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传播·书册传播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宋代文学的传播·书册传播

单篇传播和书册传播各有优劣。单篇传播的优势在及时快捷,然作品量较少,书册传播的优势在于作品量大而出版周期较长。

由于印刷术的空前发展,宋代文人传存下来的文学作品集,比唐代文人传存下来的作品要多出许多倍。据《现存宋人著述统计表》统计,现存宋人编纂的文学总集有97种,别集多达743种。而据万曼《唐集叙录》“出版说明”的统计,“有传本的唐人诗集、文集、诗文合集共一百零八家”(中华书局1980)。唐人传世文集的种数仅宋人传世文集的七分之一。而宋人的词别集255种、词总集13种,更是唐人所没有的。从绝对数量上看,宋人传世的诗词文集比唐人传世的诗文集要多近千种。

下面主要介绍宋人是在什么时候又是怎样编印其诗文别集的。

宋人诗文别集,除了王安石文集曾由官方主持编纂之外,其余绝大多是由个人编定的。

著名作家的作品,有的生前就已结集,如宋初诗人杨亿,在景德四年(1007)34岁时,就将自己所作的诗文结集为《武夷新集》。苏辙生前也曾三次结集,分别编成《栾城》前集、后集和三集。全集的编定,一般是到晚年。苏辙《栾城》三集,直到临终前一年的政和元年(1111)才自行编好。王禹偁的文集,也是到晚年才手自编定

全集编成后,不一定能够立即出版印行。有的编定后,只能“藏之于家”,过了几十年才能付印而传播于世。比如,自南唐入宋的徐铉,生前曾将在南唐时所撰的文稿“自勒成二十卷”;入宋后所作,则由其女婿吴君淑编为10卷,共30卷。然而直到他去世24年后,即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才由胡克顺“募工人,肇形镂板”,将30卷全集印行。黄庭坚的父亲黄庶,去世前五年就将平生所为诗文自编成《伐檀集》,却一直未能印行,直到一百五十多年后的南宋嘉定二年(1209),才由他的裔孙黄荦兄弟“锓而传之”。晁补之的《鸡肋集》,生前也已编就,然到去世28年后的南宋绍兴七年(1137),才由他的堂弟晁谦之刊于建阳

大多数宋人的文集,是身后由子孙、门人等亲属故旧编定的,有的甚至是几十年、百余年后才得以编定刊行。如宋初夏竦(985—1051)的《夏文庄集》,其孙托人编校,到南宋绍兴十年庚申(1140),才刻于鄂州。祖无择(1011—1085)的文集,直到百年后的南宋绍熙三年(1192),才由他的曾孙祖行编成。晁说之(1059—1129)的《景迂生文集》,也是由其孙子健于绍兴二年(1132)编成,至乾道三年(1167)始“锓木于临汀郡庠,以广其传”

宋人生前自编文集,一般要经过选择,不是有作必录,旨在求精。而身后亲属所编文集,则是有存必录,旨在求全。如欧阳修“晚年取平生所为文自编次,今所谓《居士集》者,往往一篇至数十过,有累日去取不能决者”。南宋程俱自编文集时,也“时时芟削焚弃”

作家自编文集时,哪些收录,哪些删汰,各有标准。北宋李觏自编文集时,凡是“妖淫刻饰尤无用者,虽传在人口,皆所弗取”。秦观早年自编《淮海闲居集》时,也将“辞鄙而悖于理者辄删去之”

有些诗人,在编文集之前,对自己不满意的作品干脆焚毁,以绝“后患”。黄庭坚“旧有诗千余篇,中岁焚三之二,存者无几,故自名《焦尾集》。其后稍自喜,以为可传,故复名《敝帚集》。晚岁复刊定,止三百八篇,而不克成。今传于世者尚几千篇也”。陈师道平生刻意为诗,“少不中意则焚之,存者才十一”。贺铸自称隔几年就检阅一次旧作,不满意的,就丢进灶里烧掉:“率三数年一阅故稿,为妄作也,即投诸炀灶,灰灭后已者屡矣。”南宋杨万里早年写诗模仿江西体,后来觉得不满意,将旧作全部焚烧:“少作有诗千余篇,至绍兴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

宋人文集的编排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分体编排,二是系年编排,三是分地编排。其中按文体编排的最多。南宋绍兴二年(1132)福州刊本《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就是分体编排,凡分赋、诗、章奏、谥议、制、诏、表、书启、序、记、传、铭、箴、颂、原、说、述、赠、谕、乐词、论、议、辨、策问、史赞、评议、疑孟、史郯、迂书、碑志、祭文等。《四部丛刊》本《温国文正公集》即据此本影印。从宋人的文集分类中,可以考察宋人的文体观念,也可以透视宋人的文学观念。

有的文集,则是系年编排。南宋叶适《水心文集》,门人赵汝谠编,就是编年本,所谓“一用编年,庶有考也”。有的既分体,又编年,如庆元间周必大刊本《欧阳文忠公集》,按体裁分卷,卷内则系年排列,每篇作品目录之下标注创作年月。李纲和吕本中诗集,也都是编年本。这类编年本,对研究作家生平行事和创作历程,非常有价值。

有的是按居住地或做官之地分集编排,每到一地或任一官,就将在此地此任内所作诗文编为一集。杨万里每到一地做一官,就将在该地该任所作诗编为一集,每集都自作一序,说明其创作过程和创作背景。这类分地编排,也有编年的意味。虽然不能确定每一首诗具体作于何年何月,但至少可以肯定是作于哪几年,在什么地方所作。比如,杨万里《荆溪集》,收录的是淳熙元年(1174)知常州时所作诗,《南海集》所收“诗四百首”是淳熙七年(1180)至九年在广东任提举常平茶盐时作。根据这些集子,我们可以考察杨万里诗歌的创作时地。

至于文集收录的范围,可以说,宋人凡著述的文字,无论是为政府撰写的公文,还是私人书信或民间往来的应用文字,都一概收录,连为儿女定亲的请柬也不遗漏。但唯有一种作品是例外,那就是在北宋人编的诗文别集里都不收词作。这反映出北宋人轻视词体的观念。北宋人把写词当作游戏,谁也没把它当作正儿八经的文学作品,所以写完后也不收拾爱惜,随作随扔,更不收进自己的集子里。南宋初胡寅就说,词“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其去《曲礼》则益远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只是因为当时词的社会需求量大,有人喜爱,不得已,才把词独立编为一集,打入另册。在北宋,词是处在文学的边缘,或者说是边缘的文学。

到了南宋,词学观念有所变化,词体的文学地位逐渐提高,词体的文学价值得到认同,因而词作为文学之一体,逐渐被编进诗文别集中。但大多数的词集还是独立刊行。

南宋人编的文集收词,有两种情形,一是把词与诗平等看待,将词与诗合编成一集,或者把词单独编成一卷,或与诗合编为一卷。如绍兴二十六年(1156),吴沆编欧阳澈文集,就是将“古律诗、词、书语八十有七”分类编为《飘然集》。李处权晚年也是自将平生所“作古赋五,古诗三百,律诗一千二百,杂文二百,长短句一百”分类编成《崧庵集》。张纲的《华阳集》,乾道三年(1167)其子张坚裒集,其中将词作34首录作一卷,与诗文合编。其他如张孝祥和刘克庄等人的诗文别集也都收录词作。北宋人有的词作收到诗文别集里,那往往不是北宋时所编,而是南宋时编刻的版本。如司马光的3首词,原来散在集外,到南宋绍兴间刊印的《增广司马温公全集》,才收拾进全集中。把词与诗合编在一起,算是承认了词的“合法”地位。黄庭坚的词作,也是到南宋淳熙九年(1182)黄㽦编《别集》时才录进诗集中,与其诗作并行于世

另一种是“另眼相待”,不把词与诗文统一编排,而是将词独立编为一集,附刻于文集之末,以示词与正统诗文有别。如赵鼎的《忠正德文集》,嘉泰元年(1201)潮州刊本就是以“词为别集”,附录于文集之末。陈亮词,则是编作《外集》,附于诗文集后。欧阳修的词集,在北宋,原是在诗文集外单行,到了南宋庆元(1195—1200)间,周必大编印《欧阳文忠公集》,才将词集附刻于文集之后,词算是附于“骥尾”了。其后陆游的儿子子遹编印陆游文集,也是按此办理,将词独立编成一集,附刻于文集之末。其跋云:“乐府词,本当别行,而异时或至散失,宜用庐陵所刊欧阳公集例附于集后。”在南宋部分人的观念意识里,词还是处在诗歌的“附庸”地位。

文集编好后,印刷出版,似乎比较自由。只要有钱就可以刻印。为了解宋人文集刻印出版的情况,先介绍一下宋代刻书业的大致情形。

宋代的刻书业相当发达,有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系统。

官刻,是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刻印的书籍,通称为官刻本。北宋官刻的经史典籍,主要是由国子监校订雕印的。国子监既是当时的教育管理机关、最高学府,也是出版管理机关和国家级出版社。宋太宗时,在国子监设立专门的印书机构,先是叫印书钱物所,后嫌其名不雅,改称书库官,专掌雕印经史群书。国子监校订好的书,有的由国子监直接刻板开印,有的常常送到杭州等地刻板印行。国子监刻的书,习称“监本”,非常讲究校勘质量。在付印之前,必须经过三校。先由负责校理的校勘官精加校勘,然后送复校勘官复校,最后由主判馆阁官重加点校。三校官员的名衔刻在卷末,以示对书籍校勘质量负责。三校制度一直保持到今天。随着雕版印刷的发展,国子监逐渐无力承担全部出版工作,于是改为特许制度,各地需要刻书,可申请国子监批准。特许制度弹性很大,不一定能严格执行。熙宁以后实行新政,不许擅刻的禁令被取消。到南宋中叶,才有《雕印文书敕令》公布,地方政府和个人要刻印书籍,原稿先需申呈所属转运司,由转运司派员审查通过。但执行不严,处罚也不重

宋代地方行政机构,县以上分路、州(府、军)、县三级。各路设安抚司,掌管军民两政;设转运司,主管各州郡水陆转运和财政税收;设提刑司,提点本路刑狱诉讼;设茶盐司,主管茶盐专卖和折算。各路安抚司、转运司、提刑司、茶盐司和各州学、府学、军学,各县斋、县学、各地书院等机关单位都竞相刻印书籍。这些机关单位刻书,一般是用公帑投资,有的售卖以营利,有的不出售,送州学、县学书库收藏,或作为礼品赠送。

私刻,是指私宅、家塾等私人出资刻的书,通称为家刻本。家刻之书,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且刻书的数量有限,一般是刻印自家先辈或亲朋故旧的文集,所刻都是经精编精校的善本,刻书的质量比较高。寺院、道观、祠堂等民间组织刻印书籍,既不是公款投资,也不是个人私家出钱,常常是民间集资刻印。一般也归属于私刻系统。

坊刻,指书坊刻的书,通称坊刻本。宋代书坊,一般刻书兼卖书,是具有商业性质的私营出版社和书店。又称书肆、书林、书堂、书棚或书籍铺、经籍铺。有的书坊专门接受委托雕印业务,刻印和售卖书籍;有的书坊拥有自己的刻工和印刷工匠,并聘人编辑新书,印刷出售。如南宋临安书商陈起父子开设的陈宅书籍铺,有刻工数十名,曾刻印唐宋名人诗文集和笔记小说一百多种,江湖诗派的诗集多由其刻成。其所刻之书,字体方正,刀法圆润,称作“书棚本”,是宋版书中的上品

从地域的分布看,宋代出版业,形成了五大刻书中心:汴京、四川、浙江、福建和江西。北宋都城汴京刻书,以官刻为主,国子监、崇文院和秘书监都曾大量刻印经史图书。汴京还有不少书坊,相国寺东门大街就是书市贸易中心。四川刻书最盛,习称蜀刻本。浙江的刻书业以杭州为中心。福建刻书主要集中在建阳和福州两地,建阳刻书又主要集中在麻沙镇,所刻书世称“麻沙本”。北宋末叶梦得曾比较各地刻书的优劣:“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宋人文集的刻印出版,大约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自编家印,一种是自编官印,一种是自编坊印和坊编坊印。

自家印行文集,目的不是营利,而是传播作品,扩大家人的声誉和影响。文集编好后,自家即可刻印。如,范成大的文集,晚年手自编定。去世后,其子即在家中刻印。范莘、范兹跋云:“诗文凡百有三十卷,求序于杨先生诚斋,求校于龚编修芥隐,而刊于家之寿栎堂。”

宋代刻书,费用较高。南宋嘉定二年(1209)安州郡文学陈之强刻印宋庠宋祁兄弟文集,八十多万字,其他杂费不算,仅工钱就要400万(4000贯)、刻工的粮食要120石。据此推算,平均1万字需50贯现钞和1.5石粮食,10万字左右的文集,需要500贯现钞和15石粮食。这种刻印费用,对于一般家庭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有的文集编好后,因家贫而无力刻印出版。如胡铨的文集,去世20年后,其子孙编为“七十卷,目曰《澹庵文集》,欲刻板以传,贫未能也”,此后得到有关官员的资助,才得以印行。李流谦生前曾自编文集,因家贫无钱印行,直到嘉定七年(1214)去世40年后,才由其子付梓。其子廉榘《跋澹斋集后》云:“平生所作文章,尝自诠次及百余卷。先君赖此,名为不朽。计家素贫,无力刊而广之。”

家贫无力刻书,就需要人赞助,因而宋人文集,大多数是自编(包括作者自家亲属所编)官刻。官刻的经费来源,约有两种,一是官员捐俸捐资印行,二是公款公费。

官员捐资刻印文集,有的是刻自家先辈文集,有的是刻印本地先贤名流的文集。如,绍熙二年(1191),知池州张釜自费出资刊印乃祖张纲《华阳集》于郡学:“出捐家赀,板置郡学。”宝庆元年(1225),昌国知县赵大忠曾“割微俸”印行其六世祖赵湘的《南阳集》

地方政府刻印本地乡贤的文集,大多是用公款。比如,宣和四年(1122),吉州公使库刻乡贤欧阳修《六一居士集》50卷,是知州陈诚“以公帑之余”刻印的。淳熙十三年丙午(1186),安州太守秦焴刊印本州先辈郑獬《郧溪集》,也是“啬公帑之用”,即用节约的办公经费刊印的

有的文集,是作者或其亲属应书坊之请而编定,由书坊刊行。这类似于出版社向作者或其家属约稿刊印。如南宋临安书商陈起,有时就主动向作者约稿。黄文雷的诗集《看云小集》就是应陈起之约而刻入《江湖小集》的。其自序即说,陈起(号芸居)来“索”诗稿,于是“倒箧”出之,其中《昭君曲》以上诸诗,还经陈起“印正”审定。南宋李曾伯(1198—1268)文集,也曾应书坊之约请而刻为巾笥本。咸淳六年(1270)李曾伯之子李杓《可斋稿跋》:“会书市求为巾笥本,以便致远。杓曰:‘是区区之心也。’亟命吏楷书以授之,枣刻告成,用识于后。”只是这书坊不知是哪家书坊。北宋末,唐庚作品很受太学生欢迎,汴京书坊曾向其家征稿刊行。宣和四年(1122),郑总《唐眉山先生文集叙》说:“惟太学之士得其文,甲乙相传,爱而录之,爱之多而不胜录也,鬻书之家遂丐其本而刊焉。”

有的文集,是作者或编者主动给书坊刻印,这类似于当今作者向出版社投稿。南宋许棐就曾向陈起投诗稿,请他刻印其诗集。许氏《梅屋稿》自跋云:“右甲辰一春诗,诗共四十余篇,录求芸居吟友印可。”后来《梅屋稿》被刻印在陈起编刻的《江湖小集》里。南渡初孙觌尺牍,其门人李公祖编好后,“类而笺之,欲刊之书肆,以便览者”。所谓“欲刊之书肆”,就是想给书坊印行。

书坊刻印文集,有的也要选择审定,不是作者、编者给什么就刻什么。比如,南宋陈起刻江湖诗人的诗集,审稿就比较严格。他本人是诗人,有《芸居乙稿》和《芸居遗诗》传世。他能写诗,也会鉴赏诗,他的审美眼光在江湖中享有盛誉,“江湖指作定南针”。他选择诗稿,严格而挑剔。宝祐三年(1255)张至龙《雪林删余》自序云:

予自髫龀癖吟,所积稿四十年,凡删改者数四。比承芸居先生又为摘为小编,特不过十中之一耳。其间一联之雕,一句之琢,一字之炼,一意之镕,政犹强弓牵满,度不中不发,发必中的……予遂再浼芸居先生就摘稿中拈出律绝各数首,名曰《删余》,以受畊老(作者之子)。芸居所删,非为芜滓设,特在少而不在多也。

张至龙原经多次删改的诗稿,经陈起筛选后,只剩下十分之一,张至龙不但不生气,还再次要求他精选,可见彼此的信任和认真

宋代诗文,无论是单篇还是文集,都可以印卖,表明宋代文学开始走向“商品化”,尽管当时有些作家的“商品”意识还没有最终形成。宋代文学的商品化,对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首先,它造就了一批以诗文创作为生计的“职业”文人。北宋都城汴京就有一位“三十余年”靠作诗“鬻钱糊口”的张寿山人。南宋的“江湖食客”,可说是后世专业作家的前身。南宋有一批专靠以投贽诗文为生的文人,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九《闲人》载:“有讲古论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名曰‘食客’。”词人刘过就是这类“吟诗和曲”的食客之一。他终生布衣,以诗词名世,“放浪荆楚,客食诸侯间”。他曾投赠辛弃疾一首《沁园春》词,辛弃疾“馈数百千”,并留下“馆燕弥月”,临别,又“赒之千缗”

其次,文学的商品化,加速了文学的传播流通与消费,扩大了作家在当代文坛和读者中的影响,不仅促进了本地文学的发展,也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苏轼的诗文,在编成文集之前就已流传到辽东等地,宋初魏野的诗,也很快传到契丹。北宋与周边地区的边境贸易比较活跃,又有来往的使臣和商人到内地购买,因此中原内地的诗文能够迅速传播到辽东、契丹各地,并在当地文坛产生影响。

注释

① 参见刘琳、沈治宏《现存宋人著述总录》,巴蜀书社1995年版。② 政和八年(1118)六月,宋徽宗下诏,由宰相薛昂主持,专门配备三位官员来编王安石文集。见杨仲良《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四政和八年六月壬申条;魏了翁《鹤山集》卷五一《临川诗注序》。③ 参见杨亿《武夷新集》卷首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④ 分别参见苏辙《栾城后集》卷一《栾城后集引》、《栾城第三集》卷一《栾城第三集引》,《四部丛刊》本。①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六六《小畜外集序》:“公之属稿,晚年手自编缀,集为三十卷,名曰《小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② 参见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第1—2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③ 参见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第266页 ,中华书局1999年版。④ 参见《鸡肋集》卷末晁谦之跋,《四部丛刊》本。⑤ 参见江邈《文庄集原序》,《文庄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⑥ 参见祖行《龙学文集并源流始末》,《龙学文集》卷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⑦ 《嵩山文集》卷二○晁子健跋,《四部丛刊》本。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六一引叶石林语第142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② 程瑀《程公行状》,载程俱《北山小集》卷四○,《四部丛刊》本。③ 李觏《旴江集》卷首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④ 《淮海闲居集序》,《淮海集笺注》后集卷六第15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⑤ 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二,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⑥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下,《四部丛刊本。⑦ 贺铸《庆湖遗老诗集》卷首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⑧ 杨万里《诚斋集》卷八○《诚斋江湖集序》,《四部丛刊》本。① 《叶适集》卷首赵汝谠《水心文集序》,中华书局1983年版。② 胡寅《斐然集》卷一九《向芗林〈酒边集〉后序》第403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① 吴沆《欧阳澈撰集序》,《欧阳澈撰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② 李处权《崧庵集》卷首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③ 参见《华阳集》卷末张坚跋,《四部丛刊》本。④ 参见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第504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⑤ 参见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四《忠正德文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得全居士集》第596页谓:“全集号《忠正德文》,其曾孙璧别刊其诗,附以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⑥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著录《龙川集》40卷、《外集》4卷,并谓“《外集》皆长短句,极不工而自负,以为经纶之意俱在是,尤不可晓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① 《四部丛刊本》本《渭南文集》卷首。② 参见《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五,中华书局影印本。③ 参见姚福申《中国编辑史》第162—16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另,《四部丛刊》本《小畜集》卷末附绍兴十七年(1147)知黄州沈虞卿申状:“检准绍兴令,诸私雕印文书,先纳所属申转运司,选官详定,有益学者,听印行。”① 参见李致忠《宋代刻书述略》,《文史》第十四辑。② 参见葛金芳《宋辽金经济研析》第221页,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③ 参见章宏伟《出版文化史论》第149页,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④ 参见《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中华书局影印本。①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第11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② 杨万里《石湖集序》,《石湖居士诗集》卷首,《四部丛刊》本。③ 《石湖居士诗集》卷末,《四部丛刊》本。④ 陈之强《元宪集序》,宋庠《元宪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⑤ 参见杨万里《澹庵先生文集序》,《诚斋集》卷八二,《四部丛刊》本。⑥ 《澹斋集》卷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① 洪迈《华阳老人文集序》,《华阳集》卷首,《四部丛刊》本。② 《南阳集》卷末赵大忠《后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③ 参见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四第170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④ 《郧溪集》卷首秦焴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⑤ 《江湖小集》卷五○《看云小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⑥ 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八九,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① 《四部丛刊》本《眉山唐先生文集》卷首。② 《江湖小集》卷七七许棐《梅屋稿》卷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③ 蔡建侯《李学士新注孙尚书内简尺牍序》,《宋孙仲益内简尺牍编注》卷首,《常州先哲遗书》本。④ 《江湖小集》卷四○叶茵《赠陈芸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⑤ 《雪林删余》卷首,1922年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本。⑥ 参姚福申《中国编辑史》第16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①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一○第13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② 第169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③ 岳珂《桯史》卷二第22—2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④ 参见王兆鹏《宋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

让更多人喜爱诗词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