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辽代文学·辽代的韵文·辽代的诗歌

辽金元文学的内容·辽代文学·辽代的韵文·辽代的诗歌

晚唐作家皮日休写过一首叫做《颂夷臣》的乐府诗说：“夷臣本学外，仍善唐文字。”说明北方民族对文化学习的执著精神和彼此的文学渊源关系。《东北史料丛编·宋史》云：“契丹轻而不整，食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以驰骋为容仪，以弋猎为耕钓。栉风沐雨，不以为劳，露宿草行，不以为苦。复恃骑战之利，故频年犯塞。”(259页，辽沈书社1990)弋猎时代的生活与艰苦的环境造就了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凶狠的性格，辽代的文学就是这种生活环境的反映。从原始的歌谣和艺术发生的角度看，辽代的文学就是我国北方的“诗经”，也可以叫第二部《诗经》，是北方民族对生活的艺术把握和对自然与生活的感情体现，而不是像汉赋、唐诗、宋词那样去表现生活和感情。辽诗兴于后期，原因故多，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 以诗取士。辽初就实行辽汉分治的政策，先设汉儿司，后改为南院。随着入辽的汉人增多，南院的地位日趋重要。景宗保宁八年(976)，诏复南京礼部贡院，准备实行科举。经过相当的准备后，辽圣宗统和六年(988)“诏开贡举，放高举一人及第”(《辽史》卷一三)。契丹在灭燕、晋后曾允许其地沿传统开举。另外，很有意思的是契丹人允许汉人参加五代的科举考试，所以，不少进士出自辽朝建元之前;对于五代考中的进士，契丹人也予以承认，这当然与契丹和五代的特殊关系有关。诗是统治者大力提倡的一种雅业，也是考试内容，结果促进了诗歌的社会化发展，体现了契丹人因俗而治的国策。但是，辽不允许契丹人参加科举则多少限制了诗歌的发展。

(二) 诗和辽代统治集团。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通晓汉语，能识读写作汉文，长子东丹王买书万卷，亦能诗。辽太宗还可以直接用汉语写文书，批文件。但他们不仅不写诗，甚至连汉语也不让传播，施行的是愚民于战牧，保持传统之策。辽景宗后，经济发展，生活安定，统治者方以文雅而尚兴。首先，君主爱诗，学诗，尚有品评。辽人最用心学的就是唐诗。史志皆云辽圣宗亲以契丹大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召诸臣读之，还写出“乐天诗集是吾诗”之句，自号为“乐地”。他们不仅学唐，后来还注意习宋。契丹人偏爱宋代的作家主要是苏轼、魏野，有“逢见胡人问大苏”之说。辽圣宗以后，诗歌成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把诗与治国联系起来，也会赐诗嘉美，以诗表敬。帝王还常常与诗人结为诗友，节日赋诗。有时辽主还亲自陪宋使宴饮赋诗或钓鱼赋诗。诗在辽代有时还成为布发政治主张、宣情达意的工具，写诗形成了一种风气。

(三) 诗和下层百姓。辽代封建统治集团以文雅相尚，推动了诗歌的发展;广大知识分子以诗干进，以吟业登科举之途，强化了这种发展。辽代的百姓亦逐渐形成了爱诗作诗的社会风气。

辽代诗歌承唐而下，几乎各种诗体皆备，成为唐诗和元曲之间的一个桥梁，这是宋词所无法比拟的。

辽代诗体大致如下。

1.五言绝句。五言绝句体在辽朝不是主流，流传下来的作品也不多。最著名的是辽末王鼎编纂的《焚椒录》中作者署名为萧观音的《十香词》(此诗作者权署有争议——编者)，共十首，皆以香字落尾，用同一韵，形式如套曲。

2.五言律诗。辽代的五言律诗主要是汉族诗人和辽代贵族阶层所写的作品。如被辽俘虏后得到重用的和凝《题鹰猎兔画》等。

3.七言绝句。辽代的七言绝句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准。汉人写的如和凝的《洋川》等。辽代契丹人写作的七绝首推萧观音。王鼎《焚椒录》载其《怀古》云：“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这首诗看上去是批评汉赵飞燕之作，实际上是写巫山不见云，暗藏其情人赵惟一的名字，以致是她具狱的罪证(这是对萧观音评价的一家之言——编者)。包藏文字诗的出现，表明辽代人对于七绝体的运用达到了很熟练的程度。

4.七言律诗。辽代盛行的诗体除了七绝以外，就是七律。写作七律的有汉人，也有契丹人，以及西夏和高丽人。现存最有名的是辽宁朝阳寿昌五年天庆寺勒石，计有25首，已收入《全辽文》卷七。

5.五古、七古。相对而言，辽人中的契丹民族更喜欢不拘格律的五古和七古。五古如东丹王的“小山压大山”等。七古则很少见。

6.口号。口号是一种即兴吟成，可以朗诵而不必入乐的一种诗歌体裁，现已寻得二例。《契丹国志》卷一引《臆乘》云：“契丹主闻唐庄宗为乱兵所害，哭之，作口号曰：‘我朝定真冷。’朝定，犹言朋友也;真冷，遗命也，语出《庄子·山木篇》。”二书的作者均为南宋人，所记当可信，说明辽初契丹人就能写作口号。也有七言口号的。《辽诗纪事》(见《清诗话》下册)云：“(高丽金黄元)口号有‘……鳌驾蓬莱渡海来’之句。”

7.骚体。骚体即楚辞体，是一种感情比较激愤的抒情诗。《全辽文》录有太平十一年张俭撰的《圣宗皇帝哀册》，文末骚体辞曰：“殿幕开兮星已稀，灵驾动兮天欲曙，马踣地以悲鸣，人执绋而号诉……”文中抒悲愤之情，故用骚体。萧观音的《绝命词》24句，亦为骚体，但文字很齐整，见载《焚椒录》。

8.咒语诗。咒语诗一般为道士写作的青词，也包括原始信仰原因创作的咒语等。但辽代道、佛关系混乱，道士住持地方也称为寺或塔，寺中亦能供辽祖图像等等。这是从辽太宗开始形成的信仰格局。《朝鲜文学史》云：“《心火绕塔》有驱逐火神志鬼之咒语诗：‘志鬼心中火，烧身变火神。流移沧海外，不见不相亲。’”

9.回文诗。回文诗在辽诗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今可寻者仅一则。《辽史》卷一○七《耶律常哥传》云：“时枢密使耶律乙辛爱其才，屡求诗，常哥遗以回文，乙辛知其讽己，衔之。”今诗已不传。

10.其他。辽代的杂言诗有一定的市场，有的甚至近乎散文，显得质朴和口语化。还有一些四六文以及八言的对句，皆比较零散。六言诗即有上节提到的萧观音骚体绝命词，每句皆夹一“兮”字。另外还有契丹语诗，以及契丹语汉语相杂的诗。这些诗有辽人作，也有的是汉人和使辽使者的作品。辽诗也有长制，有的长达千言。如《湛然居士文集》卷八收录的契丹语译过来的辽代寺公大师的《醉义歌》，一律七言句，近千言之长。辽代还有歌行体，如《姜白石诗集笺注》引的《契丹歌》(《全辽文》作《契丹风土歌》)，就是用七言歌行的体裁。另有谚语、歇后语等，也近于诗。

总之，辽代诗歌运用的体裁很多，也比较有成绩，最突出的是五言诗和七言诗。从现在的辽代诗歌和有关材料看，佛教与辽诗的关系最为密切。我们具体分为以下几点来说。

1.诗、佛和统治集团。辽圣宗以后，几乎每代帝王都是崇佛的，但并不佞佛。他们和佛教徒交往的一种主要媒介就是诗。辽宁辽阳的《玉石观音唱和诗》25首的作者除了沙门智华以外，其他二十余人都是当时政治、文化界的领袖人物。

2.诗和僧。辽代的僧人不少就是诗人，有的还很著名。如僧非浊、文首座、僧智化、高丽僧等，皆闻名诗坛，并且有作品流传下来。

3.诗和佛。诗讲究形象、意境和审美感受，往往托象寄情，因此和佛教的修炼、顿悟、环境、物象等形成了契合点，或者说有些共同性，所以诗心有时又往往类于佛心。这类作品在辽代诗歌中占有一定比例。

4.以诗阐佛。佛教徒写诗有的述志，有的写景，有的抒情，有的阐释佛理，但无论何种视角都离不开一个“佛”字，不管是常见的体裁还是佛家惯用的颂、偈均如此。以诗言佛，是辽代的普遍现象，也是佛教传入中国后诗坛共有的特征之一。

5.佛教对诗歌的影响。佛教对文学的影响有时是明白可见的，有时又天衣无缝，似不着一字。如苏颋亡妻之后作有一首《叙怀诗》，把其妻过世看作与尘世无缘，明显受到佛教的影响(见《辽诗纪事》苏颋条)。在辽诗中常常出现的就是凡尘、因果、觉悟等等佛教因素。但由于辽代三教关系比较混乱，所以佛寺里能住和尚和道士两种人，因此作品中会出现三教混一的现象。

辽代诗歌流传下来很少，其不发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态度。辽太祖虽然造了自己的文字，但不久便又造一种新文字，对于从未接触过文字的游牧民族来说，他们没有时间也不会愿意放开自己的祖业游牧去学习文字，况且音乐等条件也不具备，故有诗也不会付诸文字。再加上辽太祖等担心学汉语会改变契丹人固有的习性，拒绝契丹人学习汉语，故诗与契丹人总是隔膜颇深。

2.辽代诗人作品位移为唐宋金人作品。我国历来有视四方少数民族为夷狄的传统，人们不可能像保存汉代文化那样保存辽代文化。甚至五代入辽的诗人作品也统统被改为唐人作品，如和凝等等就是，还有李浣、李翰等也纷纷变成唐五代人士，其实他们的作品不少写在辽朝，至于宋代的就更多了。在《全唐诗》中我们发现很多是辽地风物人情的作品，有可能就是在辽国写作的，严格讲也不能说是典型的唐诗。究其原因，与辽人实行辽汉分治有关。契丹民族尤其在早期无论在仕途、生活等任何方面都与诗无太深的缘分。这种局面除了少数统治者例外，直到辽末才稍有改观，所以辽代诗歌不可能是发达的。现在能搜索到的辽诗文集有名字者亦不过四十余家，其分量如何还是个未知数。

3.辽代地域广大，几千里方圆，但主要城市就是辽初兴建的五京。城市的不发达，诗学土壤的贫瘠，造成文人不能安心课其诗业，就是有一些作品面世，也难作长期保存，何况自辽本身开始并没有形成保护文集的习惯与条件，所以金人迅速吞灭五京，纵火抢掠，辽诗文集多为战火与战乱所毁灭也是史之必然。毕竟诗歌不是产业，社会要靠经济来滋养，生计乃先。

4.文化的不发达造成了诗歌的不发达。辽代建制以来，始终与四方之国有战事发生，重视的主要是贵族教育，县学极少，后期虽有增加，也难成大器，故诗文之事只是统治者的工具和生活点缀，辽诗不可能出现繁华的局面。辽圣宗以后，随着生活的安定，诗坛曾有热闹的迹象，但道宗十年偏偏又下令禁止民众私刊文字。这些，都是造成了契丹统治时代的诗歌不发达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