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传播·书册传播

宋代文学的传播·书册传播

单篇传播和书册传播各有优劣。单篇传播的优势在及时快捷，然作品量较少，书册传播的优势在于作品量大而出版周期较长。

由于印刷术的空前发展，宋代文人传存下来的文学作品集，比唐代文人传存下来的作品要多出许多倍。据《现存宋人著述统计表》^①统计，现存宋人编纂的文学总集有97种，别集多达743种。而据万曼《唐集叙录》“出版说明”的统计，“有传本的唐人诗集、文集、诗文合集共一百零八家”(中华书局1980)。唐人传世文集的种数仅宋人传世文集的七分之一。而宋人的词别集255种、词总集13种，更是唐人所没有的。从绝对数量上看，宋人传世的诗词文集比唐人传世的诗文集要多近千种。

下面主要介绍宋人是在什么时候又是怎样编印其诗文别集的。

宋人诗文别集，除了王安石文集曾由官方主持编纂之外^②，其余绝大多是由个人编定的。

著名作家的作品，有的生前就已结集，如宋初诗人杨亿，在景德四年(1007)34岁时，就将自己所作的诗文结集为《武夷新集》^③。苏辙生前也曾三次结集，分别编成《栾城》前集、后集和三集^④。全集的编定，一般是到晚年。苏辙《栾城》三集，直到临终前一年的政和元年(1111)才自行编好。王禹偁的文集，也是到晚年才手自编定^①。

全集编成后，不一定能够立即出版印行。有的编定后，只能“藏之于家”，过了几十年才能付印而传播于世。比如，自南唐入宋的徐铉，生前曾将在南唐时所撰的文稿“自勒成二十卷”;入宋后所作，则由其女婿吴君淑编为10卷，共30卷。然而直到他去世24年后，即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才由胡克顺“募工人，肇形镂板”，将30卷全集印行^②。黄庭坚的父亲黄庶，去世前五年就将平生所为诗文自编成《伐檀集》，却一直未能印行，直到一百五十多年后的南宋嘉定二年(1209)，才由他的裔孙黄荦兄弟“锓而传之”^③。晁补之的《鸡肋集》，生前也已编就，然到去世28年后的南宋绍兴七年(1137)，才由他的堂弟晁谦之刊于建阳^④。

大多数宋人的文集，是身后由子孙、门人等亲属故旧编定的，有的甚至是几十年、百余年后才得以编定刊行。如宋初夏竦(985—1051)的《夏文庄集》，其孙托人编校，到南宋绍兴十年庚申(1140)，才刻于鄂州^⑤。祖无择(1011—1085)的文集，直到百年后的南宋绍熙三年(1192)，才由他的曾孙祖行编成^⑥。晁说之(1059—1129)的《景迂生文集》，也是由其孙子健于绍兴二年(1132)编成，至乾道三年(1167)始“锓木于临汀郡庠，以广其传”^⑦。

宋人生前自编文集，一般要经过选择，不是有作必录，旨在求精。而身后亲属所编文集，则是有存必录，旨在求全。如欧阳修“晚年取平生所为文自编次，今所谓《居士集》者，往往一篇至数十过，有累日去取不能决者”^①。南宋程俱自编文集时，也“时时芟削焚弃”^②。

作家自编文集时，哪些收录，哪些删汰，各有标准。北宋李觏自编文集时，凡是“妖淫刻饰尤无用者，虽传在人口，皆所弗取”^③。秦观早年自编《淮海闲居集》时，也将“辞鄙而悖于理者辄删去之”^④。

有些诗人，在编文集之前，对自己不满意的作品干脆焚毁，以绝“后患”。黄庭坚“旧有诗千余篇，中岁焚三之二，存者无几，故自名《焦尾集》。其后稍自喜，以为可传，故复名《敝帚集》。晚岁复刊定，止三百八篇，而不克成。今传于世者尚几千篇也”^⑤。陈师道平生刻意为诗，“少不中意则焚之，存者才十一”^⑥。贺铸自称隔几年就检阅一次旧作，不满意的，就丢进灶里烧掉：“率三数年一阅故稿，为妄作也，即投诸炀灶，灰灭后已者屡矣。”^⑦南宋杨万里早年写诗模仿江西体，后来觉得不满意，将旧作全部焚烧：“少作有诗千余篇，至绍兴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⑧

宋人文集的编排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分体编排，二是系年编排，三是分地编排。其中按文体编排的最多。南宋绍兴二年(1132)福州刊本《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就是分体编排，凡分赋、诗、章奏、谥议、制、诏、表、书启、序、记、传、铭、箴、颂、原、说、述、赠、谕、乐词、论、议、辨、策问、史赞、评议、疑孟、史郯、迂书、碑志、祭文等。《四部丛刊》本《温国文正公集》即据此本影印。从宋人的文集分类中，可以考察宋人的文体观念，也可以透视宋人的文学观念。

有的文集，则是系年编排。南宋叶适《水心文集》，门人赵汝谠编，就是编年本，所谓“一用编年，庶有考也”^①。有的既分体，又编年，如庆元间周必大刊本《欧阳文忠公集》，按体裁分卷，卷内则系年排列，每篇作品目录之下标注创作年月。李纲和吕本中诗集，也都是编年本。这类编年本，对研究作家生平行事和创作历程，非常有价值。

有的是按居住地或做官之地分集编排，每到一地或任一官，就将在此地此任内所作诗文编为一集。杨万里每到一地做一官，就将在该地该任所作诗编为一集，每集都自作一序，说明其创作过程和创作背景。这类分地编排，也有编年的意味。虽然不能确定每一首诗具体作于何年何月，但至少可以肯定是作于哪几年，在什么地方所作。比如，杨万里《荆溪集》，收录的是淳熙元年(1174)知常州时所作诗，《南海集》所收“诗四百首”是淳熙七年(1180)至九年在广东任提举常平茶盐时作。根据这些集子，我们可以考察杨万里诗歌的创作时地。

至于文集收录的范围，可以说，宋人凡著述的文字，无论是为政府撰写的公文，还是私人书信或民间往来的应用文字，都一概收录，连为儿女定亲的请柬也不遗漏。但唯有一种作品是例外，那就是在北宋人编的诗文别集里都不收词作。这反映出北宋人轻视词体的观念。北宋人把写词当作游戏，谁也没把它当作正儿八经的文学作品，所以写完后也不收拾爱惜，随作随扔，更不收进自己的集子里。南宋初胡寅就说，词“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其去《曲礼》则益远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②。只是因为当时词的社会需求量大，有人喜爱，不得已，才把词独立编为一集，打入另册。在北宋，词是处在文学的边缘，或者说是边缘的文学。

到了南宋，词学观念有所变化，词体的文学地位逐渐提高，词体的文学价值得到认同，因而词作为文学之一体，逐渐被编进诗文别集中。但大多数的词集还是独立刊行。

南宋人编的文集收词，有两种情形，一是把词与诗平等看待，将词与诗合编成一集，或者把词单独编成一卷，或与诗合编为一卷。如绍兴二十六年(1156)，吴沆编欧阳澈文集，就是将“古律诗、词、书语八十有七”分类编为《飘然集》^①。李处权晚年也是自将平生所“作古赋五，古诗三百，律诗一千二百，杂文二百，长短句一百”分类编成《崧庵集》^②。张纲的《华阳集》，乾道三年(1167)其子张坚裒集，其中将词作34首录作一卷，与诗文合编^③。其他如张孝祥和刘克庄等人的诗文别集也都收录词作。北宋人有的词作收到诗文别集里，那往往不是北宋时所编，而是南宋时编刻的版本。如司马光的3首词，原来散在集外，到南宋绍兴间刊印的《增广司马温公全集》，才收拾进全集中。把词与诗合编在一起，算是承认了词的“合法”地位。黄庭坚的词作，也是到南宋淳熙九年(1182)黄㽦编《别集》时才录进诗集中，与其诗作并行于世^④。

另一种是“另眼相待”，不把词与诗文统一编排，而是将词独立编为一集，附刻于文集之末，以示词与正统诗文有别。如赵鼎的《忠正德文集》，嘉泰元年(1201)潮州刊本就是以“词为别集”，附录于文集之末^⑤。陈亮词，则是编作《外集》，附于诗文集后^⑥。欧阳修的词集，在北宋，原是在诗文集外单行，到了南宋庆元(1195—1200)间，周必大编印《欧阳文忠公集》，才将词集附刻于文集之后，词算是附于“骥尾”了。其后陆游的儿子子遹编印陆游文集，也是按此办理，将词独立编成一集，附刻于文集之末。其跋云：“乐府词，本当别行，而异时或至散失，宜用庐陵所刊欧阳公集例附于集后。”^①在南宋部分人的观念意识里，词还是处在诗歌的“附庸”地位。

文集编好后，印刷出版，似乎比较自由。只要有钱就可以刻印。为了解宋人文集刻印出版的情况，先介绍一下宋代刻书业的大致情形。

宋代的刻书业相当发达，有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系统。

官刻，是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刻印的书籍，通称为官刻本。北宋官刻的经史典籍，主要是由国子监校订雕印的。国子监既是当时的教育管理机关、最高学府，也是出版管理机关和国家级出版社。宋太宗时，在国子监设立专门的印书机构，先是叫印书钱物所，后嫌其名不雅，改称书库官，专掌雕印经史群书。国子监校订好的书，有的由国子监直接刻板开印，有的常常送到杭州等地刻板印行。国子监刻的书，习称“监本”，非常讲究校勘质量。在付印之前，必须经过三校。先由负责校理的校勘官精加校勘，然后送复校勘官复校，最后由主判馆阁官重加点校^②。三校官员的名衔刻在卷末，以示对书籍校勘质量负责。三校制度一直保持到今天。随着雕版印刷的发展，国子监逐渐无力承担全部出版工作，于是改为特许制度，各地需要刻书，可申请国子监批准。特许制度弹性很大，不一定能严格执行。熙宁以后实行新政，不许擅刻的禁令被取消。到南宋中叶，才有《雕印文书敕令》公布，地方政府和个人要刻印书籍，原稿先需申呈所属转运司，由转运司派员审查通过。但执行不严，处罚也不重^③。

宋代地方行政机构，县以上分路、州(府、军)、县三级。各路设安抚司，掌管军民两政;设转运司，主管各州郡水陆转运和财政税收;设提刑司，提点本路刑狱诉讼;设茶盐司，主管茶盐专卖和折算。各路安抚司、转运司、提刑司、茶盐司和各州学、府学、军学，各县斋、县学、各地书院等机关单位都竞相刻印书籍^①。这些机关单位刻书，一般是用公帑投资，有的售卖以营利，有的不出售，送州学、县学书库收藏，或作为礼品赠送。

私刻，是指私宅、家塾等私人出资刻的书，通称为家刻本。家刻之书，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且刻书的数量有限，一般是刻印自家先辈或亲朋故旧的文集，所刻都是经精编精校的善本，刻书的质量比较高。寺院、道观、祠堂等民间组织刻印书籍，既不是公款投资，也不是个人私家出钱，常常是民间集资刻印。一般也归属于私刻系统。

坊刻，指书坊刻的书，通称坊刻本。宋代书坊，一般刻书兼卖书，是具有商业性质的私营出版社和书店。又称书肆、书林、书堂、书棚或书籍铺、经籍铺。有的书坊专门接受委托雕印业务，刻印和售卖书籍;有的书坊拥有自己的刻工和印刷工匠，并聘人编辑新书，印刷出售。如南宋临安书商陈起父子开设的陈宅书籍铺，有刻工数十名，曾刻印唐宋名人诗文集和笔记小说一百多种，江湖诗派的诗集多由其刻成。其所刻之书，字体方正，刀法圆润，称作“书棚本”，是宋版书中的上品^②。

从地域的分布看，宋代出版业，形成了五大刻书中心：汴京、四川、浙江、福建和江西^③。北宋都城汴京刻书，以官刻为主，国子监、崇文院和秘书监都曾大量刻印经史图书^④。汴京还有不少书坊，相国寺东门大街就是书市贸易中心。四川刻书最盛，习称蜀刻本。浙江的刻书业以杭州为中心。福建刻书主要集中在建阳和福州两地，建阳刻书又主要集中在麻沙镇，所刻书世称“麻沙本”。北宋末叶梦得曾比较各地刻书的优劣：“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①

宋人文集的刻印出版，大约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自编家印，一种是自编官印，一种是自编坊印和坊编坊印。

自家印行文集，目的不是营利，而是传播作品，扩大家人的声誉和影响。文集编好后，自家即可刻印。如，范成大的文集，晚年手自编定^②。去世后，其子即在家中刻印。范莘、范兹跋云：“诗文凡百有三十卷，求序于杨先生诚斋，求校于龚编修芥隐，而刊于家之寿栎堂。”^③

宋代刻书，费用较高。南宋嘉定二年(1209)安州郡文学陈之强刻印宋庠宋祁兄弟文集，八十多万字，其他杂费不算，仅工钱就要400万(4000贯)、刻工的粮食要120石^④。据此推算，平均1万字需50贯现钞和1.5石粮食，10万字左右的文集，需要500贯现钞和15石粮食。这种刻印费用，对于一般家庭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有的文集编好后，因家贫而无力刻印出版。如胡铨的文集，去世20年后，其子孙编为“七十卷，目曰《澹庵文集》，欲刻板以传，贫未能也”，此后得到有关官员的资助，才得以印行^⑤。李流谦生前曾自编文集，因家贫无钱印行，直到嘉定七年(1214)去世40年后，才由其子付梓。其子廉榘《跋澹斋集后》云：“平生所作文章，尝自诠次及百余卷。先君赖此，名为不朽。计家素贫，无力刊而广之。”^⑥

家贫无力刻书，就需要人赞助，因而宋人文集，大多数是自编(包括作者自家亲属所编)官刻。官刻的经费来源，约有两种，一是官员捐俸捐资印行，二是公款公费。

官员捐资刻印文集，有的是刻自家先辈文集，有的是刻印本地先贤名流的文集。如，绍熙二年(1191)，知池州张釜自费出资刊印乃祖张纲《华阳集》于郡学：“出捐家赀，板置郡学。”^①宝庆元年(1225)，昌国知县赵大忠曾“割微俸”印行其六世祖赵湘的《南阳集》^②。

地方政府刻印本地乡贤的文集，大多是用公款。比如，宣和四年(1122)，吉州公使库刻乡贤欧阳修《六一居士集》50卷，是知州陈诚“以公帑之余”刻印的^③。淳熙十三年丙午(1186)，安州太守秦焴刊印本州先辈郑獬《郧溪集》，也是“啬公帑之用”，即用节约的办公经费刊印的^④。

有的文集，是作者或其亲属应书坊之请而编定，由书坊刊行。这类似于出版社向作者或其家属约稿刊印。如南宋临安书商陈起，有时就主动向作者约稿。黄文雷的诗集《看云小集》就是应陈起之约而刻入《江湖小集》的。其自序即说，陈起(号芸居)来“索”诗稿，于是“倒箧”出之，其中《昭君曲》以上诸诗，还经陈起“印正”审定^⑤。南宋李曾伯(1198—1268)文集，也曾应书坊之约请而刻为巾笥本。咸淳六年(1270)李曾伯之子李杓《可斋稿跋》：“会书市求为巾笥本，以便致远。杓曰：‘是区区之心也。’亟命吏楷书以授之，枣刻告成，用识于后。”^⑥只是这书坊不知是哪家书坊。北宋末，唐庚作品很受太学生欢迎，汴京书坊曾向其家征稿刊行。宣和四年(1122)，郑总《唐眉山先生文集叙》说：“惟太学之士得其文，甲乙相传，爱而录之，爱之多而不胜录也，鬻书之家遂丐其本而刊焉。”^①

有的文集，是作者或编者主动给书坊刻印，这类似于当今作者向出版社投稿。南宋许棐就曾向陈起投诗稿，请他刻印其诗集。许氏《梅屋稿》自跋云：“右甲辰一春诗，诗共四十余篇，录求芸居吟友印可。”^②后来《梅屋稿》被刻印在陈起编刻的《江湖小集》里。南渡初孙觌尺牍，其门人李公祖编好后，“类而笺之，欲刊之书肆，以便览者”^③。所谓“欲刊之书肆”，就是想给书坊印行。

书坊刻印文集，有的也要选择审定，不是作者、编者给什么就刻什么。比如，南宋陈起刻江湖诗人的诗集，审稿就比较严格。他本人是诗人，有《芸居乙稿》和《芸居遗诗》传世。他能写诗，也会鉴赏诗，他的审美眼光在江湖中享有盛誉，“江湖指作定南针”^④。他选择诗稿，严格而挑剔。宝祐三年(1255)张至龙《雪林删余》自序云：

予自髫龀癖吟，所积稿四十年，凡删改者数四。比承芸居先生又为摘为小编，特不过十中之一耳。其间一联之雕，一句之琢，一字之炼，一意之镕，政犹强弓牵满，度不中不发，发必中的……予遂再浼芸居先生就摘稿中拈出律绝各数首，名曰《删余》，以受畊老(作者之子)。芸居所删，非为芜滓设，特在少而不在多也。^⑤

张至龙原经多次删改的诗稿，经陈起筛选后，只剩下十分之一，张至龙不但不生气，还再次要求他精选，可见彼此的信任和认真^⑥。

宋代诗文，无论是单篇还是文集，都可以印卖，表明宋代文学开始走向“商品化”，尽管当时有些作家的“商品”意识还没有最终形成。宋代文学的商品化，对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首先，它造就了一批以诗文创作为生计的“职业”文人。北宋都城汴京就有一位“三十余年”靠作诗“鬻钱糊口”的张寿山人^①。南宋的“江湖食客”，可说是后世专业作家的前身。南宋有一批专靠以投贽诗文为生的文人，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九《闲人》载：“有讲古论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名曰‘食客’。”^②词人刘过就是这类“吟诗和曲”的食客之一。他终生布衣，以诗词名世，“放浪荆楚，客食诸侯间”。他曾投赠辛弃疾一首《沁园春》词，辛弃疾“馈数百千”，并留下“馆燕弥月”，临别，又“赒之千缗”^③。

其次，文学的商品化，加速了文学的传播流通与消费，扩大了作家在当代文坛和读者中的影响，不仅促进了本地文学的发展，也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苏轼的诗文，在编成文集之前就已流传到辽东等地，宋初魏野的诗，也很快传到契丹^④。北宋与周边地区的边境贸易比较活跃，又有来往的使臣和商人到内地购买，因此中原内地的诗文能够迅速传播到辽东、契丹各地，并在当地文坛产生影响。

注释

① 参见刘琳、沈治宏《现存宋人著述总录》,巴蜀书社1995年版。② 政和八年(1118)六月,宋徽宗下诏,由宰相薛昂主持,专门配备三位官员来编王安石文集。见杨仲良《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四政和八年六月壬申条;魏了翁《鹤山集》卷五一《临川诗注序》。③ 参见杨亿《武夷新集》卷首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④ 分别参见苏辙《栾城后集》卷一《栾城后集引》、《栾城第三集》卷一《栾城第三集引》,《四部丛刊》本。①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六六《小畜外集序》:“公之属稿,晚年手自编缀,集为三十卷,名曰《小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② 参见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第1—2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③ 参见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第266页 ,中华书局1999年版。④ 参见《鸡肋集》卷末晁谦之跋,《四部丛刊》本。⑤ 参见江邈《文庄集原序》,《文庄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⑥ 参见祖行《龙学文集并源流始末》,《龙学文集》卷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⑦ 《嵩山文集》卷二○晁子健跋,《四部丛刊》本。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六一引叶石林语第142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② 程瑀《程公行状》,载程俱《北山小集》卷四○,《四部丛刊》本。③ 李觏《旴江集》卷首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④ 《淮海闲居集序》,《淮海集笺注》后集卷六第15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⑤ 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二,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⑥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下,《四部丛刊本。⑦ 贺铸《庆湖遗老诗集》卷首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⑧ 杨万里《诚斋集》卷八○《诚斋江湖集序》,《四部丛刊》本。① 《叶适集》卷首赵汝谠《水心文集序》,中华书局1983年版。② 胡寅《斐然集》卷一九《向芗林〈酒边集〉后序》第403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① 吴沆《欧阳澈撰集序》,《欧阳澈撰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② 李处权《崧庵集》卷首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③ 参见《华阳集》卷末张坚跋,《四部丛刊》本。④ 参见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第504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⑤ 参见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四《忠正德文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得全居士集》第596页谓:“全集号《忠正德文》,其曾孙璧别刊其诗,附以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⑥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著录《龙川集》40卷、《外集》4卷,并谓“《外集》皆长短句,极不工而自负,以为经纶之意俱在是,尤不可晓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① 《四部丛刊本》本《渭南文集》卷首。② 参见《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五,中华书局影印本。③ 参见姚福申《中国编辑史》第162—16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另,《四部丛刊》本《小畜集》卷末附绍兴十七年(1147)知黄州沈虞卿申状:“检准绍兴令,诸私雕印文书,先纳所属申转运司,选官详定,有益学者,听印行。”① 参见李致忠《宋代刻书述略》,《文史》第十四辑。② 参见葛金芳《宋辽金经济研析》第221页,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③ 参见章宏伟《出版文化史论》第149页,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④ 参见《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中华书局影印本。①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第11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② 杨万里《石湖集序》,《石湖居士诗集》卷首,《四部丛刊》本。③ 《石湖居士诗集》卷末,《四部丛刊》本。④ 陈之强《元宪集序》,宋庠《元宪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⑤ 参见杨万里《澹庵先生文集序》,《诚斋集》卷八二,《四部丛刊》本。⑥ 《澹斋集》卷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① 洪迈《华阳老人文集序》,《华阳集》卷首,《四部丛刊》本。② 《南阳集》卷末赵大忠《后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③ 参见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四第170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④ 《郧溪集》卷首秦焴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⑤ 《江湖小集》卷五○《看云小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⑥ 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八九,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① 《四部丛刊》本《眉山唐先生文集》卷首。② 《江湖小集》卷七七许棐《梅屋稿》卷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③ 蔡建侯《李学士新注孙尚书内简尺牍序》,《宋孙仲益内简尺牍编注》卷首,《常州先哲遗书》本。④ 《江湖小集》卷四○叶茵《赠陈芸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⑤ 《雪林删余》卷首,1922年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本。⑥ 参姚福申《中国编辑史》第16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①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一○第13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② 第169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③ 岳珂《桯史》卷二第22—2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④ 参见王兆鹏《宋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