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及其实学特色

《明夷待访录》及其实学特色

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明熹宗天启时（1621～1627）被宦官惨杀的东林党人。这一不幸事件促使黄宗羲在青年时期便参加了反抗“奄宦”（宦官）的活动。后来清军南下，他在浙东组织“世忠营”进行抵抗，失败后继续进行过抗清活动，晚年从事学术研究。《明夷待访录》一书写成于清康熙二年（1663）。在这部著作中，他通过对明朝政府种种暴政的揭露，触及了封建君权，即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若干问题，发表了一些新颖的见解。

在黄宗羲以前，已有思想家对封建君权发表过评论。如两晋之际的鲍敬言（生卒年不详）和元代的邓牧（1247～1306）认为“无君无臣”才是理想的世界。鲍敬言说，太古时代最好，那时没有君臣之分，没有徭役、赋税和掠夺；没有城池，没有军备，没有刑法。邓牧也对太古时代做了描述，说那时大家都不愿意当皇帝，有人一旦被推出，大家便都拥戴他，怕他走后没有人来接替，后来的情况就变了样。由此可以看出，鲍敬言和邓牧都用美化远古的手法来揭露现实的黑暗，不过，他们受道家的影响很深，其论述往往流于幻想，存在着深度不足的弱点。

黄宗羲比前人进了一步，他的观点鲜明，而且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从而为后人认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若干思想资料。可以说，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真正的实学，它直接探讨了现实政治制度问题。

“天下之利”以及“公”与“私”等，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基本概念，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总是借用它们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并进行推论，用以区别真伪与是非。如《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公”便成为“大同”社会的标志，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私”成为“小康”的特点。这里，我们不来探讨《礼记·礼运》篇所谓“大同”与“小康”的含义，只想说明：后来的思想家们探讨国家和政治制度问题基本上都利用了这个框架。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就是所谓“天下之利”。他论证说，古代君主“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所以“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明夷待访录·原君》）。这种图景有点像《礼记·礼运》篇所描述的“大同”世界。从形式上看，黄宗羲用的概念是古老的，但其中含有新内容，他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命题。他说，三代以下是“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同上），这就是说，君主把天下视为己有，独占了天下之利。君主在他没有得到天下的时候，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去博取个人的“产业”；得到天下之后，又不惜“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压榨这份“产业”的“花息”。基于这样的理论，他得出结论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同上）这里所讲的并非什么“小康”世界，而是直接对封建君权做了尖锐的揭露。这种评论在封建社会很罕见，没有胆识是提不出来的。

“天下为主，君为客”表面上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有些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孟子的“重民”思想是在中国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尚未建立以前提出的，其主旨是劝说诸侯贵族实施“仁政”，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创造统一天下的条件。而黄宗羲的命题则含有批判君主专制主义的民主主义因素。秦、汉以来，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巩固，封建统治思想一直认为“国”即皇帝，这二者是一致的。秦始皇出巡全国，到处刻石记功，声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由秦始皇开创的“朕即国家”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为历代统治者所承袭。直至明末清初之际，有些思想家才举起“天下”的旗帜，力求说明“天下”与君主的区别。黄宗羲指出“天下为主，君为客”，这个命题和过去统治者使用的君为舟、民为水的比喻是不同的。除此，黄宗羲的挚友顾炎武也力求区别“亡国”和“亡天下”，他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强调“保天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所以他说出一句名言：“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这就多少突破了易姓改号和朝代兴亡的旧观念。

黄宗羲和顾炎武的思想倾向有许多相似之处。顾炎武于康熙十五年（1676）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对《明夷待访录》推崇备至。他们都把希望寄托于未来。果然，二百多年以后，中国近代的维新志士读到《明夷待访录》，很受感动，正如梁启超所说：“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