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张学良
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为民请命”，我们为了国家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
【演讲词】
各位同胞们：
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我相信我们的心里，都是一样的！
各位同胞对一二一二事件的原委，想诸位大概已经知道了。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为民请命”，我们为了国家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
在一二·九那天，我曾经向请愿的同学们讲，关于抗日问题，一星期内，有事实答复，想诸位还记得，那天事情，真是给我一个大的刺激，现在我再把发动一二一二事件的近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简单地向诸位讲一讲。
我同蒋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几次用书信诤谏，当面诤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作的工作，作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可是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了。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没有带，乘军用机飞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大熟。而我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决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他回答我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诸位想想，他这话有没有道理？
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置办法，只有和平劝导，和使学生，也可以说使一般民众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任何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的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由上项事情看来，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一二一二的事件。
我们现在把我们主张清清楚楚的拿出来，清清楚楚的报告全国民众的前面，同胞们！我们是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线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线上效死。同时我们要求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有力量出力量，有钱的出钱，尤其是武装同志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线上。同胞们起来！我们的主张要我们自己来实现。
诸位的情绪，十分热烈，深愿诸位能把这种热烈情绪，坚持到底。用实际行动来保障诸位的热烈的情绪。诸位同胞，我们是诸位的公仆，我们替诸位打前锋，至于最后胜利，还赖全国人民，一致起来争取。
今天本人受诸位同胞这样热烈欢呼，真有点不敢当，本人以戴罪之身，作抗日的工作，为公为私，都是应该的，本人一定要竭尽智虑，要求实现救国主张，不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民族解放的目的，誓不休止。
【鉴赏】
1936年12月12日，古都西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毅然率部逮捕了国民党政府中央最高首脑蒋介石及其下属部分军政要员。事变发生后，中外舆论哗然，一时各种议论、猜测、疑虑乃至误解纷至沓来。为了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澄清西安事变的原委和目的，同时也为了得到国内外舆论的支持和各方面的谅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中华于危亡的夙愿，张学良以通电、广播、大会等形式，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本篇即是张学良在西安革命公园万人民众大会上的演讲。
这篇演讲以真挚的情感、朴实的语言、诚恳的态度，阐明了西安事变发生的直接及根本原因。他指出，西安事变的直接原因，一是蒋介石拒不采纳其释放七位救国领袖的请求，与袁世凯、张宗昌无异；二是蒋介石坚持以武力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而“我们的枪”不应该打中国人，应该打日本帝国主义。他强调，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不是个人恩怨，因为他与“蒋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而是政见之争，就是要“实现救国主张”，“要立于抗日战线的第一线”，“要在抗日战线上效死”，要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除此之外，“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这就鲜明地表达了他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要求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严正立场，也坦露了他为国为民的无私无畏精神。
张学良曾经说过，他的人生信条就是“爱国”，概括起来就是不图虚名、不为金钱、不为地盘，而是为国家、为人民、大公无我。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正如他自己在蒋介石去世入殓前所题挽联所言：“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如仇雠。”这种政见之争，是他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奉蒋介石之命，退出东北成为一名“不抵抗将军”；奉蒋介石之命参与“剿共”迭遭惨重损失；在受到广大东北军官兵厌恶内战、强烈要求抗日的推动；以及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而最终形成的。1936年12月初，他曾多次对亲临西安督战“剿共”的蒋介石，痛陈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甚至声泪俱下，但却被蒋介石斥为“反动”，还说：“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去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12月9日，西安一万五千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举行了示威游行，蒋介石竟又严令镇压，这一切使张学良深切地认识到蒋介石决心已定，用口头或直言劝谏已无法使其改变。因此，在抗日不能，剿共不愿，苦谏不听，自身又难保的情况下，张学良以民族大义为重，置个人毁誉和集团安危于不顾，毅然兵谏，逼蒋抗日。在这篇演讲的最后，张学良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说道：“我们是诸位的公仆”，“我们替诸位打前锋”，“本人一定要竭尽智虑，要求实现救国主张，不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民族解放的目的，誓不休止”。豪放言语中坦露出一颗爱国爱民的赤诚之心。
时年35岁、人称“少帅”的张学良，在西安革命公园这富于象征意义的场所，以诚挚恳切的态度，朴实质直的语言，鲜明而颇具感召力的主题，赢得了万众的心。张学良在将自己的名字与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熔铸一体的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这篇闪烁着爱国主义光辉、揭示历史真相的演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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