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总集·《文选》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献·魏晋南北朝文学总集·《文选》

《文选》是梁朝(502—557)昭明太子萧统编撰的一部古代文学选集，但是其中大部分选文和编纂的工作很可能出自太子门下文人之手。北宋劭思《姓解》载：张缵、张率、张缅、陆倕、刘孝绰、王筠、到洽等“并为昭明太子及兰台两处十学士”。《南史·王锡传》也记载：王锡与张缵、陆倕、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刘孝绰、到洽、张缅为昭明太子十学士。这10人都有可能参加过《文选》的编选。其中刘孝绰、王筠最有可能是直接的编选者。唐代时到中国的日本僧人空海法师(774—835)编辑《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引述唐初学者元兢的记载说：“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梁书·刘孝绰传》《王筠传》等记载两人与昭明太子的关系非同寻常。萧统在世时，就有刘孝绰给他编文集的事，不但有萧统本人作《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为证，而且刘孝绰所作《昭明太子集序》还在。再就《文选》所收作品来看，绝大多数为梁代天监十二年(513)沈约去世以前的人物所作，只有三位作家的6篇作品是例外，即刘孝标的《重答刘秣陵沼书》《辨命论》《广绝交论》、徐悱《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琊城》、陆倕《石阙铭》《新漏刻铭》。这三位作者中，刘孝标卒于普通二年(521，一说三年，即522)，徐悱卒于普通五年(524)，陆倕卒于普通七年(526)，都比沈约后死，但是这六篇作品也都成于天监十二年之前。而这三位作者，与刘孝绰有相当的关系。陆倕是刘孝绰的好友，有《以诗代书别后寄赠》，刘孝绰有《酬陆长史倕》;徐悱是刘孝绰妹夫、女诗人刘令娴的丈夫，自属于裙带关系; 刘孝绰与刘孝标同姓不同宗，一属彭城，一属平原，二人之间并无明显的交谊，但是在攻击到氏兄弟上则是目标一致的。从这几方面来看，刘孝绰对于《文选》的编定确乎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四引用宋淳熙五年(1178)编辑的《中兴馆阁书目》，其中著录《文选》并有原注：“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这里提到何逊，但是现代多数学者认为，何逊似与《文选》的编选没有多少关系，因为在《文选》开始编纂的时候，他就已经过世了，他大约卒于梁代天监末年，即公元518年或519年。

根据《郡斋读书志》卷二○引用窦常(756—825)的说法：“窦常谓统著《文选》以何逊在世，不录其文。盖其人既往而后其文克定，然则所录皆前人作也。”《文选》收录最晚的作家应数陆倕，卒于梁普通七年(526)。据此判断，《文选》的成书年代很可能在梁普通七年至梁大通二年间(526—528)。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

《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是研究先秦到齐梁间文学发展演变的最直接、最原始的材料之一。但是，《文选》并不是中国第一部文学总集。根据《隋书·经籍志》著录，从西晋初年到陈、隋之间(265—618)，共有总集249部，合计522卷。可惜这些总集多已失传，《文选》 是其中极少数流传下来的文学总集之一，因此也就成为有关中国早期文学最重要的文献渊薮。

《文选》30卷，收录了先秦至齐梁间130位作家，761篇作品，按文体分类编排。通行本分为37类：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有的版本作38类，即在“书”与“檄”之间多出“移”体^①。还有的作39类，多出“难”体。如南宋陈八郎刻本及《山堂考索》所引《文选》分类细目，就增加了“难”体。

《文选》中赋和诗两类所占比例最大。每大类下又按其内容分成小类，例如在赋类之下又分为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等15门;在诗类之下又分成23小类：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答、行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等。各类的作品是按照时代的先后编排的。这种细密的文体分类，较之曹丕《典论·论文》将文体分为四科八目、陆机《文赋》将文体分为十类，显然精确合理得多。文体的辨析与文学的繁荣，两者的关系是中国中古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时，对于文体如此深入细密的辨析及其所反映的文体观念的发展与演变，又是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文选》的重要价值不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文学作品，而且通过这种分类，为世人提供了文体方面的范本。大约稍前于此的《文心雕龙》，则又提供了理论上的说明。如果能把《文选》与《文心雕龙》结合起来阅读，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文学从先秦到齐梁间文体发展与演变的轨迹。

在《文选序》中，萧统明确地提出编选宗旨及选录标准。他主张有四类作品不能入选：第一，相传为周公、孔子的著作，即大体相当于中国传统目录学中经、史、子、集的经部;第二，老子、庄子、管子、孟子的著作，大体相当于子部;第三，贤人、忠臣、谋夫、辩士的辞令，即《国语》《战国策》以及散见于史籍中的这一类著作;第四，记事、系年之书。后两类相当于史部。这样看来，萧统通过这种编选，是要为“文”与“非文”划一疆界。他所要编选的是“文”，要求具有“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特点，而经、史、子三部汇集的作品一般而言较为质朴，以实用为主。但是不可否认，在这些作品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带有文采，具有文学的价值。因此是否具有文采不一定就是选文的唯一标准。现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他的《文学总略》一书中说：“总集者，本括囊别集为书，故不取六艺、史传、诸子，非曰别集为文，其他非文也。”章太炎的这段话很有启发意义，《文选》并不只是以萧统认为具有文采或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作为选文的标准。然而，从清代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到现在的研究者，多把“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作为《文选》选录的唯一标准，认为《文选》的编选者有意识地把文学作品与学术著作区别开来，豁然划定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表明了当时人们文学观念的明确和进步。这样的认识未免偏颇而失之准确。因为少数经、史、子三部中的重要篇章也包括在《文选》中，例如伪托孔安国撰《尚书序》和杜预《春秋左氏传序》等，就违反了通常认为是萧统倡导的选文标准。另外，再看《文选序》的前半段，主要沿袭《诗大序》中言志抒情的基本观点，注意到了作品的社会功能，要求它们具有真实的思想感情。在此基础上讲究文采。萧统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看来，这是编者心目中的最完美的文学标准。在具体的选录中，他更重视陆机、谢灵运、江淹、颜延之等典雅一类的作品，所以他不选录风格轻艳的艳情诗和精美细微的咏物诗，也不选乐府民歌中的情诗。由此来看，萧统的选录标准实际是涂饰了齐梁色彩的儒家思想体系。这一点也容易理解。梁武帝萧衍代齐建梁不久就发布了《置五经博士诏》《定选格诏》，规定“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后来又作《令皇太子王侯之子入学诏》等，并将持续修撰达二十余年的五礼最终完成。在文学创作方面，倡导典雅古朴之风，比如他后来对于沈约所撰郊庙歌辞就很不满，下令萧子云重修“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正因为如此，他对“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异”的裴子野等褒奖有加。《梁书·裴子野传》载普通七年(426)裴子野奉诏为喻魏文，萧衍以为“其文甚壮”，“自是凡诸符檄皆令草创”。当时以裴子野为代表的古体派在梁代中期影响甚大，刘之遴、刘显、阮孝绪、顾协、韦棱以及昭明太子门下的殷芸、张缵等与裴子野“深相赏好”，“每讨论坟籍，咸折衷于子野焉”。“当时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其风流所及，直至梁代中后期。萧纲被立为皇太子后作《与湘东王书》还专门谈到了这一点。这正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的兴盛。萧统自幼就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特别是他的青少年时期，身边围绕着的多是当时的名儒硕学。这当然都是萧衍的有意安排。萧统的生活作风、思想性格、文学创作等方面以自然古朴为宗，不尚绮丽，倾心典雅。因此，似不能简单地把《文选》看作是为学士“肴核坟史、渔猎词林”而编的一部文学总集，而应当视之为一定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必然产物。换句话说，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的形成，是皇太子萧统具体贯彻乃父文化政策的必然结果。

《文选》对于中国文学的传统和发展影响至深，后来有专门从事《文选》的研究，称为“选学”或“文选学”。关于《文选》早期的流传情况，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材料主要有两条：其一是《隋书·儒林传》记载的萧该所著《文选音义》。萧该是萧统族侄，生活在6世纪下半叶。从史传的记载来看，他是从荆州过江，将《文选》带到北方的。过江以后，他与当时诸多学士交往频繁。比如在开皇初年与陆法言、刘臻、颜之推、魏澹、卢思道、李若、辛德源、薛道衡等八人共同商定编撰《切韵》(见陆法言《切韵序》)。熟悉中国文化史的读者大多知道，《切韵》 的问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这大约与隋文帝在位时(581—604)开始科举考试有重要关系。选篇定音，为士子提供可以研循的选本，自然是时代的需要。《切韵》的编定当是为此目的。萧该于开皇年间(581—600)撰写的《文选音义》大约也出于同样的目的。《大唐新语》载，隋炀帝在位时(605—618)置明经、进士二科。而当时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从《北史·杜正玄传》可以考知，主要就是《文选》中的作品。说明《文选》在当时至少是准官方确认的科举教材。另外一条重要材料见于《旧唐书·曹宪传》。与西部的萧该相辉映，曹宪在东部也撰著一部《文选音义》，影响极为久远。《旧唐书》本传记载说：“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据阮元《扬州隋文选楼记》考证：“宪于贞观中(627—649)年百五岁，度生于梁大同(535—546)时。”由此来看，《文选》问世不久，曹宪就来到了人世，与萧该一道成为“文选学”的第一代传人。唐代以诗赋取士，士亦以诗赋名家，所以《文选》日益风行。受学于曹宪的门人有许淹、李善、公孙罗等相继以《文选》教授。李善(卒于689年)乃集其大成，将《文选》30卷析为60卷，详为注释，用力甚勤，引书多达一千七百多种。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完成呈上。其注解体例近于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偏重词源和典故，引证赅博，校勘精审，体例严谨，凡有旧注而义又有可取者就采用旧注。据《资暇集》记载，李善注释《文选》有初注、二注乃至三注、四注，当时旋被传写。足见其用力之勤、影响之大。这一学派，自从李善注本出现以后，涓涓细流终于汇为长江大河。盛唐时，“选学”更受重视，杜甫就曾告诫儿子要“精熟《文选》理”。根据《朝野佥载》的记载，盛唐时，乡学亦立有《文选》专科。李善注《文选》详于典章制度和名物训诂，字句的疏通可能有所不及。甚至有人说他“释事忘义”。因此唐代学术界又兴起为《文选》重新作注的风气。开元六年(718)，吕延祚将《进五臣集注文选表》献给唐玄宗。五臣即吕向、吕延济、刘良、张铣和李周翰。此后一直到11、12世纪期间，五臣注颇受世俗青睐，较之李善注本更为流行。此外唐代注本在日本也保留了一些残卷，其中最重要的有金泽文库的《文选集注》，原有120卷，保留了除李善注、五臣注之外的《文选钞》《文选音决》及陆善经注等。这些旧注不仅有助于对《文选》的理解，而且通过这些旧注，可以解决“文选学”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著名学者罗振玉在清朝末年东渡日本时，发现此书，叹为观止，于是请人摹写，加上自己收藏的两卷，成《唐写文选集注残本》16卷。中国学者得以据此考见《文选集注》之一斑。但是罗氏本多为摹写本，且收录颇多缺失，不无遗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由周勋初先生组织的《唐代文选集注汇存》则弥补了这些缺憾。该书据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本加以复制，并根据《文选》原来的次序重新编定，对于影印本前后重出或颠倒之处时有订正。更有意义的是，该书在京都大学影印本基础上又增补了一些新的资料，如海盐张氏所藏2卷、楚中杨氏所藏1卷、周叔弢所藏1卷等，就是新增补的部分。至此，流传至今的《文选集注》，已经发现达24卷之多。

到了宋朝，有人将李善注与五臣注合刻，统称“六臣注《文选》”。但是，六臣注合刻本有许多缺点，其中最大的缺点就是忽视了五臣注与李善注在体例及质量方面的不同，混同一体，致使李善原有的注文亦无从分辨。李善精通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博览群书，详密精研，史称“淹贯该洽，号为精详”。但是五臣的学术素养远远不及李善，注解颇多疏漏。两种注本的学术成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自从六臣注盛以后，李善注本反倒淹没无闻。到了宋淳熙八年(1181)，宋代著名文学家尤袤刻李善注本问世。李善注本的巨大价值重新得到了世人重视。清代胡克家翻刻尤袤刻本并加详细校勘考异，现已成为流传最为广泛的李善注释的标准本。

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了当时盛行的一句话：“《文选》烂，秀才半。”由此可见《文选》在当时流行的一般情况。但是根据王应麟《困学记闻》的说法，“熙丰之后，士以穿凿谈经，而选学废矣”。这正说明，宋、元、明三代，在注释考证方面没有做出特别突出的成绩。一直到了清朝，朴学大兴，学者在经史之外，倾其余力研究《文选》，专著甚多，既博且精。其中最重要的有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张云璈《选学胶言》、梁章钜《文选旁证》、朱珔《文选集释》、胡绍瑛《文选笺证》等。民国以来，《文选》研究力著要以高步瀛的《文选李注义疏》、骆鸿凯的《文选学》最为博洽和著称。

现存最早的《文选》写本是敦煌石室所藏及吐鲁番发现的若干唐抄《文选》残卷。饶宗颐先生已将散见各处的抄本汇为《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由中华书局2000年影印出版。现存最早的木刻本则是北宋天圣、明道年间(1023—1032)刊刻的李善注本，可惜仅残存19卷，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另外，至少还有四种完整的宋版《文选》流传至今：一、淳熙八年(1181)尤袤刻李善注本，现藏国家图书馆。中华书局1974年据原本影印，4函20册。二、绍兴三十一年(1161)陈八郎宅刻五臣注本，现藏中国台湾“中央图书馆”。该馆1981年据原本影印发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长洲蒋氏心矩斋影写本。三、绍兴年间(1131—1162)赣州刻《文选》六臣注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四、明州刻《文选》六臣注本，现藏于日本足利学校，汲古书院1975年据原本影印发行。目前流传最广的《文选》版本是清代胡克家翻刻尤袤刻本。这个本子经过顾千里的详细校勘，写成《文选考异》10卷。台湾艺文印书馆1955年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据以影印。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据胡克家刻本重新排印的校点本。这是目前较为通行的读本。

近年来，《文选》学研究日益深入。长春师范学院成立了“《文选》研究所”，并主办了两届国际学术研讨会，郑州大学目前正在组织编修《文选研究集成》。在中国台湾省，彰化师范大学也建立“《文选》研究中心”。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教授已将《文选》译成英文，附有详细校注，前三册已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在日本，《文选》一向深受重视，早在奈良时代(710—793)，《文选》成为朝廷进士会考必备的科目之一。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日本学者如铃木虎雄、斯波六郎和吉川幸次郎等以《文选》作为学术上的特别研究范围。此外，由小尾郊一和花房英树合译的日译本《文选》全套七册也在1974年到1976年间由集英社出版。另外还值得提及的是斯波六郎编辑的《文选索引》于1955年由京都大学研究所出版，这本索引对《文选》在检字释词方面极有助益，书中还附录了一篇有关《文选》校注史的长篇论文。该书已由李庆翻译成中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注释

① 见胡克家刻本《文选》后附《〈文选〉考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