中的老伙计，小说以他的“谨慎而且忠实”，和少东家的荒唐无情作对比，突出了他的朴实和奴性。最后他明知一切梦想均告破碎，但作为可怜虫的幻梦却始终未苏醒，人物的悲剧性也正在于此。台静农对艺术技巧的重视，显然也有着鲁迅的影响。鲁迅认为，忽略“技巧修养”，就会“表现不出所要表现的内容来”，但技巧不与“内容的充实”并进，则易“陷入徒然玩弄技巧的深坑里去的”。
台静农的《地之子》得到了鲁迅先生的首肯，被誉为“优秀之作”，属“相当可看的作品”之列。其中《天二哥》、《红灯》、《新坟》、《蚯蚓们》四篇，被鲁迅选进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1935)之中。
1928年4月，台静农第一次遭到反动派的逮捕。未名社发行的书籍与期刊，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又遇李霁野与韦素园合译的《文学与革命》(苏联托洛斯基著)一书，在寄往济南未名社书刊代销处时，被作为赤色书籍查获。山东督军张宗昌致电张作霖要查办未名社，严办其成员。4月7日，未名社遭查封，三人被逮捕。韦丛芜因病一周后被释，台静农、李霁野被关押了五十天，经鲁迅等人多方营救，才得以获释。鲁迅在《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中说，未名社“也是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但还是遭些无妄之灾，而且遭得颇可笑……”，指的就是此事。出狱之后，李霁野由于深感社会之黑暗，人民痛苦之深重，陆续翻译了几篇与牢狱流放生活有关的短篇小说，后结集为《不幸的一群》;台静农则投身于《建塔者》小说集的创作中去。他在诗篇中这样写道：
“友啊，要是没有冬夜的北风，/那里会有春色的萌芽? /我们是遇了时代的北风，/这北风将吹开我们时代的好花!”
(《狱中草》)
《建塔者》共收短篇小说十篇，1930年出版，列为《未名新集》之六。台静农在此集的《后记》中说： “本书写于1928年，始以四篇登载于《未名》半月刊，旋以事被逮幽禁。事解，适友人编某报副刊，复以笔名发表者五篇。《井》一篇，作最迟，未发表。”小说集初版印一千五百册，后即绝版。
《建塔者》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更广泛深刻。如果说《地之子》中着重描写的是城乡人民的痛苦与不幸，那么，《建塔者》除了继续为劳动人民悲惨遭遇鸣不平外，如《人彘》、《被饥饿燃烧的人们》、 《井》三篇，其余的七篇都是赞颂或悼念与新旧军阀作斗争的革命者的。如《死室的慧星》写庚辰君宁死不屈的高尚品质，颂扬革命者用生命迎接“新时代的光芒”的革命精神。《遗简》中的K，则正确处理了革命与爱情的关系，表示“我们没有些许的力量和时间，作任何种不相干的事体”，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事业。小说集除了谴责军阀混战和白色恐怖之外，还涉及反对异族侵略的内容。《历史的病轮》中“乔的沉痛的言辞，激动了大众的耻辱和复仇，我便是大众中的一人。当时的问题，是我们弱小民族的呻吟于铁蹄下一种壮烈的反抗……”。 《建塔者》既写城乡人民的不幸，又写革命者的英勇斗争;既写人民的反抗与觉醒，还写反对异族侵略的爱国心声，较之台静农的第一部小说集，面更广，意更深。
《建塔者》描写了被压迫者的愤懑与反抗，对光明未来执着的追求。如果说《地之子》中描绘过革命者的话，那么，其中的革命者是“异国的飘泊者”，不是中国人，更不是小说正面描写的对象。在《建塔者》中则不同，作者几乎以三分之二的篇幅，以革命同情者的态度，直接描写了二十年代末中国革命志士及其斗争生涯。《铁窗外》中写到，尽管反动当局“随时将他们残暴的毒刑”加在革命者“我”的身上，但是， “我”则“早已交给了我们伟大的工作了”，因为“新时代的基础是我们的血建筑的!”《遗简》中的主人公，则将个人的爱扩大到人间去，毅然离开恋人，投身于事业中去。小说集中更多的是写革命者的壮烈牺牲。有毙于刑场的，有拷打而亡的，也有暴尸于荒野的。这里既揭露了当政者的暴虐和社会的黑暗，更显示出革命者的坚贞不屈、鞠躬尽瘁。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女革命者的形象。如《建塔者》中的少女，《死室的慧星》中的芝姐和逸生， 《历史的病轮》中的曼乔君等，均为革命行列中的佼佼者。如果说《地之子》中曾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绪，那反抗还是个别的，自发的，结局是无望的。而《建塔者》中则不同，人民群众的反抗怒火更炽热旺盛，对前途充满希望。《井》中农民的觉醒很有代表性。小说中描写的一家人的遭遇：父亲被塌方压死，兄长被逼吊死，自己被迫流落他乡，他们很自然会提出疑问：世间为什么这样不平等?谁在主宰这个社会?现实在促使他们觉醒，意识到社会显然划分成为两层，而无产者和贫苦农民被压在下层。小说结尾充满希望地写道：
“在海南革命的火焰正在光芒四射的时候，中原的革命正在触机待发的时候，他忠诚地作了一个英勇的战士。他以肮脏的脚步，迈进新的时代;他以泥土的手，创造全人类的新生活!”
小说集取名为《建塔者》是富有深意的。书中反复回荡着对建塔者及其事业的颂歌，运用了许多发人深省的哲理性的语言，如“我们的塔的基础，不是建筑在泥土和顽石的上面;我们的血凝结成的鲜红的血块，便是我们的塔的基础”(《建塔者》)。“我们为人类建的塔，不久就要光辉地矗立在大地上了!”(《死室的慧星》)尽管革命事业时时遭到挫折，革命者常常作出牺牲，但小说毫无悲伤颓唐之感，却给人以力量和希望。当然，台静农笔下的未来还是朦胧的，通向未来的道路也不甚明确。
《建塔者》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很有特色。在小说集中，幽默里饱含着讽刺，诙谐中又针对着现实的特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人彘》中佃户被害的过程，是以小学生的感受和猜测表现出来的。他们先听到大路上“一些沉重的脚步声”，“一群人在吃力地奔跑”，疑是“出了鬼”;后听到“抱着一件大的东西哼着擦着地面过去了”，猜是“兵捉到了鬼”;接着又听到脚步声、刺刀声， “以及大的拳头打在肉体上的声音”，呼吸中的“一种最奇怪的声音……好像一个垂危的人断气的喘息”，估计是杀猪;最后“隐然听着刺刀扎在猪的身上，以及血流在地上的淅沥声”，疑问“为什么杀猪听不见猪叫呢?”在小说的情节发展中，小学生的揣摩和估计里，无不隐含着幽默与嘲讽，谴责与控诉。封建地主与地方官吏互相勾结，佃户们生无立锥之地，比牲畜还不如!《建塔者》中的小说，不以情节的曲折取胜，而以白描的表现手法和巧妙的构思见长。又如《历史的病轮》，小说以倒叙为主，间或运用插叙与顺叙，高潮放在曼乔君的被捕和亲人的焦虑上，安排得自然恰当。有的短篇用书信或日记的方式，自然朴实地将革命者的自我牺牲精神表现了出来。有的评论者指出： “台静农的短篇，不但转机与高潮都有适当的安排， ‘结’与‘解结’也能处理得很好，而且用字经济，对白简短而含蓄，环境描写也能做到不浓不淡，显然是依照短篇的规律来写的。”(刘以鬯《台静农的短篇小说》)
《建塔者》小说集的成就是十分显然的，同时代的评论者指出： “我们现今论着的这个青年作者，是有着热情，有着愤懑的，有着反抗的心;他不满意一切琐碎事件的描写，他想努力反映出他的时代的黑暗与恐怖，所以他慎重地选择了他的文艺的题材。”(侍桁《建塔者》)台静农自己认为： “暴风雨之将来，他们热情地有如海燕一般，作了这暴风雨的先驱。本书所写的人物，多半是这些时代的先知们”(《建塔者·后记》)。这都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小说集的价值之所在。当然小说集中的各篇，艺术上也不平衡。作者出于对新旧军阀血腥屠杀的愤怒，自己又备尝囹圄之苦，就真诚而直率地写出了自己所知道的革命者的事情。他对这些人和事是敬慕而同情的，但毕竟不熟悉不了解，这就不能不影响人物的塑造和事件的描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掠影式的人物，轮廓式的事件。作者在《后记》中写道： “我的笔深觉贫乏，我未曾触着那艰难地各各地上十字架的灵魂深处，我的心苦痛着。其实一个徘徊于坟墓荒墟而带着感伤的作者，有什么力量以文笔来渲染时代的光呢?”比较实在地道出了《建塔者》存在的局限及其产生的原因。
综上所述， 《地之子》与《建塔者》，集台静农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鲁迅曾中肯地指出： “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 “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这是对台静农创作的实事求是和难得的评价。
1929年，台静农任北平辅仁大学讲师，后任该校副教授兼校长秘书。1930年秋，参加了“北方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回故乡叶家集小住。1932年12月12日，台静农的北平住所，又一次遭到国民党的搜查，并以有“秘密室”、 “共产党的宣传品”、“新式炸弹”等等诬陷之词，将台静农逮捕入狱十多天。在事实的面前，反动当局迫于群众的舆论，只得将台静农无罪释放。鲁迅对此深为关切。1934年7月26日，台静农以共产党的嫌疑，第三次遭到逮捕，由北平宪兵第三团押至南京警备司令部囚禁。鲁迅对此十分关切，在致友人信中说： “静事已闻，但未详。我想，总不外乎献功和抢饭碗，此风已南北如一。” (《鲁迅致郑振铎》1934年8月5日)台静农被关押半年，无罪释放。1935年8月，台静农赴厦门大学任教。1936年，执教于山东大学、齐鲁大学等。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的噩耗传来，台静农为中国失去一位文化巨匠、自己失去亲密的导师而悲恸万分。他给许广平发了唁电。1937年，鲁迅逝世周年前夕，台静农特手抄鲁迅诗作，集为《鲁迅遗诗抄》，分送友人，以志纪念。
三、 “拿赤血献给中华民族”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一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就此全面展开了。1938年秋，台静农到达四川，寄居白沙。他先在白沙国立编辑馆工作，后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兼中文系主任，直至抗战胜利。1939年4月，台静农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二届候补理事。
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时，应重庆“文协”的邀请，台静农作《鲁迅先生的一生》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高度评价了鲁迅“伟大的人格与工作”。特别指出： “他的笔端，他的艺术，是以整个的民族为对象的”;强调“他把握着真理的铁腕挥着他锋利无前的匕首，向真理圈子以外的面面击去!”着重指出：“近年来，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向我们民族进攻，他发表了许多珍贵的意见。如对于‘救亡路线’、‘民族革命大众文学’，正是我们当前走着的一条正确的路”。最后，他热忱地提出希望： “我们每一个黄帝子孙都得学习先生的精神，就是‘拿赤血献给中华民族!’”报告充分表达了台静农对鲁迅先生的敬仰与怀念，以及和全国人民一致的将抗战进行到底的革命信念。正是这种信念促使台静农在抗战期间运用多种文学体裁，去歌颂人民，打击敌人，发挥一个文化战士应有的战斗作用。
抗战期间，中国的大地正在经受苦痛的煎熬，但是， “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已经溶化起来成为一个巨人，奋起他的铁拳，正向日本侵略者打击”(台静农《鲁迅先生的一生》)。台静农在短篇小说《大时代的小故事》(1938)、《么武》(1939)中，都充分肯定了抗战的必然性和正义性，鲜明地显示出中国人民优秀的民族性格。台静农以拟人化的手法， 在《大时代的小故事》中描写了抗战时期的故乡——叶镇。这里的人民有革命的传统，曾为不能维持温饱而“咆哮过”，为反击“洋鬼子作祟”振奋过;而今， 日本鬼子“杀人、烧房子、抢俺的东西，要俺的田地”，于是，一颗颗仇恨鬼子的心又跳动了起来，决心要武装保卫“我们父母兄弟生命财产田园土地”， “保卫安徽”。小说以“山猫子”歼灭日寇侵略者大获全胜而结束。如果说，作者在《大时代的小故事》中，是通过群象来表达沦陷区人民抗日的心声的话，那么，在《么武》中，则具体描写了一个庄稼汉英勇抗敌以至献身的故事。么武原是个勤快干活的老实汉，面对日本鬼子的野蛮侵略，他决心“咱爹儿俩拚去”;他虽从山东流落到安徽，但同样参加当地的抗日游击队，三个月里击毙了十一个敌人;他虽然扁脸、跛脚，外形丑陋，心灵却透体晶亮，无上美好。最后，他英勇无私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成为“一方的英雄，人人口头唱着他的歌，纪念他，学习他”，无数青年人踏着他的血迹，继续攀登“人类最高的光辉的塔”。从以上两篇小说足以看出，即使在偏僻落后的乡镇，即使一向埋头苦干的庄稼汉，或是素来温良敦厚的老百姓，现在都在奋起打击日本侵略者，这就反映出民族精神的高涨，自卫解放斗争的深远影响。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心，同样激动着全世界正义人民的心。在特写《国际友人》中，作者将乡镇学校的师生和当地的群众，对助我抗战的盟方飞行员的热情与诚挚，与县政当局的冷漠无情、虚与委蛇作了鲜明的对比;将异国兄弟的国际主义精神，与现实中的黑暗腐败和恬不知耻，进行了强烈的对照，从而歌颂了人民高昂的抗战热情，隐含着对统治当局的讥讽与批判。
台静农在自己的创作中，还对国统区当局的昏瞆腐败，剥削者的丑恶嘴脸，无情地进行抨击与鞭鞑。这里有百般欺压百姓的联保主任(短篇小说《被侵蚀者》，1939)，有巧立名目想方设法剥削别人的文霸(剧本《出版老爷》，1940)，也有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短篇小说《电报》，1938)等。
《电报》是一篇写得相当成功的短篇小说。作品的中心人物是姜景行。他是个留美的“商业博士”，却以“政治家自许”;虽然跑到德国学过政治，却又无能“跳上政治舞台”;他似乎“意识到抗战的前途”，而到重庆，却又倾心于随侍买办岳父去“努力于实业的发展”。明明全民一致在抗战，他却在赞夸“希特勒的伟大”;明明帝国主义者买地皮连占带抢，他却百般谦让忍耐，直到人家完全“满意为止”。这一切活脱脱勾画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典型。他们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置国家的利益而不顾，只注重经营个人的小天地，争着去敌占区担任伪职，以致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姜太太则从另一侧面补充了姜景行的形象。这女性只想她的“蟹黄饺子馅”，新式高跟脚，至于“长沙都烧平了”， “汉口没有了”，则与她毫不相干。小说结尾写他们收到了一份电报，是买办父亲让姜景行去任伪公司经理的电报，真是喜出望外，无以复加。一个要去实现他个人的“抱负”和“理想”，一个要去“东方的巴黎”取回“难民似的生活”的赔偿。通过这份电报，进一步揭露民族败类的丑恶嘴脸和卑鄙灵魂。
抗战期间，台静农写了许多针砭时弊的散文。这里有谴责野蛮侵略的文章。例如《谈‘倭寇底直系子孙’ 》(1938)一文，作者以大量的历史材料，揭露倭寇侵犯中国残害人民的罪行，有力地驳斥了侵略是“日本民族底活力的泛滥”的谬论。台静农辛辣的嘲讽道： “虽然日本近些年学了一套资本主义的文化，而倭寇代表的‘日本民族的活力’，却永远保存在血液里，所以这一次又‘泛滥’在中国的领土里了。这是倭寇的子孙光荣的伟举，能不值得歌颂吗?尤其是‘有名的社会主义作家林房雄’，即便在船上发晕，也会清醒过来，感谢倭寇祖宗留下的英雄的血液!”作者预言，不久的将来，定会听到为侵略者唱出的“灭亡的葬歌!”这里还有怒斥丧失民族气节的文章。如《老人的胡闹》(1941)、 《读知堂老人的〈瓜豆集〉》(1941车)等文中，作者针对知堂老人(周作人)就任敌伪“华北教育的长官”一事，以知堂自己白纸黑字写出来的论著，借他抗战前夕的言论，诸如“究竟同日本打不打呢?我在预备着投笔呢”等，如剥笋一般，淋漓尽致地解剖其丧失民族气节，投入日寇怀抱，成为汉奸文人的无耻行径。行文有理有据，冷嘲热讽透于字里行间，爱国之心跃然纸上。这里还有反对发国难财和欺压百姓的文章。如《士大夫好为人奴》(1939)、《关于贩卖牲口》(1940)、 《关于买卖妇女》(1940)等文，均借古讽今，对国统区的黑暗与残酷，连连发出诅咒和不平的呼声。作者借《名公书判清明集》中买卖妇女的案例，明确提出： “今天不必考之往代，姑且求之近世，十年以前，国民政府，好象就有禁止奴婢之令。十余年以后之今日，所有宪法益加完备，若问事实若何，更难言矣”(《关于买卖妇女》)。他还借《宋会要》卷中的纪事得出结论： “南宋十六路中无告之流民妇女，皆有被充牲口贩卖之可能，正如民族抗战中的今日，而大部分的老百姓之生命线，皆系之于无数的‘发国难财者’之手，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千古同辙，不足为奇也”(《关于贩卖牲口》)。台静农甚至利用后汉两碑文借题发挥，“然无太监专权，则无党锢之祸，既有党锢之祸，则有覆亡之日”(《跋后汉两碑文》)。另外一些散文，是追忆往事，叙述友情的，如《记张大千》(1938)、《我与老舍与酒》(1944);也有怀念亡故的师长的，如《鲁迅先生的一生》(1938)等。总之，台静农在抗战时期写的种种散文，都是有感而发，针砭时弊，无所顾忌，泼辣尖锐。这与鲁迅的某些文章，确有一脉相承之处。
四、 “传道授业，乐此不疲”
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1946年秋，台静农应许寿裳之邀，前往台湾，先在编译馆任职，后在国立台湾大学任教授二十年，兼任中文系及中国文学研究所主任十八年。他退休后，还分别在台湾辅仁大学、东吴大学任中国文学研究所讲座教授。他在台湾先后度过了三十余年的时光， 传道授业，乐此不疲。
1948年，在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周年的前十天，传记作家、教授、鲁迅终生的挚友许寿裳先生，惨遭敌人杀害。噩耗传来，台静农十分悲痛，随即写《追思》一文表示哀悼。文章写得情真意切，真实感人，高度评价了许寿裳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赞誉他在事业上“谦冲慈祥，临事不苟”，“于应付环境、克服困难时，虽不见猛厉处，却锲而不舍的向前，必至收功而后已”。这样一位中国现代文化的大师，因不满反动当局的统治，长期以鲁迅精神裨益后代，却在深夜梦中“死于柴刀之下”，怎不令人痛心与愤慨!
此外，台静农还写了几篇序与跋之类的散文。文章富有新鲜气息，毫无陈旧古板之感。1980年，台静农在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后记》中说，见到二十多岁时写的短篇小说， “以故乡为题材”，保留了“乡土的语言”， “使我有隔世感的乡土情分，又凄然的起伏在我的心中”。这种思乡之情，委婉地道出了他思念大陆之心。《中国人物的造型美》一文，系为《艺术见闻录》作的序言。文章从人物画、图案画和雕塑三者的感想生发开去，反复强调应高度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家有宝山，却像空无所有的窭人子，真是说来惭愧”;同时，又辩证地指出，在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切不可停留而要不断的发展， “民族文化应该如长江大河，永远的波涛壮阔不息的前进，若凝滞不前，便成沟浍，终有枯竭的一天”(台静农《中国人物的造型美》)，这都是颇有见地的艺术观。
台静农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方面，深究博览，积数十年之功力，写出了大量有价值的学术论著。例如《西汉乐舞考》(1950)、 《中国文学由语文分离形成的两大主流》(1951)、《论西汉散文的演变》(1952)、《谈历史上的小报》(1957)、《
柳宗元》(1958)、《论碑传文和传奇文》(1964)、《论唐代士风和文学》(1965)、 《从‘选词以配音’与‘由乐以定辞’看词的形成》(1967)等等。这些论著“文字简雅，思力深邃，断论创新，精微独到”，显示出台静农深湛的文学修养。
台静农博学多才。他善绘画，长书法，会篆刻，写有《平庐的篆刻与书法》(1966)等论著。
1981年，台静农八十寿辰，海外学生为了表达对师长的敬意，合力编辑了一部论文集，作为“最佳献礼”以示祝贺。集内收有论文三十六篇，附录十篇，七十万字。论文集的《弁言》中，高度评价了台静农，认为他“传道授业， 乐此不疲”;“精神不老”，“思想常新”。
台静农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就开始文学活动，迄今已有六十个年头。六十年来，他以创作小说为主，发表了三十余篇短篇小说，一个剧本，大量的散文和若干首新诗。他的作品，大都着眼于时代和社会现实，不拘囿于个人小天地;泥土气息浓厚，地方色彩鲜明;观点明确，笔锋犀利，风格清新，幽默诙谐。台静农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定成就的作家兼文学教育家，是鲁迅的忠实弟子和鲁迅著作的宣传者。人民不会忘记台静农在文学和教育事业上作出的贡献。
注释
附录一 台静农著作目录:
《地之子》(短篇小说集,《未名新集》之三),未名社出版部印行,1928年11月初版。收短篇小说十四篇。
《建塔者》(短篇小说集,《未名新集》之六)未名社出版部印行,1930年8月初版。收短篇小说十篇。
《关于鲁迅及其著作》(论文集,台静农编),未名社刊物经售处发行,1926年7月初版。香港波文出版社1980年4月再版。
《台静农短篇小说集》(远景丛刊之157)台北远景出版社,1980年5月初版。收入短篇小说十五篇。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鲁迅等著)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行,1935年初版。
附录二 台静农研究资料目录:
侍桁《建塔者》,载《文学生活》1931年创刊号。
孔令镜《记北国二友——李霁野和台静农》,载《庸园集》,上海永祥印书馆1946年版。
李立明《台静农小传》,载《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香港波文书局,1977年初版。
《台静农小传》,载《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一分册,北京语言学院,1978年出版。
刘以鬯《台静农的短篇小说》,载《台静农短篇小说集》,远景出版社1980年出版。
胡从经《关于〈地之子〉和〈建塔者〉》,载《文艺报》1981年12期。
金宏达《台静农小说简论》,载《新文学论丛》1981年2期。
李南蓉《现代文学中的一朵奇葩——简论安徽霍丘青年作家群》,载《阜阳师院学报》1982年3期。
严恩图《鲁迅与台静农》,载《安徽师大学报》1983年1期。
曹穉予载《介绍鲁迅在〈我们要批评家〉中提到的七部小说》,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1983年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