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魏晋南北朝诗文研究文献·建安文学研究文献·曹操研究文献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献·魏晋南北朝诗文研究文献·建安文学研究文献·曹操研究文献

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曹操受到了文学界、史学界和哲学界的共同关注。

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生于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卒于汉献帝二十五年(220)。生平事迹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江耦《曹操年表》、徐公持《曹操评传》^①。曹操在文学艺术方面有着广泛的兴趣，“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①。其生平著述甚丰。据清代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考证，后代流传的著作有19种之多。《隋书·经籍志》著录《魏武帝集》26卷，注“梁三十卷，录一卷。梁又有《武皇帝逸集》十卷，亡”。明人张溥辑《魏武帝集》1卷，包括：令、教、表、奏事、策、书、尺牍、序、祭文、乐府古辞等一百四十余篇。丁福保据严可均《全三国文》、冯惟讷《古诗纪》重辑为4卷。1959年中华书局根据丁本校订补充，增加《孙子注》、附录《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裴注、江耦《曹操年表》及姚振宗《三国艺文志》中曹操著作考，编成《曹操集》，其中收诗22首，文152篇，另有补遗6则。这是目前较为详备的本子。1962年、1974年两次重印。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曹操集译注》也是在此本基础上加以分段、标点、注译的。黄节有《魏武帝魏文帝诗注》辑录曹操诗24首，注仿李善，注明典故出处，间释字义。夏传才的《曹操集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通俗易懂。

曹操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在封建社会后期，他被人视为白面奸贼。在现代中国，胡适、鲁迅曾为其鸣不平。胡适说：“曹操在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当时无人能比得上他。他却又是一个天才很高的文学家。”鲁迅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②郭沫若1959年1月25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主张“替曹操翻案”，从此引起了新中国学术史上一次规模盛大的讨论。概括起来看，20世纪后半叶，有关曹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社会史中的曹操;二、思想史中的曹操;三、文学史中的曹操。

与社会史和思想史的曹操研究相比较，文学史上的曹操研究没有大起大落的现象。其研究热点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曹操与建安文学的关系

传统的观点认为，曹操领导了建安文学的发展，促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是建安诗坛的领袖。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指出：“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他是汉末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他一方面凭借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广泛地搜罗文士，造成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局面;一方面又用自己富有创造性的作品开创了文学上的新风气。”这种论点代表了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他们认为，曹操对建安文学繁荣与发达的贡献，主要是他在政治上为之提供了一个稳定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是他身体力行带头为建安诗文铸塑新气象，开创新传统，建立特定时代的文采风骨，使之放射异彩。曹操对建安文学所起作用，是他同时代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企及的^①。而刘知渐《评郭沫若同志的〈替曹操翻案〉》一文则提出了相左的见解，认为建安七子本来早已成名，并不是曹操培养、影响了他们，他们原来还写点有关现实的好诗，来到曹操势力范围之后，就只能歌功颂德了。曹操对建安文学的消极作用是多于积极作用的^②。

2.曹操诗歌研究

这是曹操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对曹操诗歌思想内容的认识和总结，歧见较少(游仙诗除外)。多数学者认为曹操诗歌表现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深刻反映了汉末现实;抒发了自己的雄心壮志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体现了建安时代精神风貌。秦效成《论曹操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认为，“曹操的现实主义精神有其适应时代趋势的思想、政治根源和个性特征”;“他不仅真实地反映建安离乱现实，还揭示批判了致乱根源”;“关心民瘼和呼喊出人民的心声和愿望就成为曹操现实主义精神的另一突出表现”;“反映社会发展趋向，体现时代精神，是曹操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又一卓异之处”。张如法《“去日苦多”与“志在千里”——读曹孟德诗札记》将曹操诗中的忧愁归结为四点：一、忧乱世不治，帝、臣、民皆受难;二、哀征战之苦，同情军民之不幸;三、忧贤才不聚、不同，王业不隆;四、不戚年往，忧去日苦多，当爱时进取。并说：“‘志在千里’与‘去日苦多’都是壮情，表现形式不一样而已，后者具有悲壮的色彩而已。”^①章培恒《三曹集·序》(岳麓书社1992)指出，曹操诗歌“最能打动人的则是植基于强烈主体意识的高昂甚或悲凉的感情，那是作为主体的个人在与客体英勇搏斗中的命定败北与悲哀、顽强，而作为他的对手的客体，则不但有社会，更有自然”;“他不是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屈从于社会的已有规范，而是毫无顾忌地表现自己真实而强烈的感情，这成为追求文学自身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此论别开新域，自成一说。关于曹诗的艺术性，游国恩等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曹操的诗极为本色，艺术上的显著特点是用质朴的形式披露他的胸襟。”陈飞之《论曹操诗歌的艺术成就》对曹操诗歌的艺术性进行了细致探究，认为曹操“一、他深化了《诗经》以来的忧时悯乱的现实主义传统……把现实主义诗歌的批判精神推进了一大步”;“二、发展了《离骚》以来的浪漫主义精神”，“增强了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积极因素”;“三、他吸取了两汉乐府古诗中叙事、抒情、写景、议论之所长，熔于一炉，自铸伟辞”;“四、他是借乐府以写时事的开创者”;“五、他丰富了诗歌中的想象、比兴、使事和情景等多项艺术手段”(《文学评论》1983年5期)。吴云《论曹操诗歌的艺术风格》则分析了曹操诗歌风格对唐代诗人杜甫的影响。文章说，杜甫诗歌“沉郁顿挫”风格主要包括：(1)内容能广泛反映时代精神;(2)格调呈现出悲中有壮的艺术特色。而这两个方面恰是曹操诗歌风格的主要特点^①。蔡厚示《曹操诗歌艺术剖析》从审美的角度剖析了曹诗艺术，认为曹诗 “达到了情文并茂和文质相称的要求”，“属于一种刚性的崇高美”，“质朴古直，实乃一种造诣高超的艺术手法”。并说“曹操擅长用虚表实、举少总多、因小见大、化静为动等方法”。秦效成《论曹操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归纳曹操表现悲壮美的艺术形式和手法是：一、重大题材的选择与提炼;二、雄深壮阔意境的开拓;三、起伏跌宕的笔势;四、沉雄质朴的语言。与上述肯定者不同，对曹操诗歌艺术成就亦有否定意见，如认为其诗歌存在着语言浅直、板实、五言诗过于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诗歌艺术美的特质。钟嵘定其为下品，自有道理^②。

对于曹操的游仙诗原来评价一直偏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曹操也有一些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不足取。如《气出唱》除了游仙外，还有宿命思想。这些诗在艺术上也较枯燥，缺乏鲜明的形象。”显然，对曹操游仙诗持否定态度。近二十年，对于曹操游仙诗的评价有较大变化，认为游仙诗与社会诗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他的游仙诗所表现出来的主导思想，基本上是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精神^③。曹操晚年并不相信神仙，其游仙诗的思想也没有由求仙与求贤的冲突变为对缥缈仙境的追求。并认为曹操游仙诗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人意识与文意识觉醒时代的情感特点; 二是作为抒情言志的独特仙境空间特点^④。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他的游仙诗有企求长生之嫌，无出尘遁世之志，透过其求仙访道的外壳，看出其积极用世的内涵，是把对民生疾苦的同情与对丰功伟业的追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曹操游仙诗与《短歌行》等作品相似，不过是同一主题的变奏，写出了充满积极进取之意^①。还有不少比较研究三曹诗歌的文章。从诗歌发展的成就、一代诗歌的地位看，曹操高于曹植。从诗歌影响言，曹植大于曹操。而曹操与曹丕的诗风，一为阳刚，一为阴柔;一为雄浑苍劲，一为清丽婉约。曹操诗歌意象的特点是大、壮、古、朴，曹丕诗的意象却是小、弱、柔、丽。曹操诗的意象主要采用赋的手法来组合，曹丕诗中的意象主要采用比兴手法来组合。三曹的综合比较，从题材上看，操诗多限于政治、军事、民情等重大社会问题;从思想内容上看，多反映汉末动乱、民生疾苦与政治理想、雄心壮志;从总体艺术风格上看，操诗主刚，有阳刚之气;从表现手法上看，有明显的叙事性;从语言色彩上看，操诗质胜文，语言质朴简明;从艺术形式上看，操诗全为乐府^②。许多学者还对曹操的某些具体诗篇进行研究，撰写了许多论述赏析文章。这里就不一一论列了。

3.曹操散文研究

相对而言，对曹操散文的研究较为冷清。事实上，曹操尚刑名，厉法禁，反固执，尚通脱，破格用人，网罗文士，目的虽不在于改变文风，而文风却由此大变。“清峻”、“通脱”是曹操文章的主要艺术风格。这一风格与两汉以来文风大相径庭。曹操文章于“清峻”、“通脱”之外，又颇有文采，还有些文章显得比较委婉。曹操留下来的叙事性散文较多，其中虽然主要是当时宫廷官府常用的书、表、教、令等文体，但有不少写得内容充实。读了他的散文就看到了他的真胸怀，看到了鲜明的个性。曹操的散文，遣词造句简洁通畅，不拘绳墨，质朴无华。从表现方面说，曹操散文的特色首先是简约严明的风格;其次是真切感人的抒情;最后是既清峻又通脱的语言风格和既严整又不拘于一式的结构体系。这是他的人格和作风的反映。“风遒骨劲”既体现了这个一世之雄的政治家的风度和气魄、胆识和魄力，又显示了这个风流倜傥之诗人的刚毅果断的性格。“雅好慷慨”的文风，正是当时的时代风貌与他本人的英雄气概相结合的结果，很能体现他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地位。“文体清峻”的文风也是和他不雕饰、不浮夸、不求华辞、不拘形式的学风分不开的。

20世纪以来，在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内对曹操研究皆取得了巨大成绩。这表现在，一是曹操这一历史人物引起了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关注，许多文史哲专家介入了对曹操问题的讨论，发表了独到的高见;二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许多针锋相对的争论延续了四十多年，至今尚难有定论; 三是研究者涉及了广阔的领域，举凡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哲学思潮等领域皆有涉猎;四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有精审的考证，有宏观的审视，有传统方法的运用，有新方法的尝试。但是，也存在着许多失误与不足，举其大者，略有如下数端：其一，在某些时期、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干扰，学术研究被政治所利用，最明显的是1974年，该年度发表研究曹操的论文达123篇，多认定曹操是法家路线的代表;其二，一些文章缺乏理论深度，把问题简单化了;其三，对史料的研究不够，个别学者在未弄清基本史料的情况下，做出了片面性的判断;其四，有些论者的态度不够冷静客观，肯定者有吹捧美化之嫌，否定者有贬抑丑化之弊;其五，陈陈相因、人云亦云者众，有创见者少;其六，研究热点持续升温，冷处问津乏人。

注释

① 江耦《曹操年表》,载《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徐公持《曹操评传》,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①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叙》及《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② 见胡适《白话文学史·汉末魏晋的文学》、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① 参见今果《谈曹操和建安文学》,《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3期;胡明《关于三曹的评价问题》,《文学评论》1993年5期;胡世厚《曹操与建安文学》,《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1期。等等。② 参见《建安文学编年史》,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① 秦文、张文及下引蔡文并见《建安文学研究文集》,黄山书社1884年版。①吴文见《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4期。② 韩式朋《曹操诗歌别论》,《北方论丛》1993年2期。③ 陈飞之《曹操的游仙诗》,《学术月刊》1980年5期。④ 农作丰《关于曹操游仙诗的评价》,《广西师大学报》1993年1期。① 参见傅正义《三曹诗歌异同论》,《重庆师院学报》1993年2期。相关论文有:王昌猷《论三曹诗“气”及其风格差异》,《安徽师大学报》1984年2期;李南冈《试谈三曹诗歌的审美特征》,《东北师大学报》1983年2期;沈念慈《“三曹”乐集的音乐特色》,《艺谭》1984年2期。② 参见郭预衡《八代文风与曹操》,《光明日报》1984年2月28日;李晓阳《论曹操文章风格》,《西部学刊》1990年4期;张可礼《建安文学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高光复《简论曹操的散文》,《求是学刊》1981年4期;张啸虎《曹操文章与建安风骨》,《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4期; 张亚新 《曹操散文的艺术特色》,《求索》1983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