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的主要思想内容

《文史通义》的主要思想内容

《文史通义》的主旨是针对当时流行的考据学进行反思，批评汉宋门户之见，对经学、史学、文学等多个领域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许多观点至今仍然闪烁着深刻、耀眼的思想光辉。

（一）学术当持世以纠偏

章学诚分析乾嘉时代的学风，指出“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清代儒学陷入琐碎之考据和门户之见的泥潭，音韵、训诂、注疏本来是用来阐发经典的手段，但清代考据学者“反溺训诂注疏而晦经旨”。在与当时学者的交流中他反复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章代遗书》卷29《外集》二《上辛楣宫詹书》说：“夫著书大戒有二：是非谬于圣人，忌讳或干君父，此天理所不容也。然人苟粗明大义，稍通文理，何至犯斯大戒。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

汉学“循流忘源，不知大体”，“但知聚铜，不知铸釜”，只知功力，不知学问，所患在“学而不思”。“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王应麟），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盖逐于时趋，而误以襞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博约中》）

批评汉学的同时，章学诚也认为宋儒舍弃了“学问文章”，专事性命空谈，已经陷于学术末流。所以他要“逆于时趋”，挽救学术，反思汉宋之争的本质，即分析考据与义理的关系，以会通文史大义，探索学术真谛。即《说林》所说，“学问所以经世，而文章期于明道”，“风尚所趋，必有所弊，君子立言以救弊，归之中正而已矣”，表达了章学诚以力挽风气为己任的学术精神。

他指斥宋儒，“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家书五》）

《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中批评“以道名学”：“学术无有大小，皆期于道。若区学术于道外，而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则是有道而无器矣。”正因为这种离器而言道，宋儒之学才流于空疏，远离现实，无益于经济事功。

章学诚认为汉宋学术在考据与义理上的矛盾，其实也是“道问学”与“尊德性”的矛盾，清学的误区在于误以方法为目的。章学诚认为乾嘉时代所谓汉学、桐城派号称为古文辞，貌似古学，实际是学古而未成。“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说林》）他一生都在批判以戴震为代表的烦琐考据之学，源于浙西，不得大道；以姚鼐、袁枚为代表的桐城派文学，明标理学，实际对人心风俗危害巨大。

章学诚提倡作古文辞来纠正学风上宋学空疏、汉学琐碎的弊端，推广古文辞的正确方法是大力发扬古代纪传体史学之长，“而古文辞必由纪传史学进步，方能有得”（《与汪龙庄书》）。认为近世文学由于不晓“经之流变必入于史”，导致欧阳修的《唐书》和《五代史》不脱学究《春秋》与《文选》史论习气，未能得见“《春秋》马、班诸家，相传所谓比事属辞宗旨”，“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与汪龙庄书》）。

在《与陈鉴亭论学》中，他明确说明了著《文史通义》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上述问题，“《文史通义》专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著作本乎学问，而近人所谓学问，则以《尔雅》名物，六书训故，谓足尽经世之大业，虽以周、程义理，韩、欧文辞，不难一吷置之。其稍通方者，则分考订、义理、文辞为三家，而谓各有其所长；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耳，著述纷纷，出奴入主，正坐此也。鄙著《原道》之作，盖为三家之分畛域设也”。

他追求的古学实为三代典章政教所存的史学和以史书纪传为代表的古文辞，也就是他所说的“文史之学”。《文史通义》的撰写实是从校雠《汉书·艺文志》入手，意在厘别古今学术渊源，探讨古今著述之得失利病，亦即其《校雠通义》序言中所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上晓徵学士书》说：“自幼读书无他长，惟于古今著术渊源，文章流别，殚心者盖有日矣。……而班史《艺文》独存。《艺文》又非班固之旧，特其叙例犹可推寻。故今之学士，有志究三代之盛，而溯源官礼，纲维古今大学术者，独汉《艺文志》一篇而已。……然赖其书，而官师学术之源流，犹可得其仿佛。故比者校雠其书，申明微旨，又取古今载籍，自六艺以降，讫于近代作者之林，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拟为《文史通义》一书。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

（二）六经皆史

章学诚针对学风时弊，持正汉、宋之学，对学术进行修正的理论基础就是“六经皆史”。乾隆五十四年（1789），章学诚撰成《文史通义》中的《原道》篇，开篇即言：“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明确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命题。而与之前后的《经解》《史释》《易教》等篇，乾隆五十六年（1791）《答客问》、五十七年（1792）《书教》篇的撰成，使“六经皆史”的理论体系得到完善。至他病逝前一年（嘉庆五年）撰写的《浙东学术》篇，他的以“六经皆史”为核心的史学思想建设最终完成。

“六经皆史”并非是章学诚之独创，其渊源可追溯至先秦《庄子》之《天道》《天运》诸篇，而如隋代王通，北宋苏洵，明王阳明、胡应麟、李贽，清初钱谦益、顾炎武等人，皆阐发过相近的认识。是章学诚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命题提出，并且深入地加以研究和论证，第一次赋予这个命题以重要意义。

什么是经和六经？章学诚认为，“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经解》上）。所以“六经”出现较晚，为儒家学者从历史记录中整理而来。实际上，“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报孙渊如书》）。

六经既是对先王典章政教的记录，也是对先王政教典章所包含的思想的记述。因此，既可以说六经就是史料，也可以说六经包含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史意）。经史为道器关系，不可离器言道。他的所谓“器”是指古代典章制度，“道”指的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圣人借六经以见道，六经也就是历史。《经解》下：“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夫子之圣非逊周公，而《论语》诸篇不称经者，以其非政典也。”

经史关系密不可分，“经史之不可判也，如道器之必不可分也”（《书坊刻诗话后》），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为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原道中》）。“道”蕴涵在“典章制度”“掌故”和“人伦日用”等实际之中，因此，“求道于器”也就首先要关心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关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他认为古代学术经史不分，贴近现实，是经世之学。“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浙东学术》），“古之所为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经解上》）。在《浙东学术》中，他更明确说道：“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

（三）作史贵知其意

古人著书、说理，不曾离开历史和现实。所以天理性命不能空谈，要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和思考去体会。章学诚用史学修正宋学，针对宋学的“空言义理”，《浙东学术》提出“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命题。《浙东学术》为最后一篇文章，既是他晚年对浙东学术传统的总结，也是对自己在清代学术史上的自我定位，把他“六经皆史”“究性命于史”的思想与浙东学术联系起来，以示浙东经史之学所代表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方法才是清代学术发展的正途。“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将经史合一，以史学经世，既合于天人性命之大道，又切近于人事，这是对司马迁史学思想中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精神的发扬，和顾炎武“经学即理学”说也殊途同归。章学诚的这一思路平衡了汉宋之争，使经史之学融汇了考据与义理，兼顾尊德性与道问学。

章学诚提出“作史贵知其意”，也是为了纠正前人重经轻史的偏失，力图把天人性命之道通过史学呈现出来。“史”就是记载和掌管的有关政教的事件、掌故、典章制度等，以传承先王之道，也就是历史的意义。讲求史意，努力阐明史学的目的和作用，成为章学诚治史的核心。“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虽然“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史德》）。“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所以“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言公上》）。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必须表达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要能从历史中体会史意，在著作中体现出史意。这样的史学家不但要有史才，得史法，具史识，还必须有良好的史德。“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史德》）强调史德就是要求史学家必须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和学风，客观公正地看待历史，这样所表达的历史的含义才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六经皆史”说强调的是六经中所蕴含的“史意”，把“经学”还原为“感性”和“具体性”的“史学”，把人们从神圣的“经义”切换到具体的“史意”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纪传体的上乘之作，但以后诸史墨守旧有史书体裁体例的成规，不知灵活变通，反而被史例所束缚，史家的别识心裁得不到发挥，致使后代修史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弊端。章学诚自述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之所为作也。”（《和州志·志隅自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