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趣谈·张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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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趣谈·张伯驹

张伯驹(1897~1982),字丛碧,号好好先生、游春主人,室名平复堂。河南项城人。张镇芳之子。早年毕业于天津新学书院。曾入军界任职,后入金融界,任上海盐业银行常务董事,又任华北文法学院教授,故宫博物院专员。1949年后,任燕京大学艺术系导师,北京书法研究社副主席,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古琴会理事,北京市政协委员,吉林省博物馆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工诗词,嗜京剧,喜收藏,擅书画。与张学良、袁克文、溥侗并称为四公子。上世纪50年代,将个人收藏《平复帖》、《游春图》等珍贵文物献给国家。



卖首饰购藏《平复帖》

1936年,清恭王府的袭爵将军溥心畲因母亲病故,急需用钱,欲将《平复帖》出让他人。《平复帖》是西晋陆机向朋友问候疾病的书札,共有85字。此帖比王羲之的《兰亭序》要早60多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书法真迹。张伯驹惟恐这一国宝落在外国人手里,便托人找溥心畲商谈。但因出价太高,未能买成。以后,他又请傅增湘做中人,终以4万现洋的代价将《平复帖》收藏在手。为了凑足这笔巨款,张伯驹把妻子的首饰全变卖了。不久,有个为日本人办事的古董商找他,说愿出30万元买《平复帖》。张伯驹断然拒绝说:“我买它不是为了钱。黄金易得,国宝无二,万一流落海外,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张伯驹像





平复帖(西晋)陆机



卖房产入藏《游春图》

1946年,一件稀世之宝又一次牵动了张伯驹的心。一位古董商不知从哪里买到了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张伯驹深知《游春图》乃我国现存著名画家作品中最古老的山水画,担心这件国宝被外国人弄走,赶忙找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希望政府购回《游春图》,但未得回音。之后,社会上又传出这位古董商要以2万美金把《游春图》卖给外国人。张伯驹急得不得了,当即找人,接洽购买《游春图》。商人竟向他要240两黄金。张伯驹手中没有那么多钱,便忍痛将一处房产卖了220两黄金,又向别人借20两黄金,总算将《游春图》买到了手。一个月后,一位国民党官僚欲出四五百两黄金从张伯驹手中购买《游春图》,张伯驹坚决回绝。解放后,他将《平复帖》和《游春图》这两件国宝慨然献给国家,并且欣慰地说:“了此宿愿,亦吾生之大事。”



借债买下《道服赞卷》

靳伯声收到了宋代范仲淹的名迹《道服赞卷》,后面还有文与可写的跋。这样的一件珍品,当时,张大千非常想收藏,后经张伯驹和马叔平给他做工作,他才答应放手,转由故宫博物院以110两黄金的价格收购。殊不料时任该院理事的胡适、陈垣等人却嫌价格太昂贵,将其退给了靳伯声。张伯驹闻讯后,为避免国宝流失,急忙在年关逼近的时候靠借债和卖东西来凑齐钱款,买下了这件珍品。

作为第一流的鉴藏家,张先生为了购藏文物字画,不知花了多少钱财,费了多少心血;而通过他的个人收藏,又不知使多少国宝完好地保留下来,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财富。



才子佳人双砚“奇遇”

清人高凤瀚夜梦司马相如来访,不久竟得司马相如印。以后,又从朱姓盐商那里得卓文君印,一时传为美谈。上世纪40年代末,张伯驹先生碰到了一件比高氏喜得相如、文君印更为有趣的事—“奇遇”钱谦益、柳如是双砚。

据张伯驹老先生说,那是1947年,张老夜访溥雪斋先生,碰巧见到柳如是砚。砚宽乾隆尺五寸、高三寸八分、厚一寸,材质极其细腻,镌刻云纹,有四眼,为星月状。砚背镌篆书铭文:“奉云望诸,取水方诸。斯乃青虹贯岩之美璞,以孕兹五色珥戴之蟾蜍。”下为隶书“蘼芜”小字款,阳文“如是”长方形印,右上镌“冰井山房珍藏”一印。砚下侧镌隶书“美人之贻”四字,左小字“水岩名品,罗振玉审定”。外花梨木原装盒。张老见到此砚,爱不释手,请溥雪斋先生加润转让,雪斋慨然应允,张老当夜将砚带到家中。第二天早晨,张老刚刚起床,便有一位琉璃厂古玩商携来一砚,说要出手。张老接过砚台一看,乃钱谦益的玉凤朱砚。砚宽乾隆尺三寸强,高二寸七分,白玉质,雕作凤形,刀工古拙,一望就知为明制,外为紫檀木原盒。上刻篆书铭文:“昆岗之精,之英。琢而成研,温润可亲。出自汉制,为天下珍。永宜秘藏,裕我后昆。”小字篆书款“牧斋老人”,下刻阴文“谦益”方印。张老当即将此砚买下,又将那方柳如是的蘼芜砚拿给古玩商看,古玩商才后悔先前索价太低了。



游春图(隋) 展子虔





张伯驹介绍《游春图》手迹





照夜白图(唐)韩



一夜之间得双砚,它们的主人居然是300年前赫赫有名的钱谦益夫妇,这真是巧合!此事比高凤瀚得相如、文君印更富传奇。为此,张伯驹先生在《春游琐谈》中说道:“一夜之间夫妇砚合璧,其巧岂次于南阜(即高凤瀚)之得司马相如印!然南阜有梦,余则无梦,盖南阜收汉印,日思得汉名人印,故有梦。余向不蓄砚,无得砚意,故无梦耳。”



草书千字文(元)赵孟



决不卖画赎身

在有的人看来,张伯驹身为盐业银行董事长,一定非常有钱,其实并不尽然。他视祖国文物如生命,一生中将大部分财产都用来购藏文物书画,自己生活并不富裕,以致被人绑票竟拿不出赎身钱。

1941年,张伯驹在上海被汪精卫手下的伪军师长丁雪山绑架。绑匪向其亲属索伪币300万元,并扬言如不兑现便要“撕票”。不久以后,绑匪通知张夫人潘素说:“张伯驹连日绝食,业已昏迷不醒,但求与潘素一见。”晤面时,张伯驹早已憔悴不堪,潘素不免为之唏嘘恸哭。可张伯驹却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背着监视者,悄悄关照潘素:“自己宁死魔窟,绝不许变卖家中收藏的古代书画为自己赎身。”就这样僵持了8个月,绑匪见敲诈无望,自动将赎身价降到伪币40万,经过家人多方奔走借贷,总算将张伯驹赎了出来。

1956年,张伯驹出于赤诚的爱国心,与夫人潘素共同商量,从30年珍藏的历代书画名迹中挑选出8件精品,无偿地捐献给国家。他认为,这是自己平生最快慰的一件事。



1956年国家文化部向张伯驹伉俪颁发的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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