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民族关系·宋蒙关系与宋末文学中的民族意识

宋代文学与民族关系·宋蒙关系与宋末文学中的民族意识

南宋王朝在其最后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蒙古族成为它最主要的外敌。1234年(宋理宗端平元年)，在南宋军队的支持下，江南汉族政权“不共戴天”的宿敌——金朝，终于被新崛起的另一个更为强悍的北方民族——蒙古灭亡了。然而历史竟是惊人的相似，如同当年北宋联金灭辽一样，南宋与蒙古人的携手使它从此踏上了不归之路，四十多年后(1279)在南粤的厓山海岸，南宋王朝走完了它最后一步。灭金之后，已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便毫不犹豫地扑向了国力孱弱的南宋王朝。蒙军的南侵又一次将汉民族推向了生死存亡的关口。尽管这时南宋政权已十分腐败，但在民族矛盾激化时，朝野上下的民族求生意识也再一次被唤起，与强悍无敌的对手展开了艰苦卓绝的血战，仅一座小小的钓鱼城在骁勇善战的十万蒙军围攻下竟固守了36年! 就这样南宋的灭亡被推迟了近半个世纪。在南宋挣扎求存的最后岁月里，其文学也被迫发出了它“最后的吼声”，爱国精神再一次引人注目地成为文学的灵魂。南宋王朝无可挽回地灭亡了，但这一灵魂并没有死去，它仍然在异族铁蹄下悲吟着心底的哀痛。这时期文坛上最突出的是两类作品：一类是英雄壮歌，一类是遗民哀音。二者形式虽有别，但其爱国御侮的精神则无异，代表了民族败亡之际人民的意志和情感。这两类作品为宋代文学的殿堂抹上了最后一缕血红的云霞。

英雄壮歌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然曲高和寡，所作数量并不多。在这类作品中独擎大纛的是状元宰相文天祥。作为“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的人格典范，其诗词文赋表现了汉民族在遭遇外侮时特有的凛然正气和英雄气概。此前，失地苟和让志士仁人蒙羞含愤，但心里总存有一份“恢复”的自信和希望。而文天祥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抱定的信念是“化作啼鹃带血归”(《金陵驿》)，这已不同于辛稼轩那种“洗胡沙”、“补天裂”的民族理想，而更多地含有了殉道的性质。惨重的民族灾难，将宋代文学的爱国主义推向了它的最高境界——殉道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天祥是自屈原以来达到这一极境的第二人。对杜诗“诗史”精神的自觉认同，改变了文天祥早期创作中多学江西诗法的倾向，在诗歌艺术形式的创新上他也做出了可贵的努力。比如出于记史言志的需要，他写作了大量的连篇接续的纪行诗，其纪行叙事之详以及内容形式的丰富多彩为前人所未有。他一生两集杜诗，赋予一般作为文字游戏的集句诗以严肃的内容和言志写怀的功能。宋末文坛上的英雄壮歌，我们还可举出另一位身殉国难的抗元将帅李庭芝和只存有两句诗的民族英雄陈仲微。一些元初遗民诗人在宋亡之前也多有表现其英雄壮怀的诗篇，如谢翱(1249—1296)的诗《结客行》等。

与抗元英雄的悲壮战歌一样，南宋遗民文学的亡国之音也是宋代文坛上一道闪亮的异光。这些遗民虽然人已入元，但其文脉无疑与前朝相承，就其作品所反映的思想情感和创作风格而言，也当视为宋代文学的遗音余响。遗民是一个悠久的历史现象，从有文字记载的伯夷、叔齐以来，每一次改朝换代的时候都会遗留下来一批“不食周粟”的忠臣义士为故国守节，这些人中也不乏饱学之士，但以文学著称的并不多。而南宋亡后的情况就不同了，方季野《宋季忠义录》^①收录南宋遗民544人，刘壎《宋遗民录》^②记遗民佚事，涉及郑思肖等11人。据多种文献统计，这些南宋遗民中有诗作传世的就达三百六十余人之多。如此人数众多的遗民作家群体的出现，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宋之前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大规模的遗民作家群体，主要是朝代的更替多在汉族内部进行，文人士大夫对于新朝的接受在“治统”上不存在夏夷之别这样的文化心理障碍。而那些“夷狄进于中国”的朝代更替，似乎也没有出现宋亡后的情况，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夷狄”新朝比较好地解决了其统治链条中的“道统”问题。在中国文化中的“夏夷”之分主要基于文化而非血缘。入主中原的异族统治者如果在文化上主动地尽快地皈依汉文化，实行“汉法”，重用儒士，推行民族和解政策，这样汉族士人不合作的心理底线将会逐渐崩溃，统治者归化遗民的成本将大为降低，比如女真族统治者摧毁北宋政权后的情况。而元初蒙古族统治者所为则并非如此。元代宋兴，民族关系的格局为之大变，曾长期并峙对抗各自为政的蒙古、契丹、女真、汉族及西域各民族——色目人被统一在一个大帝国之中，蒙古统治者实行民族分化政策，按民族将国人分为四等，江南汉族人地位最低下。南宋汉人这时已成了这个多民族帝国中的一员，但是许多人在思想感情上的身份认同仍无法随着朝代的更替而转变。特别是文人士大夫阶层，作为民族精英，他们从前宋的“四民之首”地位一下子跌入到了社会的最底层，最深切地尝到了祖国沦亡和民族歧视的苦果。作为下等民族的屈辱和社会地位的沦丧、功业幻梦的破灭、人格形象的扭曲所引起的极度悲愤，使他们不得不努力挣扎起来，寻求患难知己，相濡以沫，并借助文学以抒写其共通的遗民情怀，于是形成了这样一个庞大的遗民作家群体^①。这批遗民文人主要活动于吴越一带，以杭州、会稽为中心，形成了连接浙东、浙西并辐射至台州、浦江、严州等地甚至苏南、皖南的文学创作群落。他们往往以诗社的形式组织在一起，吟诗填词，以抒亡国之痛与抑郁之怀。

宋元之际民族关系变化和重组决定了遗民作家群体的形成，也直接关系到这些作家创作中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归宿。在其作品里，故国之思，黍离之悲，始终是一个无法消解的感情固结;残暴杀戮，生灵涂炭，永远是一场撕裂心肺的噩梦;而对于抗元英雄以死报国的忠贞志节，给予热情的歌颂;对于南宋君臣的昏庸无能，特别是那些贪生怕死变节事敌分子，他们予以严厉的抨击和辛辣的讽刺; 许多作品对南宋灭亡的缘由进行了沉痛的反思，以期总结出历史的惨痛教训;此外，相当数量的作品表现的是他们痛感回天乏术，无力抗争，而遁入山林江湖之间的避世情怀。不管作品的主题侧重哪个方面，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气节操守的崇尚，是这些遗民文学一个共同的特征，如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刘辰翁的《古心文山赞》《文山先生像赞》、谢枋得的《宋辛稼轩先生墓记》《却聘书》、郑思肖的《心史》等。元初宋遗民词的创作成就比较突出，由当时的词坛背景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矛盾对创作的影响。江南遗民词人的创作活动，当以《乐府补题》唱和最为著名。尽管其是否隐指杨琏真加发南宋诸帝后陵事，还不能肯定，但作为南宋遗民心理的集中流露和遗民词人的群体活动，则是无疑的。词这种“低徊要眇”之体最适于表现人们的“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而咏物的形式又使这种情感得到更为隐微蕴藉的寄托，这对于身处异族高压统治下的遗民文人表达亡国之哀怨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遗民词人的创作把咏物词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促进了词学批评中寄托说的成熟。

遗民的存在毕竟是一种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短暂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外部环境的变化，遗民的思想、心理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蒙古统治者意识到江南士人合作的重要性时，忽必烈开始了大批征召原南宋儒士的活动，在强大的外部攻势之下，遗民内部逐渐失去了均衡。许多人出任元廷高官，一些坚辞不仕的名士最后也被辟为学官，当然也有许多不为威逼利诱所动而坚守志节者，如不屈而死的谢枋得，不过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前后，作为整体意义上的遗民作家群体便不复存在。由此，宋代文学的最后一道回光在民族融合的进程中消失了。

注释

① 万斯同辑,四部丛刊本。② 程敏政辑,中华书局排印本。① 参见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的形成与解体过程》,漳州师院学报1998年第2期。