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司马炎

武帝司马炎 

公元220年冬，距洛阳不远的地方，祭坛高筑，群臣肃立，这里正进行着一场充满戏剧性的政权交接仪式，魏王曹丕接受汉帝的禅让，成了这块古老大地的新的统治者。新皇帝曹丕面对群臣，向上天宣誓：“上天的成命不可以拒绝，国家的核心不可以空虚，群臣不能没有主宰，万机之政不能没有统帅，现在皇运降临到臣丕的身上，我敢不听从上苍的安排?”可是历史竟是那样的巧合，那样的无情，当年汉帝承受的尴尬场面居然又很快宿命般地降临到曹氏家族的头上，时隔四十六年，即公元265年，几乎在同一个季节、同一个地方，仍然是祭坛高筑，仍然是群臣肃立，新皇帝司马炎以当年魏王曹丕的同一种口吻，同一种语言，向上天祷>告，接受魏帝的禅让： “上天既有成命，辞让便有违天意。天序不能没有统帅，人神不能没有主宰。我司马炎躬承皇运，奉命受禅。”这样，司马氏家族经由司马懿、司马昭和司马炎三代人的苦心经营，终于如愿以偿，成了中原大地名符其实的统治者。司马炎，这位晋王朝的开创者，便开始了他二十五年的皇帝生涯，是为武帝。

司马炎，字安世，是晋王司马昭的长子。按照封建时代立嫡以长的成规，他本该是当然的王位继承人，但司马昭似乎忽略了这一位长子，而对另一个儿子司马攸更感兴趣。司马昭把司马攸过继给自己的哥哥司马师为子，并打算立之为世子，他每次见到司马攸，便拍着晋王的宝座对他说： “这是桃符 (司马攸的小名) 的座位。”宠爱之情可谓溢于言表，但这实际上暗示了对司马炎这位合法继承人的废黜。因此，司马炎虽身为王室长子，但命运向他展现的并非簇拥鲜花的路径，而是一条等待开拓的长满荆棘的艰辛之途。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不甘寂寞的司马炎开始了他争夺王位的活动。

据史书记载，齐王司马攸为人清和平允、亲贤好施，喜爱古代典籍，并且雅好文章，是一位有着浓厚的艺术气质的儒雅之士，但无奈司马攸面临的并非一场艺术的较量，而是一次严峻的政治角逐，它需要的既不是对古代典籍的修养，也不是谦谦的君子之风，而是胆魄与谋略，因此，谦和儒雅的天性不但丝毫无助于司马攸，而且更使得他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尤其是在具有强烈的权力欲的司马炎面前，显得那样被动，那样苍白无力。这样，司马攸虽有父亲司马昭的眷顾，但在政治的旋涡中，仍如飘摇于风暴中的扁舟，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与司马攸相比，司马炎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在气质上几乎完全秉承了父祖的天性，既有着足以左右形势的谋略，同时也有着一付宽厚仁慈的外表，更何况还有着立嫡以长这一堂皇的箭牌，总之，政治家的天性加上客观上的优势，使得他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游刃有余，大显身手。于是形势急转直下，朝廷中开始有人为司马炎出谋划策，如司马师夫人的堂弟羊琇总是把自己了解到的朝政内情预先透露给司马炎，使之与司马昭见面时，能够对答如流，深切司马昭的心意，博得他的好感。而当司马昭和群臣商量立世子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大臣都站在司马炎一边，本来光采照人的司马攸顿时被这位兄长在政治舞台上映照得黯淡无光。司徒何曾也竭力为这位未来的皇帝说情：“中抚军(司马炎当时的职务)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而且长发委地，两手过膝，非人臣之相。”这实际上向司马昭提出了这样的警告：司马炎并非平庸之辈，司马攸不是他的对手，即使强行将司马攸立为世子，也难保日后不发生变化。而相国左长史山涛说得更为明确： “从历史上看，废长立幼往往是祸乱的根子。”这对司马昭来说无疑又是一记响亮的警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他不得不以强大的政治理智克服个人情感上的好恶，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立司马炎为世子，这样，司马炎在政治舞台上初试身手，就取得了胜利，从而为他登上皇位扫除了第一个障碍。

但司马攸政治上的失利并没有最终转移司马昭对他的偏爱，一直到临终之际，司马昭还为司马攸的命运担心，他怀着惆怅之情，拉着司马攸的手，把他托付给司马炎，然后抑郁而终。而对女性来说，这种同情弱者的恻隐之心更胜于男人，羊妃 (司马昭之妃) 在临终之际，泪流满面地对司马炎说： “桃符脾性急躁，而你做兄长的又不够仁慈，倘若我一病不起，你可能不会容他。现在我把他托付给你，希望不要忘记我的话。”羊妃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政治欲望对人性和人伦的摧残是无情的，它曾使得多少人朝为手足，暮为仇雠。兄弟相残，同室操戈历来是宫廷斗争的主旋律，曹丕在登上皇位后，不就对同宗兄弟，甚至至亲骨肉实行了残酷的乖离、杀戮政策吗?前朝的余响不能不是一个沉痛的启示。但司马炎毕竟是司马炎，他不是曹丕，前朝的遗训警告他，建立在血缘关系与宗法关系之上的封建集权一旦失去了家族的凝聚力，便会走向灭亡。为此，司马炎在即位后，即接受大臣们的建议，安抚王室，以此缓和局面。对于父母时刻为之悬念的、他的那个政治上的敌手，同胞兄弟司马攸更是尽力恪守兄弟之道。从宫廷斗争中暂时摆脱出来，并且冷静下来的司马炎，似乎感到了心灵的忏悔，当初被权欲冲淡了的手足之情又悄悄回到了它本来的位置，于是，他决定以亲亲之爱去融化往昔在宫廷斗争中所形成的冰块。终于，历史的悲剧没有重演，政治上的落魄者司马攸不但没有遭到陈思王曹植那样悲惨的命运，还被委以总统军事的重职，并且得终天年。当然，不能否认，司马炎对司马攸的安置，包含有虚伪的一面，他对司马攸委以重职并不是真心让他参与国家大事，而只是想以宽厚仁慈的爱心博得人们的拥戴，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种做法在充满阴谋、杀机的封建时代，尤其是在动荡不安的立国之初，已经是一种最切合人情，然而又冒着巨大风险的选择了。过往的历史与冷酷的现实提醒司马炎，只要他是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就不会、也不可能让一个曾经参与争夺王位，并且至今仍有号召力的人物进入朝廷核心阶层，否则，等待他的只能是覆灭。

司马炎很清楚，虽然他登上皇帝的宝座，但危机仍然存在。从内部看，他的父祖为了给司马氏家族夺取皇位铺平道路，曾经对曹氏家族以及附属势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这件事所造成的阴影至今仍然横亘在人们的心中; 从外部看，蜀汉虽平，孙吴仍在，虽说此时的东吴已不足以与西晋抗衡，但毕竟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内忧外患告诉司马炎，要想巩固获得的政权，进而完成吞并东吴，统一中国的大业，就首先要强固统治集团本身的凝聚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历史又曾以血的事实启发人们，政治向来是魔鬼与天使的结合，对现政权的摧毁固然要诉诸武力，即非理性的力量，但政权的维持与巩固需要的却是宽容，即理性的力量，如果在夺取政权后仍以前者代替后者，那么等待它的只能是夭折，秦的悲剧即在于以前者代替了后者。司马炎也许勘破了这一点，在即位的第一年，即下诏使已成为陈留王的魏帝载天子旌旗，备五时副车，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同时又赐已成为阶下囚的山阳公刘康、安乐公刘禅子弟一人为驸马都尉。第二年又解除了对汉室的禁锢。这不但缓和了朝廷内患，尤其是消除了已成为司马氏家族统治对象的曹氏家族心理上的恐惧，而且还安定了蜀汉人心，为赢得吴人的好感，进而吞并东吴取得了主动权。从历史上看，凡属亡国之君，到了新朝，很少不死于非命; 凡是亡国旧臣，也都或面临死途，或在屈辱中度过余生。但司马炎对这两种人的处理并不如此简单，对亡国之君刘禅，包括以后的孙皓，他一方面在政治上严加管束，另一方面在生活上加以优待，使他们在安逸中消磨意志，度过余年，以至昏聩的刘禅说出 “此间乐，不思蜀”的话来。而对蜀汉旧臣，他也不一概杀戮或废黜，而是量才录用，李密之事很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李密原是蜀国的官吏，早年父亲亡故，母亲改嫁，与祖母相依为命，他不但以孝闻名乡里，而且知识渊博，机智辩捷，无疑，这样的人才不但深切司马炎的心意，而且也能为朝廷和社会舆论所认可。河内司马氏向来以名教着名，司马炎之祖司马懿便少有奇节，服膺儒教; 父亲司马昭虽为人多险谋，但也始终未轻易抛弃名教这一传统工具，相反却以名教自任，他与东海宿儒王肃之女结为婚姻，即具有这方面的意味。作为这个家族的一员，司马炎也自然认识到名教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点缀意义。司马昭去世，虽从汉魏旧制，丧事从简，但司马炎自己却深衣素服，降席撤膳，哀敬如丧者，尽管不断有人提议改服进膳，可他还是礼终而后服吉。对宗教意识淡泊的中国人来说，祖先就是心中的上帝，具有无法取代、也无法抹煞的意义，所以，在封建时代，尽管思想界不断变换色彩，崇拜祖先的意识有时遭受冲击，甚至出现欺祖灭宗之事，但最终不但没有泯灭，反而有强固的趋势，这从早期儒家到宋明理学的伦理哲学中可以看出。可以说，崇拜祖先的意识，犹如一条中枢神经，始终维系着封建时代中国人的道德标准与精神价值，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皇帝也常常以 “孝” 与 “仁”相配合，作为专制统治的外在形式，以实现对人们精神的制约。所以，当李密以尽孝为理由，拒绝司马炎的征召，并且上书了一篇令人悱恻、以至传诵至今的《陈情表》后，司马炎便借题发挥，大弹他的弦外之音。他不但嘉其诚款，还赐李密奴婢二人，令郡县供养其祖母。等李密终丧后，又诏令他做了司马氏家族的发源地河内温县的县令，优宠之情显而易见。

为了尽早地使国家从艰辛、动乱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为统一打下牢固的基础，无为与宽松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作为当时最有权威、同时也最具有号召力的人物，司马炎更力求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中充分体现这一点。泰始四年 (268)，他在所颁诏书中明确指出：“古代虽有象刑之制，但人们并不触犯它，今天虽具参第之法，可奸邪之事不绝。德与刑相去何远!先帝同情百姓的狱事，故命群臣考正典章刑法。为坚守祖先的遗业，永保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统领万国的核心。” 同年，又向郡国颁下五条诏书：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对于类似的诏令，我们固然不能排除官样文章的因素，但也不能一味地看作浮词虚语，因为他的基本精神还是深切当时现实背景的，即针对曹魏后期苛刻的政治而言的。当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继东汉的动乱政治之后，为了安定人心，恢复国力，曾实行了比较宽松开放、节俭务实的建国方针，但到了曹丕，政治渐趋严厉，社会风气亦向腐败转化，曹叡以降，魏武当年的风范已是昨日黄花，成了绝响。皇帝往往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断把强大的物质重负转移到百姓的身上，而连绵的战乱，更使百姓于惨淡的生计之外，在心理上增添了一种恐惧与疲惫之感。因此，自魏及晋，除了魏初，在政治上还体现了一点可怜的曙光，整个历史进程都被淹没在血腥与黑暗的泥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炎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无为而治的强国方略，就不能不是一种真实的反叛，而这种反叛又无疑暗示了一种新的历史精神的诞生。

在专制时代，尤其是在专制色彩比较强烈的古代中国，皇帝就是国家的象征，它不但是各种权力的凝聚点，而且还具有精神偶像的意义，正因为如此，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自然成了反映政治现实最敏感的神经，他的一举一动直接影响着、规定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因此，在古代中国，明君与贤臣，昏君与奸邪总是连在一起的。为了使臣属有一个很好的表率，为了尽量使既定的强国方略不流于空泛，司马炎尽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贤明的君主，这就是对内严于律己，对外力求公正。泰始二年 (266)，在安置司马昭后事时，他下诏说：“虞舜死后葬于苍梧，但不影响农事耕作，夏禹死后葬于成纪，也不妨碍集市营业。现尊照祖先清简的遗规，陵墓十里之内让百姓居住，并且停止一切烦扰之事。”在这之后，他又下令禁止雕文绮组之物，而对于朝廷中一些人为了讨好他所作的奢侈之举，更是断然拒绝。某次，司马炎病愈后，一些大臣为之祝福，他便下诏说：“每当想到时疫造成的死亡，我便怆然泪下，作为一国之主，我岂能为了自己而忘记百姓的痛苦?所有献礼者都必须严加杜绝。”咸宁四年(278)，太医司马程据向司马炎献雉头裘，他不但没有接受，还将之焚烧于殿前，并下令： 内外敢有犯者罪之。所有这些，对魏末以来积重难返的奢侈之风，也许起不到根本的扭转作用，但同那些在国家尚处在艰难时期，为了满足自己的物欲，不断雪上添霜、火上加油的昏君来说，也算一种明智之举了。至于公正待人，在司马炎早期生活中也是随处可见，泰始四年(268)，他在一份诏书中强调： “地方官吏必须恪遵自己的职守，经常考察民情。对于好学笃道，孝弟忠信的清白之士，应竭力举荐，对于违背伦常的不法之人，则应依法惩处。”太常丞许奇为人有才略，有一次，司马炎到太庙祭祀，一些大臣因许奇之父许允为司马昭所杀，担心许奇在场，司马炎会遭不测，建议不让他接近左右，司马炎不但不允，还称赞许奇的才华，并提拔他做了祠部郎。还有一次，司马炎在和右将军皇甫陶讨论政事时，发生了争执，散骑常侍郑徽为了讨好司马炎，上表要求治皇甫陶不敬之罪。但司马炎却说：“我忧虑的是听不到忠谠之言，而现在郑徽越职妄奏，这不是我的意旨。”结果，皇甫陶没有获罪，郑徽却被免官。

正当司马炎励精图治、西晋的国威蒸蒸日上的时候，东吴却如日薄西山，处处表现出倾颓的趋势。吴王孙皓那乖戾、残忍、荒淫的天性在绝望的环境中更向病态发展，他无意中把东吴这辆气息奄奄的破烂马车，又向死亡逼进了一步。孙皓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强行规定，大臣的女儿必须先充实他的后宫，落选者才可以出嫁。为此，中书令贺邵曾加以劝阻，但对已经完全失去良知、绝灭人性的昏君孙皓来说，忠言不但不能恢复他的理智，反而萌发了他的杀机，结果，他用烧红的锯条锯下了贺邵的人头。而对于那些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他更是视若仇敌。尚书熊睦见孙皓为人过于残暴，要他宽以待人，孙皓便用铁环猛打熊睦，直至身死。不仅如此，孙皓有时还人为地制造一些悲剧，以他人的痛苦和生命来满足变态的心理，他经常故意把大臣们灌得烂醉，使他们在酒精麻醉的情况下说出真话，然后定罪，并置之死地而后快，而所用刑罚更是凶狠残暴，令人发指，如剥面皮，砍双足，挖眼珠。面对孙皓那项用人血染红的皇冠，朝野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在这种情势下，虽有一些有志之士力挽狂澜，竭力支撑，但无奈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国家的状况还是一天天地黯淡下来。无疑，东吴的堕落更显示出西晋的活力，孙皓的昏庸也更衬托出司马炎的开明，处在痛苦与黑暗中的东吴人开始向西晋寻求寄托，一些将领率众倒戈，投降西晋。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激发了晋人灭吴的欲望，于是，一时之间，灭吴成了朝野人士议论的话题。而此时，对于权力欲十分强烈、不甘寂寞与平庸的司马炎来说，父祖给他留下的遗业，已不能满足他日益高涨的政治欲望，他需要的是更加广阔的疆土和大一统的局面，以驰骋他的雄心。但他又清楚地知道，孙皓虽然昏聩，可东吴毕竟是一个立国几十年，在政治经济方面有着牢固根基的国家——甚至当晋军已兵临石头城下，它还有大小军用船只五千余艘，粮食二百五十万斛，将士十万多人——显然，这是一个虽然闇弱，却不容忽视的对手，如果在策略上稍有失误，便会功败垂成。因此，虽然朝野的灭吴呼声日益增高，但司马炎始终未轻易许诺。一直到泰始六年 (270)，他才派羊祜到晋吴交界地荆州进行灭吴的准备工作。

司马炎可谓慧眼独具，一下子就抓住了一个合适的人选，羊祜在人格和才略上都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人物，更是一个卓有谋略的军事家。他少年时代就以清德名世，司马炎受禅后，即以佐命之勋，进号中军将军。镇边后更谨慎从事，力尽职守，不负国望。他一方面立即占领要害之处和膏腴之地，使吴军在军事与物资上都处于尴尬的境地; 另一方面实行屯田，为日后的军事行动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羊祜上任伊始，几乎军无现粮，可到最后一年，仓内已有十年的积蓄。在此基础上，他又采取了与传统的“兵不厌诈”用兵之道相反的策略，即攻心战，取得吴人的信任，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对晋的亲切感与对吴的疏离感。他每次与吴人交战，总要等到日出，从不作掩袭之举。有一次，晋军俘虏了吴人的两个孩子，羊祜不但不加以讯挞，还送他们回家与家人团聚，孩子的父亲因此很感激，不久举家降晋。东吴有一位将领叫邓香，在攻略夏口时被俘虏，羊祜亲解其缚，为了报答羊祜的不杀之恩，他也率部降晋。还有一次，羊祜带兵巡视边境，因军粮不足，便沿途以吴境成熟的庄稼充饥，但事后立即让士兵送绢给农田的主人，以此作为代价。羊祜的良苦用心没有白费，吴人开始改变了敌视的态度，甚至有人敬称他为羊公。此时与羊祜对峙的是东吴名将陆抗，他知道，微笑有时比千军万马更具有杀伤力，于是他也采取了与之同样的态度。有一次，陆抗生病，羊祜送去药物，左右怕有不测，建议不要服用，陆抗说： “羊祜岂是害人之人。”然后毫不犹豫地服下。陆抗还告诉他的部下： “羊祜怀之以德，而我们却加之以暴，这是不战自败，现在我们只需保守边界，不要追求蝇头小利。”于是，边境日渐平安。但羊祜并没有满足这一点，暗地悄悄地加紧灭吴的准备，他推举益州刺史王濬统帅全军。王濬是一位擅长水军的将领，吴地曾有一首童谣称赞他的水上功夫： “阿童 (王濬的小名)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在接受了军令后，王濬便在长江上游大造舰只，为从水上东进作准备。大量的竹头木屑通过长江流入吴境，吴将把此情报告给孙皓，但这个昏君只管作乐，对于危在旦夕的国家却置之度外。

就在羊祜进行灭吴准备工作的时候，河西地区却意外地燃起了熊熊战火，少数民族首领树机能因不满不平等待遇，率部造反。秦州 (州治在今甘肃天水) 刺史胡烈领兵反击，但由于过分轻敌，加之没有援军，终于导致全军覆没。这一来更助长了树机能反晋的气焰，他一连杀死了三个刺史，并于咸宁五年(279)春攻下了凉州首府武威。司马炎为此忧心忡忡，最后，还是司马督 (官名) 马隆毛遂自荐，担任了靖乱的重任，平定了这场骚动。虽然西北的插曲打乱了正在进行的灭吴工作的程序，但羊祜并未懈怠，他在一次上表时，迫切地指出： “平蜀之时，人们都说可以一并消灭东吴，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十三年了。东吴的山河之险比不上蜀之剑阁和岷水、汉水，但如今孙皓的残暴却超过刘禅，吴人的困苦也甚于当年的蜀汉。而今大晋的兵力已强于当初，物资机械也胜于往昔。此时若能水陆并进，一定能战胜东吴。”可是，朝中权臣贾充等人却从中阻挠，司马炎始终下不了灭吴的决心。但时光荏苒，岁月不居，此时的羊祜已进入暮年，虽然司马炎在各方面对他备加礼遇，但仍然尉藉不了他壮阔的情怀，当老友中书令张华去看望他时，他满怀忧虑地说： “吴国的政治太酷虐了，如果现在进攻，可以唾手可得。万一孙皓一死，吴人另立新主，即使我们有百万大军，也难以跨越长江天险。”他又嘱托张华： “我的愿望是否实现就靠你了。”终于，这位灭吴的奠基者没能看到 “一片降幡出石头” 的一天，于咸宁四年(278)含恨而逝。羊祜的去世对司马炎来说失去了一个有力的依傍，精神上的打击相当沉重，他怀着内疚与惆怅之情，哀恸他这位得力的助手，悲伤的泪水在寒风中结成了冰块。

值得欣慰的是，羊祜临终之时推荐了另一位名将杜预接替了他的职务。这位风度儒雅的将军有书生的头脑，却无书生的弱点，政治与军事才能不亚于他的前任羊祜。由于他知识渊博，头脑灵活，经常做出出人意表的事情，所以朝中有人送给他一个 “杜武库”的美名。对这位心胸不凡的将军来说，灭吴早已成了他建功立业的目标，因此，他和张华也就自然成了羊祜有力的支持者。羊祜死后，他担任了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杜预没有辜负羊祜的期望，上任伊始，就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首先袭击了驻守在要害之地的吴军，并且大获全胜，吴将张政恐朝廷罪怪，将此事隐而不报。杜预深知张政是一个不易对付的敌手，便借此事除掉他。杜预派人把战俘送还东吴，孙皓闻之大怒，调离了张政。就这样，杜预轻而易举地赶走了自己的劲敌。这时，担任训练水军重任的王濬已是七十高龄的老人，对这位老将来说，时间就是生命，他向朝廷上书了一份情真意切的文表，传达他灭吴的心愿： “孙皓日益荒淫，东吴有志之士无不怨忿，今不伐吴，变化莫测。老臣七年来一直制作战舰，有的因长期闲置已经朽坏。臣年已七十，来日无多，望陛下体恤我的衷愫，勿失良机。”与此同时，杜预也向司马炎请求伐吴之期，但得到的答复是等到明年，杜预便上书陈述利害：“自今秋以来，讨贼之事已露端倪，如果现在中止，孙皓便会另生他计，或迁都武昌，或加固江南的城池，到时候便会城不可攻，野无所掠。”杜预的疏表送到的时候，司马炎正和张华下棋，张华没有忘记老友羊祜的嘱托，便推开棋盘，乘机鼓动：“陛下聪明神武，朝野又清平和乐，可谓国富兵强，而吴主荒淫暴虐，诛杀贤能。如果现在讨伐东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在杜、王、张等人的敦促下，司马炎终于下定了灭吴的决心。

战事按照羊祜生前提出的方案进行：瑯琊王司马伷出兵涂中(今安徽滁州)，安东将军王浑出兵江西(今安徽长江以西地区)，建威将军王戎出兵武昌，而平南将军胡奋向夏口 (今武汉市汉口) 进军，镇南将军杜预向江陵进军，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则率巴蜀水军顺江而下。这六路大军二十多万人犹如六支利箭直射东吴的腹地。贾充迫于司马炎的压力，不得不担任六军统帅，但这个皇亲国戚感兴趣的只是宫廷斗争，国家在他生活的天平上充其量只是一个实现个人欲望与权力的依托。他对战争一无所知，甚至当孙皓已成了西晋阶下囚的时候，他还上书司马炎，要求班师回朝。

在这六路大军中，王濬率领的巴蜀水军是其中坚。王濬在担任巴郡太守期间发现，百姓苦于徭役，经常遗弃男婴，他便立即实行宽松的政策，减轻百姓的负担，并鼓励生育，被他救活的婴儿就有好几千人。巴蜀弟子为了感谢王濬，积极随之东进。王濬的战舰规模之大，亘古未有，他的船双双为单位，方一百二十步，可载两千余人，船上造有城楼，四面开门，将士可以自由地在上面骑马奔驰，船头还刻有怪兽鹢的头像，于宏大中露出几分威武。太康元年(280)正月，王濬自成都出发，不久攻克丹阳。吴人为了阻挡晋军的进攻，也早有准备，他们在长江的险要之处，布下长长的铁锁，又在江中埋下长丈余的铁锥，企图使晋军的战舰陷入尴尬的境地。但这一情况早被羊祜获知，所以在进攻之前，王濬就准备了大小竹排，并在上面布上披有盔甲的稻草人，使之前行，挟去江中的铁锥。他又制作了巨大的火炬，灌上麻油，放在船前，遇到铁锁便点上火炬，刹那间熔为铁水。就这样，吴人自恃的长江天险，在王濬的脚下化作了平地，他几乎兵不血刃，迅速攻下了夏口、武昌。无疑，这时候王濬的唯一选择是乘胜东进，直驱建业 (今南京)，但却遇到了麻烦。身为六军统帅的贾充从中作梗，向司马炎上书：“现在正值春夏之交，吴地瘟疫流行，应该召回各路大军。并且要腰斩张华，以谢天下。”这一次，司马炎没有听信他的谗言，只是冷冷地说道： “伐吴是我的主张，张华只是赞同而已。”于是王濬的部队又继续前进。这时，王浑的大军也势如破竹，到了横江(今安徽和县)。在两路大军的夹攻下，建业城中的孙皓成了瓮中之鳖，他派游击将军张象带领水军抵抗。谁知张象根本没在抵抗之意，一出城便作了俘虏。在这种情况下，孙皓不得不素车白马，肉袒而缚投降西晋，东吴的四十多个郡，三百多个县，二百三十余万人口全部归入西晋的版图。东吴这个立国近六十年，曾经雄踞江东的国家，终于断送在亡国之君孙皓的手中。唐代诗人刘禹锡有感于这场历史悲剧，写下了着名的诗篇：“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五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自东汉末年开始便进入了军阀割据的时代，在漫长而残酷的年代里，人们不知经历了几多风雨、几多血泪，他们多么希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安置久已疲惫的心灵，而现在历史的宿愿终于如愿以偿，人民的宿愿终于如愿以偿，多少为之奋斗的有志之士的宿愿终于如愿以偿!作为这一历史变化的直接参与者和领导者，司马炎更是百感交集、意味深长，在大宴群臣的宴会上，当他端起沉重的酒杯，不由得流下激动的泪水。是的，司马炎的感喟中自有他不可言说的情味与慰藉，他的那位北伐公孙、西拒诸葛的祖父司马懿，还有他那位不惜牺牲传统的伦常、弑君犯上的父亲司马昭，他们之所以至死悬念不已，为的是什么呢?不就是想总有一天司马氏家族能够大振雄风，在中国历史上写下引人瞩目的一笔? 不就是想总有一天他们的子孙能够象汉高祖刘邦那样唱起“威加海内”的豪歌?而现在这一切都变成了现实，作为这一现实的象征人物，司马炎怎能不感叹呢?对千千万万老百姓而言，大一统局面也许不会是他们所期待的尽善尽美的极乐世界，但和充满刀光血影的乱世相比，它毕竟多了几许宁静，几许和谐，而对已尝足流离之苦的三国的人民来说，大一统的局面也多少点亮了他们生活的希望，尽管这微弱的曙光不久又消失在黑暗之中。

国家既已统一，外患既已消除，司马炎便把主要精力放到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上来。由于东汉末年以来战乱频仍，自曹魏开始就实行了为战时服务、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的屯田制，这陈旧的生产方式显然已不适应和平时期的需要，为此，司马炎着手颁布新的土地制度，即占田制。实际上早在司马昭当政时，即已考虑这个问题，咸熙元年(246)，就曾下令罢屯田官，以均政役，并将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改为太守，典农都尉改为县令或县长，这样，原来的典农部民和屯田客都成了属于郡县的编户了。在此基础上司马炎规定了占田和课田的数额： 按占田制的规定，每个男子可以占田七十亩，女子占田三十亩; 按照课田的规定，每个丁男 (十六至六十) 每年向国家交纳五十亩租税，丁女二十亩，次丁男二十五亩，次丁女免税。那么和屯田制相比，占田制到底有什么变化呢?正如王仲荦先生在 《魏晋南北朝史》 中所说： 固然，实行占田制后，土地的授受权操纵在政府手中，使占田户成了封建政府的农奴，“如站在民屯的屯田客的角度上看占田法的封建负担，田租、户调的课征率虽重，可是比起三七、二八分的民屯超额租课，究为减少;人身自由也有所改善。如从兵屯下的佃兵和代佃兵种稻的官奴婢角度上看占田法的封建负担，田租、户调的课征率虽重，比起屯田的超额租课，不知减少多少; 他们一出战入耕，力役的负担，从来是很重的，现在也相对地减轻了些。”由此可见，占田制对提高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生产力，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从太康时期的繁荣可以窥见一斑。平吴那一年(太康元年，280)，西晋有户二百四十余万，但到太康三年(282)，已锐增到三百七十七万户，两三年中，增加了一百三十多万户，其中除去当初隐漏的户数，实际增加的人口也是相当可观的。在封建时代，人口的增减往往是衡量社会安定与动乱的浮标，西晋初年人口的增长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政府的政策法令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所以，史书上这样描述当时的繁荣景象： “太康之年，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遍野，余粮盈畴，商旅道栖，夜不闭户。”而永宁之初，洛中尚有锦帛四百万，宝珠金银百余斛。这些记载，固然有溢美不实的成份，但起码反映一种基本的历史现状。

古人曾用这样两句话概括如下两种因素对人生的影响：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充满忧患的日子固然常使人如飘摇于风雨中的扁舟，产生一种不安全感，甚至领略到辛酸和苦涩的情味，但正是这种不安全感，辛酸和苦涩的情味，往往能为生命的主体找到一个适当的突破口，从而使痛苦和压抑转化成一曲高扬人生的凯歌。可是，当时过境迁，苦涩变成了甜蜜，忧患转化为安乐，生命的冲动、精神的追求便会从此消歇，原来奔腾咆哮、骚动不止的人生之河变成了浅唱低吟、昏昏欲睡的细流。正如青果虽然酸涩，却能使人清醒，鲜花虽然芳馨，却会使人沉醉，忧患与安乐从来就是以正反的方式规定着人生。从忧患的日子走进和平安乐世界的司马炎，面对大一统的局面，面对任他主宰的广袤的山河和芸芸众生，感到了一种满足与陶醉，殊不知就在此时，他那一直奋进的生命之船也搁浅了，在荷叶田田，艳阳高照的背后，暗影正悄悄降临。

也许是一种弥补，一种平衡，本来以俭约清廉着称的司马炎，生活上开始奢侈起来，当年那个御车的青丝绳断了以青麻代之、御医献雉头裘而当众焚之的司马炎已成为历史，安乐的日子使司马炎完全成了一个被物欲、色欲所主宰的昏君。他为了表达自己的孝心，开始大规模修建祖先的陵庙，十二根巨大的铜柱皆镀以黄金，饰以明珠，所用石料都是从遥远的地方运到洛阳的，耗费的民力令人惊叹。司马炎为了满足自己的色欲，在灭吴之后，又收留了孙皓宫中五千多宫女，以至后宫超过一万，因为人数太多，他只能驾着羊车漫游，一些想接近皇帝、一睹天颜的后妃，便在门前插上竹叶，并撒上盐巴，以使贪吃的羊走过自己门前时能够停下。这种作乐的方式可谓别出心裁。面对司马炎荒淫昏庸的行为，朝中有人感到不满。有一次，司马炎率群臣到洛阳南郊祭祀，礼毕，他问司隶校尉刘毅： “我能和汉代的哪一个皇帝相比?” 以武帝当时的心情，以为刘毅一定会说出一个响亮的名字，谁知得到的回答是： “可以和桓帝、灵帝相比。”人人都知道桓灵之世乃是东汉王朝最黑暗的时候，司马炎不能不感到吃惊，接着问道：“怎么到了如此地步?”刘毅毫不掩饰地说道：“桓帝之世虽卖官鬻爵，但把钱留给官府，陛下如今卖官鬻爵，却中饱私囊。” 面对这个鲠直的臣下，司马炎只得自嘲说： “桓灵之世听不到你这样大胆的言论，而现在我身边却有你这样的直臣，可见我比桓灵二帝贤明。”

本来自魏明帝曹叡后，社会风气就趋于奢侈，现在司马炎又推波助澜，于是，上行下效，西晋的朝野顿时掀起了一股奢侈之风。朝中的权贵自不必说。太尉何曾即以奢侈着名，他的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虽然在饮食上日费万钱，犹言无处下箸。而尚书任恺的奢侈更超过何曾，每顿饭就要花去万钱。有一次司马炎到女婿王济家作客，侍宴的一百多个婢女都穿着绫罗绸缎。菜肴中有一道乳猪，味道鲜美异常，司马炎向王济打听烹调的方法，王济悄悄对他说：“这是用人乳喂养，又用人乳烹制的。”司马炎听后很不舒服，没等终席就走了。在这种情形下，人人以夸富为荣，个个以斗富为乐。但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有时这种豪奢还和残忍结合在一起，石崇是当时有名的富豪，他宴请客人时总让美女敬酒，如果客人饮酒不尽，便将美女斩首。有一次，他请王导、王敦兄弟赴宴，王导知道石崇的规矩，虽不能饮，但尽力支撑，而王敦却不以为然。石崇一连杀了三人，王敦还神态自若，不为所动，王导责怪他，他却说：“石崇杀自家人，于您何干?”就是这个石崇，他家的厕所也与众不同，建造得如闺阁一般，一次，散骑常侍刘寔在他家作客，需要解手，仆人把他带到一间挂着锦绣帐幔、布置豪华的房屋，见一些侍女捧着香囊站在两边，以为走进了内室，吓得退了出来，向石崇道歉，但石崇告诉他那就是厕所。司马炎的另一位驸马王敦也闹过笑话，有一次他在公主的住处解手，发现旁边有一盆香枣，便吃了，事后才知道，那是为了除臭塞鼻用的，这位驸马公因此遭到了宫女的哂笑。

当年雄姿英发的司马炎已垂垂老矣，于是继平吴之后，继承人的问题成了朝野瞩目的大事，各种政治力量为了不同的目的，再一次展开了角逐，西晋宫廷又热闹起来。按照封建时代立嫡以长的遗规，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衷在9岁 (泰始三年，267)时就被立为太子，但他天生就是一个白痴，因此还闹了不少笑话，立这么一个白痴儿子作太子，司马炎不是没有过疑虑。就在伐吴的同时，司马炎即已考虑这个问题，有一次他问张华：“我的后事可以托付给谁?”张华毫不犹豫地回答：“要论才华和亲属关系，当然是齐王司马攸。”张华的回答当然不会使司马炎满意。我们且不说他和司马攸那场争夺王位的斗争就足以使他把司马攸排除在这种可能性之外，就是出于亲缘关系，他也会在自己的后代中作出选择。司马炎终于发现了一个亮点，有一次，宫中失火，司马炎站在城楼上观望，这时，司马衷5岁的儿子司马遹拉着武帝说：“夜间危急，不应让光亮照到皇帝的身上。”司马炎感到很惊奇，本来近乎绝望的心中又燃起一股希望，于是他把全部的赌注押在了这个尚处在孩提时代的皇孙身上，最终还是选择了司马衷这个白痴作皇位继承人。太熙元年 (290)三月，司马炎病笃，他想让汝南王司马亮作为顾命大臣，但已经晚了，此时的朝政已完全控制在外戚杨骏手中，他的病床边尽是一帮新贵。同年四月，这位风发一时的开国皇帝便与世长辞了，终年55岁，葬于峻阳陵，庙号世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