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的主要内容,《朱子语类》导读

《朱子语类》的主要内容,《朱子语类》导读

《朱子语类》是朱熹言论和朱熹与门人答问论学、质疑问难的记录。朱熹，南宋哲学家(见“四书集注”)。全书140卷，南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由黎靖德编辑出版。

南宋理宗景定四年(1263)，黎靖德根据南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李道传编辑的池州刊《朱子语录》、南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李性传编辑的饶州刊《朱子语续录》、南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蔡抗编辑的饶州刊《朱子语后录》三种按记录人编排为不同卷次的语录和南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黄士毅编辑的眉州刊《朱子语类》、南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王佖编辑的徽州刊《朱子语续类》两种按主题类别编排为不同卷次的语录综合起来，删除其文字和记录人完全重复的条目后，乃按黄士毅编辑的《朱子语类》所用的主题类别加以编排，出版了比较完整的景定本《朱子语类》。南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吴坚编辑出版建州刊《朱子语别录》。黎靖德又将《朱子语别录》中的一些新条目编入景定本《朱子语类》中，于南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出版，这就是《朱子语类》的初版。它编集了朱熹逝世后七十年间所保存的语录，在当时是比较完备的，但仍有一部分材料在这时期已经散失了。是书在明代有成化九年(1473)陈炜刻本，万历三十一年(1603)朱吾弼编刻本;在清代有康熙间吕留良天盖楼刻本，同治十一年(1872)有应元书院刻本，光绪六年(1880)有贺麟瑞校刻本，以及日本宽文八年 (1668) 刻本。

编者黎靖德，生平不详。从景定本 《朱子语类·序》和咸淳本《朱子语类·序》中知其为导江(今四川成都) 人，度宗咸淳六年曾任盱江(今安徽盱眙县东北) 郡守，刻 《朱子语录》于郡斋。

《朱子语类》综合了97家所记的朱熹语录，其中有无名氏4家。辅广所录的一部分，曾经朱熹本人审阅。其他各家则未经朱熹过目。黎靖德编辑《朱子语类》时将每个人记录的语录的年代都保存下来。自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开始到宁宗庆元五年(1199)朱熹逝世前为止，历时共约30年。在九十七家记录人中，记录朱熹60岁以后的语录多达64人，详尽地保存了朱熹许多晚年定论。在全书140卷中，理气、性理、老庄、释氏等哲学专题占8卷，《四书》占51卷，《五经》占28卷，论为学及方法占7卷，论诸子之书及名家门人占32卷、其他关于政治、历史、文学等占14卷，规制宏大，对于研究朱熹哲学、政治、文学思想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在《朱子语类》中，相当多的卷数都是直接阐述朱熹的哲学观点的。从世界观看，他认为宇宙的最高存在或本体就是太极，整个世界万物都是太极产生的。“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太极图说解》)，太极是无限的，永恒的，绝对的，“太极只是个一而无对者”( 《语类》卷100)。太极有动有静，“静即太极之体也，动即太极之用也” ( 《语类》卷94)。一动一静而两仪分，一变一合而五行具，从而“人物生生，变化无穷矣。”(《太极图说解》)从认识论来看，朱熹继承了程颐格物穷理的思想，认为“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 《补大学格物传》)。他所谓格物，就是指“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大学或问》)他所谓穷理，就是 “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同上)格物穷理的认识过程，又可以分为渐进和顿悟两个阶段。从朱熹的道德观来看，他认为“操存涵养则不可不紧，进学致知则不可不宽”。( 《语类》卷9) “尊德性而道问学”，达到使人心服从道心，存天理而灭人欲。此外在《朱子语类》中，还记录了许多对佛老的批评材料，比他文集中的理论分析，更能击中要害。

在 《朱子语类》中，我们可以了解《四书集注》的成书过程及朱熹对《四书》的评价。表明他为此而用尽平生精力。他说： “《中庸》一书，枝枝相对，叶叶相当，不知怎生做得 一个文字整齐。”(《语类》卷62)认为 《论语》“圣人说话，磨棱合缝，盛水不漏” ( 《语类》 卷89)。将 《四书》 的地位置于六经之上。

《朱子语类》也记录了朱熹的经学思想。对于 《易经》，他48岁时已编写 《易本义》，但晚年对此甚不满意，甚至认为这书 “殊不可读”。对于《诗集传》，表现了他多年研究工作的结果，体现了他艰苦的探索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方法。对于 《书》、《礼》、《春秋》，朱熹未曾编写完整注疏，在 《语类》 中散见于他对 《书》、《礼》、《春秋》的精湛见解。如怀疑 《书小序》非孔子所作。孔安国序与传非孔安国作，开清代《古文尚书》辨伪先声。如 《礼经》，他认为 “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 《语类》卷84) 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是切合历史上的实际情况的。如《春秋》，他反对今文学家以一字定褒贬的说法，对 《左传》、《公羊》、《谷梁》 三传的见解也有折衷的看法。

《朱子语类》中对于史学和文学也有不少结论，发人之未发，值得深思。如评论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 《咏荆轲》 一篇。” ( 《语类》卷140)看出陶渊明平淡中的不平淡。如朱熹评唐史说： “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语类》卷36)史学家陈寅恪说： “这条材料可作为研究唐史的指导。”

《朱子语类》 为研究朱熹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对其可信程度，历来是有不同意见的。当李道传的 《池录》刊行之初，为之作序的黄榦就提出： “记录之语，未必尽得师傅之本旨。”( 《朱子语录后序》) 又与李心传书说： “不可以随时应答之语，易平生著作之书。”(《朱子语续录后序》)李性传也说： “记者易差。”“《语录》与 《四书》异者，当以 《书》为正”。清康熙时李光地等奉旨编纂的 《朱子全书》，采用 《语录》甚多。但在凡例中仍说： “语类一篇，系门弟子记录，中间不无讹误冗复，杂而未理。”《朱熹年谱》作者王懋竑也说：语录“其中不可信的部分颇多。”而朱止泉却极重视 《语录》，认为 《语录》记载了朱熹晚年精要的见解，即使其中杂有不确之处，若善于分析应用，就是研究朱熹思想不可忽视的材料。” ( 《朱止泉文集答乔星渚》)。

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理学丛书，《朱子语类》经王星贤点校，纳入 《理学丛书》。

参考文献

• 王星贤点校: 《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