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梨魂》简介|鉴赏

《玉梨魂》简介|鉴赏

骈体言情小说，三十章。徐枕亚著。1912年6月起在《民权报》副刊连载， 1913年1月由民权出版部初版，当年即再版两次，以后重版三十二次，行销数十万册，且到处发现翻版伪本，是民初最畅销的小说。

小说描绘了一个“寡妇恋爱”的悲剧。小学教师何梦霞寄居在远房亲戚崔家，爱上了崔家寡媳白梨影。白梨影也爱上了何梦霞，伺何不在，私探梦霞卧室，取走何的诗搞，遗下茶花一朵。此后两人鱼雁传书，络绎不绝，以诗为媒，都以对方为知己。无奈两人又都是礼教的信徒，怀着一种悖违礼法的罪恶感，竭力用礼教来规范自己的行动。何有一位同事，发现他们的恋情，乘何探亲之际，冒用何的名义给白写了一封信，白自感前途险恶，又深感对不起死去的丈夫，作为未亡人不应再有非份之想，便欲斩断情丝，又不愿何离开自己，便想撮合何与小姑崔筠倩联姻。无奈何深爱白，不肯移情他爱;崔筠倩又是新女性，以婚姻自主为理想，痛苦地接受嫂嫂包办的婚姻。白发现事与愿违，为了恪守礼教， 自戕而死。崔发现真相，自觉对不起嫂嫂，也病死了。何梦霞也想死，又觉得男子汉应当为国而死，便参加武昌起义牺牲了。

《玉梨魂》是早期鸳鸯蝴蝶派作家徐枕亚的成名作，也是鸳鸯蝴蝶派成型时期的奠基作，为民初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玉梨魂》不是杜撰的香艳故事，其中有着作者的亲身经历：作者在小学执教时，曾爱上房东的寡媳，但碍于礼教无法缔结良缘，由寡媳作主，将他小姑嫁给徐枕亚为妻。正是这段恋情梗在胸中，促使作者创作了《玉梨魂》。

“寡妇恋爱”的素材本身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可是徐枕亚是崇仰封建礼教之人，他想歌颂真挚的爱情，抒发爱情的苦闷，但他又不愿否定礼教的权威，力求将这爱情纳入礼教的规范之内。这就使他笔下的人物，充满矛盾：他们天性纯真，忠于爱情，生死不渝，但是他们内心中的礼教权威、名节观念又使这忠贞爱情不断遭到抑制与扭曲。作者力图调和“情”与“礼”的冲突，将男女主角的“殉情”与“殉道”结合起来，将这爱情视为“情孽”，写出情天幻境的痴儿女怎样“发乎情止乎礼义”， 自觉地用礼教束缚自己。这就使真诚热烈的情爱与呆板僵硬的说教组成不同的声部，在小说中很不协调地混合在一起。既然没有勇气打破礼教的束缚，爱情悲剧的终场就是排定了的。由此形成的黯淡前途规定了作品颓废缠绵，哀伤低沉的基调，造就了小说中的各种矛盾和作者矛盾的态度。

《玉梨魂》是民初社会的投影，是民初那复杂社会的矛盾心态的表现。民国建立推翻了帝制，也使以君权为中心的封建礼教陷于崩溃的边缘，所有公民的自由平等权利已经得到宪法的抽象肯定，迫使礼教非改良不可，但是清末的思想启蒙一直停留在推翻旧政治制度上，尚未在人的价值观念上开展一系列的革命，进行必要的思想启蒙。这就使得封建礼教依然拥有它的权威，仍旧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于是“改良礼教”便成为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承认礼教的权威，又朦胧地觉得应当肯定人有要求自由的权利。这是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却又未曾完全觉醒，还意识不到礼教正在吃人和自己正在被吃的时代。朦胧的人的爱情要求直觉到不被礼教容忍，却仍旧承认礼教的权威，希望在礼教中觅得一块藏身之地。因此，小说一面歌颂恋爱的寡妇和追求寡妇的青年，一面又将“殉道”作为爱情的升华，并不完全是作者或作品中的人物在自己折磨自己，还体现了社会对改良礼教的偏爱。骈文的《玉梨魂》成为民初最畅销的小说，也说明了这一点。

从中国小说的发展来看，《玉梨魂》也有不少创新之处。中国古代小说虽然不乏同情寡妇的描写，但是还没有人以同情赞颂的笔调，写过一个不能克制七情六欲，在“情”与“礼”的冲突中被吞噬的寡妇，也没有人将追求寡妇的青年，作为正面形象来描绘。晚清有不少小说触及妇女解放问题，但大都局限在女子参政上。《玉梨魂》触及的是一个前人未曾触及过的社会问题，尽管它是以改良礼教的面目表现的，但仅就这一问题的提出而论，它就具有新时期的特点。

中国古代小说对人物心理的描绘一直是动态的，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富有个性特征的细节来向读者暗示人物的心理状态。这种写法虽有笔墨省俭、形象传神、耐人寻味的优点，但也往往影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开掘。《玉梨魂》故事情节简单，人物极少，而又受到礼义的束缚，处于被隔绝的状态，主角只好通过诗歌、书信、 日记来剖白自己，交流人物的思想感情，推进故事情节的开展，从而使作品在叙述过程中不断出现静态的人物思想感情的描绘。在此之前，中国的小说还从未意识到书信、日记能在小说中发挥这么大的力量。正是这些书信、诗歌、 日记，弥补了作品情节简单的不足，加强了对人物主观世界的描绘，刻划了他们丰富复杂的内心矛盾，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新的天地。

此外，小说在结构上运用倒叙手法，景物描写往往是为渲染烘托气氛、描写人物心理服务的，叙述有时也采用跳跃式的方式等等，都体现了小说发展的新潮，为五四新小说的问世作了铺垫。

《玉梨魂》具有新旧杂陈的色彩，身上也留有封建才子佳人小说的烙印。书中的主人公，是望风洒泪、对花伤怀的才子和佳人，他们葬花吊花、写诗写信都要掉泪，而且常常继之以病，哭病之中，又必有诗作，在哭声与吟声中谱写爱的歌曲，以渲染爱情的感伤气氛和悲剧性质，显示主人公爱得雅洁，爱得痛苦，爱得缠绵悱恻。“殉道”的热情更时时表现出压抑人性服从礼教的自觉性和光荣感，一种麻木不仁的沾沾自喜。这种病态也表现出社会的病态，所以五四运动后，跳出鸳鸯蝴蝶派的刘半农便批评“《玉梨魂》犯了空泛、肉麻、无病呻吟的毛病”。其他新文学作家也对鸳鸯蝴蝶派作了严厉的批判。这种批判是非常必要的，这是一个新时代对旧时代的否定， 即使它已经进行改良。但是，《玉梨魂》与五四新文学是两个时代的文学，是本质不同的文学。我们没有理由一定要求触及寡妇恋爱问题的小说在民初就必须达到五四时代的水平，也没有理由认为处在封建礼教禁锢之下的人们，一下子就能觉醒到高呼“打倒孔家店”的程度。历史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玉梨魂》便显示出中国小说由旧向新转变的过渡环节。因此，我们今天不应根据五四新文学对《玉梨魂》的批评就全盘否定它，而应当给予它应有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