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方舆纪要》的主要内容,《读史方舆纪要》导读
《读史方舆纪要》是着重论说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推论成败得失，“以古今之史，质之以方舆”的明代地理总志。清顾祖禹撰。顾祖禹的父亲柔谦是一位心怀亡国之痛的绩学遗老，对顾祖禹影响很大。他临终遗言云：“ 嗟乎!园陵宫阙，城郭山川俨然在望，而十五国辐员(按指明2京13布政司)、3百年之图籍泯焉沦没，文献莫仿，能无悼叹乎?余死，汝其志之。”(《读史方舆纪要》总叙1)顾祖禹本人亲身参加过抗清斗争，目睹明王朝衰亡。他痛心于明朝统治者不会利用山川形势的险要，未能记取古今用兵成败的教训，因而最后遭致亡国的历史。他希望编撰此书，有助于反清复明的大业。他说：“凡吾所以为此书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无所适从，任天下之事，举宗庙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为愤痛呼号扼腕以到于死也。”(总叙3)他在书中引证历史事迹，推论成败得失，意有所指，很象为反抗清朝统治的军事行动出谋划策，所以，张之洞说：“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书目答问》)梁启超说： “景范这书，专论山川险隘，攻守形势，而据史迹推论得失成功之做，其性质盖偏于军事地理，殆遗老力谋匡复所将有事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顾祖禹从29岁起，秉承其父遗训，开始撰著此书，先后30多年，至他50多岁时，方才完成这部举世闻名的巨著。今传世者，有康熙丙午无锡华长发商原刻本、嘉庆十六年(1811)成都龙万育刻本、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排印本等。
顾祖禹 (1631—1692)，字瑞五，号景范。人称宛溪先生，江苏无锡人，因出生常熟，又自署常熟人。幼年聪颖好学，背诵经史如流水。少年时，纵览群书，尤好地理之学。成年后，熟谙经史，博学多识。顺治元年(1644)随父避兵于常熟，躬耕于虞山之野，教课糊口，过着“子号于前，妇叹于室”的清贫生活。父死，他一面教书，一面撰著。康熙十三年(1674)，三藩起兵，祖禹弃家入闽，投效耿精忠，参加反清复明的军事斗争。三藩兵败，祖禹回归家乡，重操旧业，继续撰写 《纪要》。其后，虽参与编修《大清一统志》，但他坚守民族气节，不受清朝一官一职。他毕生的精力，皆贯注于著述本书之中。
本书130卷，附《舆图要览》4卷，约290万字。其排列次序，首以历代州郡形势，次以2京13布政司，又次以川渎异同，终之以分野。分卷情况如下：卷1—9历代州域形势，卷10—18直隶，卷19—29江南;卷30—38山东;卷39—45山西; 卷46—51河南;卷52—65陕西;卷66—74四川;卷75—82湖广; 卷83—88江西;卷89—94浙江;卷95—99福建;卷100-105广东;卷106—112广西;卷113—119云南;卷120-123贵州;卷124-129川渎异同;卷130分野。《舆图要览》卷1—2包括《舆地总图》和二京十三布政司图各1幅，共16幅;卷3包括《九边总图》、九边分幅图及多边地图共14幅。卷4包括 《黄河图说》、《海运图说》、《漕运图说》、《朝鲜图说》、《安南图说》、《海夷图说》、《沙漠图说》7幅。《历代州域形势》和各省 《山川险要总论》是全书最有特色的部分，写得十分精彩，在记述舆地方面，纲目分明，2京13布政使司下，按府州县分叙四至八到、历代沿革，各县载有编户里数，并山川、关隘、城镇、古迹、驿站等内容，有关史事附系于各类地名地物之下。
《纪要》 的内容特色在于：
1.军事地理的色彩非常浓厚。《纪要》叙述疆域政区和山川形胜，皆从历史上穷本溯源地备述其军事价值。顾祖禹很重视各地的攻守利害，他认为地利是行军之本，“地形之于兵，如养生者必藉于饮食，远行者必资于舟车”，必须“先知地利，而后可以行军，以地利行军，而复取资于乡导，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总叙3)。因此，结合历代军事，精辟分析了各地区的山川形势和军事地位。该书对直隶、江南、陕西、河南等地的分析，很有见地，对四川、湖广、两广的研究，更是言有所指，可以说该书每篇都是研究军事史和军事地理的佳作。
2.人地关系的辩证思想突出。《纪要》虽以研究天险地利为主，但同时又反复说明“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的道理，论证无论何等天险地利，都只是成败得失的从属条件，而决定的因素还在于社会和人事。在评判战争胜负原因时，指出地理形势固然重要，但带兵将领所起的作用更大：“辨要害之处，审缓急之机，奇正断于脑中，生死变于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为权衡焉，此固大将之所任。”又说：“虽然攻守万端，巧拙异用，神而明之，亦存乎其人而已矣。”(总叙3)在论说历代建都时，也批判了那种地势险固决定一切的观点。
3. 经世致用的思想贯串全书。明嘉靖以后，河患颇为严重。本书大量辑录了前人治水的主张，留给后人作借鉴，对漕运也很重视，认为 “天下大命，实系于此”。但他反对那种为了保运而置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的观点，大声疾呼：“淮、济诸州之民何罪，而尽委之溪壑乎?”(卷126)在《川渎异同》中，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论述漕运和海运，又在有关州县下，详细记载运河的闸、坝、堤防和济运诸泉。
为了撰著《纪要》，顾祖禹参考了二十一史和一百多种地志，“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论”，旁征博引，取材十分广泛。他自己说，其所著之《纪要》，“六经而外，左、国、史、汉皆有诠释，古人散逸之书，见于古人援引者为多，是书悉为搜讨，至杜、郑、马三家之书，其言方舆，皆资采取，而杜氏尤长，王厚斋《玉海》一书中所称引，类多精确，而 《通释》一种，为功于 《通鉴》甚巨，胡身之从而益畅其说，搜剔几无余蕴，余尤所服膺，故采辑尤备。”(凡例)顾祖禹还做过一些实地考察和调查，凡舟车所经之地，“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道里、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众客谈论，考核异同。”(总叙2)但他考察和调查过的地方有限，主要依靠在书斋内收集整理资料，进行严密考订。
本书内容之丰富，地名之齐全，考订之精详，结构之严密，既胜于唐宋时期的《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也超过明代成书的 《寰宇通志》和 《明一统志》，即使与此后集众家之手官修的《清一统志》相比，也各有千秋，毫不逊色。所以，清代学者魏僖誉其是“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本书魏序)刘继庄称它是“千古绝作”。(《广阳杂记》)梁启超亦盛赞它在“古今著述中，盖罕其比”，“可以说是一百三十卷几百万言合成一篇长论文”。(《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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