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广文曾生，来自南丰①，入太学②，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材，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虽有魁垒③拔出之材，其一累黍④不中尺度，则弃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过反同众人叹嗟爱惜，若取舍非己事者，诿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有司固不自任其责，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责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
呜呼! 有司所操果良法邪? 何其久而不思革也? 况若曾生之业，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弃之;可怪也! 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夫农不咎岁而菑播⑤是勤，其水旱则已;使有一获，则岂不多邪?
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
〔注〕 ①广文：即广文馆。宋国子监下属学校之一，收纳四方游士到京师求试者，遇贡举之年，先补中广文馆生，然后执牒诣国子监验试，十人取一。南丰：曾巩的故乡，今属江西。②太学：亦宋国子监属下学校之一。学生从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平民的优秀子弟中招收。③魁垒：雄伟。④累黍：累和黍是古代两种微小的重量单位。《汉书·律历志》：“权轻重者不失黍絫(古“累”字)。”注：“应劭曰：‘十黍为絫，十絫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二字合成一词，表示极细微的分量。⑤菑播：开荒播种。菑，开荒。《尚书·大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插。”疏：“菑，耕其田，杀其草。”
【鉴赏】
这篇文章是欧阳修为曾巩参加进士考试落第而作。曾巩与欧阳修一样，也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宋史 ·曾巩传》说他“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可见曾巩在青少年时代就是个才子，他的文章一开始就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这种赏识，也体现在本文欧阳修对曾巩的文章的评价中：“况若曾生之业，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就是说曾文的上乘之作，已臻雄伟杰出之境;其一般水平的作品，也写得极有章法，按进士考试的录取标准衡量，是完全合格的。这样看来，曾巩就不应该落第。
然而曾巩毕竟还是落第了! 这不能不引起欧阳修严肃的思考：“而有司弃之，可怪也!”事情就是这样：如果被试的一方没有出问题，那么毛病肯定就出在主试的一方。按理说，主管考试的部门担当替国家选拔人才的重任，本不该出毛病，然而现在竟然出了毛病，这就是“可怪”之所在。本篇的行文脉络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入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又是怎样执行录取原则的呢?作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欧阳修)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不是再明显不过吗?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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